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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經濟思想研究在西方的反響
2021年06月26日 08:33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5期 作者:鄒進文 字號
2021年06月26日 08:33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5期 作者:鄒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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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作者簡介:

  摘要:19世紀中葉,隨著中國被迫納入西方主導的經濟全球化體系之中,中國經濟思想亦開啟了“西學東漸”的進程。伴隨著中國近代經濟思想的發展,中國經濟思想也開始影響西方,對西方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的制定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由此,近代中國在經濟學“西學東漸”過程中,呈現出中西互鑒的局面?;谟⑽奈墨I,在全球視野下考察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可以擴展研究內涵,展示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對世界經濟思想優秀成果的吸納和對世界經濟思想發展的貢獻,凸顯對人類文明互鑒的關注與思考。

  關鍵詞:經濟思想 全球視野 近代中國

  作者簡介:鄒進文,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武漢430073)。

  中國近代經濟思想的研究起步于民國時期,90多年來,相關論著蔚為大觀。但是,多數論著立足國內,很少把它放在全球視野上來探討。19世紀中葉,隨著中國被迫納入西方主導的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中國經濟思想開始受到西方經濟思想影響,開啟經濟學“西學東漸”進程。隨著中國近代經濟思想的發展,中國經濟思想亦對西方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的制定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因此,經濟學“西學東漸”的過程中,呈現中西經濟思想的文明互鑒局面。中國近代經濟思想是世界經濟思想的一部分,我們必須從全球視野出發,才能明確中國近代經濟思想的歷史方位和豐富內涵,才能充分展示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對世界經濟思想文明成果的吸納和對世界經濟思想發展的貢獻,凸顯對人類文明互鑒的關注與思考。

  從全球的視野來研究中國近代經濟思想有很多角度,本研究主要關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從他者的角度來看待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即西方學者有關中國近代經濟思想的評述;二是從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對西方作出貢獻的角度,即其對西方經濟社會產生的影響;三是從西方國家對中國近代經濟思想演變的影響角度,即其演變中的國際影響因素。

  一、西方學者有關中國近代經濟思想的評論

  中國學者對于中國近代經濟思想的評論已經碩果累累,但從西方學者的角度來評論中國近代經濟思想的成果卻付闕如。西方的漢學家更多的是從中國文明的視角展開,而西方的經濟學家則更多的是從經濟理論的視角切入。

 ?。ㄒ唬┪鞣綕h學家的視野

  西方漢學是西方學術體系的一個分支,它以西方人的視野、方法來研究中國的歷史、政治、社會、經濟等領域,其中特別關注中國歷史和文獻典籍的研究。從總體上看,對中國近代經濟文獻,西方漢學家特別關注的領域集中在中國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中國近代主修經濟學專業的留學生,具有比較深厚的國學基礎,在歐美大學又系統學習了西方經濟理論,二者相結合形成了獨特的學術結構優勢,因此博士論文中研究中國經濟史、經濟思想史的為數不少。這些論文用英文、法文、德文等寫成,更容易引起西方漢學家的關注。

  由于學術旨趣相同,西方漢學家非常關注中國留學生這一群體,支持并鼓勵他們運用西方經濟理論框架和方法進行中國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在積極探討學術問題的基礎上,西方漢學家還親自指導中國留學生寫作博士論文。這些留學生的博士論文出版以后,漢學家通過發表評論文章,向西方介紹中國留學生博士論文的學術成就。

  最早引起西方漢學家關注的中國近代經濟思想文獻,是德國萊比錫大學博士周毅卿完成的博士論文。周毅卿1906年留學德國,1909年在德國新歷史學派代表人物卡爾·比謝爾的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中國寧波的商業形態》(Die gewerblichenbetriebsformen der Stadt Ningpo in China),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該論文是中國學者所著的第一部基于新歷史學派視野研究中國城市經濟的經濟學著作。博士論文出版當年,德國的《綜合政治經濟學雜志》第30期專門出版增刊,全文刊載該博士論文。同年,德國圖賓根的勞普出版社(H.Laupp)出版了該書的德文版。周毅卿的博士論文引起了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1864-1920)的關注,韋伯在其1916年出版的《儒教與道教》所列文獻中就有此作。韋伯在導論中特別指出:“在K.彼謝爾的學生中,一位叫做牛慶祖的博士提供了《寧波市的實業企業形式》。迄今為止,這是對一個近代中國城市經濟進行論述的最佳著作,它刊登于1909年蒂賓根的《綜合政治經濟學雜志》第30期的增刊上面?!边@里提到的“牛慶祖”,就是周毅卿。在《儒教與道教》一書中,有關中國的城市與行會部分,韋伯反復以寧波為個案加以論述。1983年,美國紐約出版商將周毅卿的博士論文列入《中國社會學與人類學》(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叢書,伊利諾伊大學漢學家彼特·施蘭將該書譯成英文出版(Forms of Business in the City of Ningpo in China,1909)。日本漢學家、中國經濟史研究專家斯波義信(Yoshinobu Shiba)在其1988年出版的《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一書中,將周毅卿的博士論文列為重要參考文獻。該書分前、后兩篇,后篇《寧紹亞地域的經濟景況》的第二部分為《寧波的狀況》,其中有關宋以后寧波的論述,十多次征引周毅卿的博士論文。

  哥倫比亞大學博士陳煥章1911年完成博士論文《孔門理財學》,在該論文寫作過程中,陳煥章得到哥倫比亞大學第一位“丁龍講座教授”、漢學家夏德(Friedrich Hirth,1845-1927)的精心指導。1911年,在《留美學生年報》第1期上發表了陳煥章介紹哥倫比亞大學的一篇文章,題為《說哥倫比亞大學堂》。此文中介紹道:“教員夏德博士,德國人也,旅居中國數十年,曾任稅務司,熟諳中國學問,誠意懇摯,循循善誘?!标悷ㄕ碌牟┦空撐某霭鏁r,夏德專門為其作序,認為陳煥章的優勢在于既精通孔門之道,又明了西方科學的方法。陳煥章的博士論文出版以后,很快引起西方漢學家的關注,英國漢學家布勒克1912年在《英國歷史評論》(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美國漢學家羅斯1912年在《美國經濟評論》(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英國漢學家波乃耶1913年在《大不列顛及愛爾蘭皇家亞洲學會雜志》(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發表了《孔門理財學》的評論文章。布勒克指出:“本書最引人入勝之處,在于其歷史部分對中國古代社會生活及不同時期政府在經濟方面采取的措施的敘述?!辈祭湛苏J為,該書的不足之處在于缺乏對中國古代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關聯的深入分析,“讀此書時,我們經常面臨一個困難,即近兩千年來,中國人大多信奉儒家學說……但是他們的政策措施經常與孔子所言不符,而本書作者并未引導我們辨別這些措施是對孔子教義的發展還是違背”。羅斯非常推崇《孔門理財學》,他認為該書是“西方學術訓練與儒家學術的完美結合,這使得這本著作在經濟文獻中,將占有獨一無二的地位,并且將打開西方人的眼界,使其注意到中國思想,以及中國人豐富經驗的價值所在”。

  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漢學家溫斯頓,長期關注中國留學生的學術成果,僅評論中國留學生博士論文的文章就有十余篇。1915年,溫斯頓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兩篇重要的評論文章,均是針對1914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一位是陳兆焜,論文題為《清代的稅收制度(1644-1911)》,另外一位是魏文彬,論文題為《中國的貨幣問題》。對于前者,溫斯頓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認為“陳先生寫了一篇有關舊政權的極好的稅收概述性著作”。特別是對書中有關鹽稅方面的描述,更是加以充分肯定:“該書一項重大成就是對中國混亂、無規則的‘鹽稅’制度作了分析,使其主要輪廓清晰?!钡珳厮诡D也指出了該書的不足,認為“該書過于概括,不完整。未能描述關稅及其他眾多稅收——如茶稅、各種礦稅、當鋪稅、土地買賣稅等。這些稅種雖然是次要的,但至少應該提及”。對于后者,溫斯頓指出此文的不足之處在于只是簡述了中國貨幣制度和貨幣改革的歷史,評論過少,而且大部分是不發達經濟體共同存在的貨幣問題。同時,溫斯頓也敏銳地指出魏文彬在共性問題中發現了中國的特異性問題,認為這是魏文彬的重大貢獻。他也強調近代中國幣制改革的特異性在于深受外國的影響,不得不與其他國家協調,因此受到極大的局限。

  1916年,哥倫比亞大學朱進的博士論文《中國關稅問題》出版以后,溫斯頓也立即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評論文章,高度評價該書對于中國解決關稅問題的現實意義。他認為中國財政制度也存在特異性,同貨幣制度改革一樣深受外國的影響,即關稅主權基本上掌控在外國人手中,利益紛爭在所難免。溫斯頓認同朱進論文中關于中國關稅的歷史及現狀的觀點,特別支持朱進有關中國貿易自由的討論。同時,溫斯頓也指出了論文中的一些規范性問題,認為應該補充完整的索引和參考書目。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漢學家威羅貝亦非常關注中國經濟學博士論文。1920年,他在《美國國際法雜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上發表了哥倫比亞大學施宗樹的博士論文《中國對外貿易》的評論文章。威羅貝對于該論文選題飽有興趣,他還對比評論了美國漢學家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所著的3卷本的《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威羅貝認為施宗樹的論文更具優勢:首先,施宗樹論文涉及的期限更長一些,補充了1911年以后的相關內容;其次,施宗樹論文還提供了關于中國商業貿易的一些具體數據和描述性信息。同年威羅貝又在《美國政治科學評論》(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上發表了哥倫比亞大學博士黃鳳華1919年完成的博士論文《中國的公債》的評論文章,指出:“黃博士將債務分為內債、賠款和戰爭、鐵路、全國和?。▏鴥韧猓┑阮悇e,分門別類按章敘述。該書主要是各種借款條款的匯編和總結。在最后一章,黃博士得出了一些結論并提出了一些建議?!薄包S博士建議中國政府抓住一切機會,規制公債,簡化和調整其條件,并采取措施,從稅收和其他普通收入中獲得財政來源?!?/p>

  1936年,哥倫比亞大學冀朝鼎完成的博士論文《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亦受到西方漢學家的關注。該文“基本經濟區”的研究理路在學術淵源上明顯受到德裔美國漢學家魏特夫的治水社會及其核心區理路的影響。冀朝鼎在博士論文的序言中專門感謝魏特夫對他所做的指導。論文出版的當年9月,魏特夫就在《太平洋事務》(Pacific Affairs)上發表了針對冀朝鼎博士論文的評論文章,認為此書對于認識中國非常重要,研究遠東的學者必須重視此書。此外,1937年荷蘭漢學家、萊頓大學教授戴聞達亦在《美國歷史評論》(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上發表針對冀朝鼎博士論文的評論文章。

  美國漢學家、歷史學家海曼·庫柏林1950年在《太平洋歷史評論》(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上發表的針對哈佛大學博士張培剛1945年完成的博士論文《農業與工業化》的評論文章,肯定了農業國工業化這一選題的理論意義與實踐價值,對于書中論述的用何種方式實現工業化非常感興趣。

  漢學家通過發表評論文章,向西方介紹中國學者所做的外文經濟學文獻,擴大了中國經濟學者在西方的影響。中國近代外文經濟文獻選題廣泛、研究深入,它們反過來也拓展了西方漢學界的研究視野,對豐富西方漢學具有重要價值。

 ?。ǘ┪鞣浇洕鷮W家的視野

  相較于西方漢學家,西方經濟學家有關中國近代經濟學論著的評論文章內容更豐富。最早關注中國留學生博士論文的經濟學家是英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1912年,英國的《經濟學雜志》(The Economic Journal) 刊發了凱恩斯的一篇評論文章,這篇文章的評論對象是中國留學生陳煥章的博士論文《孔門理財學》。凱恩斯認為“在陳煥章博士這本博學而令人愉悅的書中,有大量的內容人們將會引述,比如孔子的優生原則,關于勞工流動的規定,或是寫得極好的中國稅制史”。

  1929年,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莫里斯·多布對哥倫比亞大學段茂瀾1927年出版的博士論文《作為經濟學家的西斯·蒙第》進行評論,該文發表在《經濟學雜志》上。多布指出:“段博士對西斯·蒙第作了細致的學術研究”,“對西斯·蒙第學術思想的每一部分依次作了考察?!钡嗖紝Χ蚊癁懙恼撐牡牟蛔阋沧髁嗽u價,認為段茂瀾的研究“給我們提供的總體圖景不能令人滿意,他在有關西斯·蒙第思想作為一個整體對于經濟科學的發展的意義及其與其他思想的關系的闡述方面少有成就?!蓖瑫r,多布對段茂瀾認為馬克思借鑒西斯·蒙第的觀點提出質疑,他認為馬克思的一些觀點比西斯·蒙第的理論更加豐富,比如危機理論和人口理論等,而段茂瀾對西斯·蒙第和馬克思的對比研究并沒有抓住二人最根本、最顯著的差異。

  耶魯大學方顯廷的博士論文1930年由南開大學出版英文版,書名為《英國工廠制度的勝利》(The Triumph of the Factory System in England)。1931年,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教授、研究英國經濟史的專家A.雷得復(Arthur Redford,1896-1961)在《經濟史評論》(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上發表針對方顯廷博士論文的評論文章指出:方博士的博士論文“是克萊夫·德埃(Clive Day)有關英國19世紀40—60年代產業分布問題研究的有價值的姊妹篇。這兩部作品都是基于1841年英國的人口普查資料(第一次普查了工業職業的分布)撰寫而成的”。雷得復高度評價方顯廷博士論文對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現實意義:“在西方影響下,中國正在快速工業化,大規模的工廠制生產被引入中國城鎮,其經濟與社會影響使人回想起英國工業革命時期,因此中國迫切需要科學研究中國的工業化問題,需要研究其他國家歷史階段相同時期的工業化問題?!苯洕穼W家理查德·H.托尼1929年冬曾經訪問過南開大學,回國以后特別關注方顯廷有關華北工業化方面的研究,1936年他在《經濟史評論》發表了針對方顯廷1935年出版的英文版著作《華北鄉村織布工業和商人雇主制度》(Rural Weaving and the Merchant Employers in a North China District)的評論文章,認為該書“一部分是歷史的,一部分是現實的”?!胺浇淌谔貏e有資格用知識和鑒別能力來處理這兩方面的問題,他的《英國工廠制度的勝利》一書表明他了解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英國的情況,這個國家只有少數人了解。他早期對華北地區經濟生活的研究,使他在中國掌握了比一般經濟研究更高深的研究技術。他既運用了自己的歷史知識,又運用了自己的調查技巧,取得了令他和南開經濟學院都感到慶幸的成果”。

  1946年,畢業于美國康奈爾大學的博士劉大中出版了其任職布魯金斯學會期間撰寫的英文學術著作《中國的國民收入(1931-1936):一個探索性研究》(China’s National Income, 1931-36: An Exploratory Study)。該書由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出版,導論由該學會會長哈羅德·G.默爾頓親自撰寫,高度評價這本書是以現代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宏觀經濟的開創性著作?!懊绹鳪NP之父”庫茲涅茨參與了此書的修改,提供了大量的修改意見。

  蔣碩杰的博士論文《實際工資及利潤率的變動與貿易周期的關系》,1947年由英國倫敦皮特曼出版公司出版。論文出版后在國際上引起了較大反響,牛津大學的維爾勝1948年9月在英國《經濟學雜志》第58卷第231期、多羅西·哈恩1949年5月在《經濟學刊》(Economica)第16卷第62期發表了針對蔣碩杰博士論文的評論文章。維爾勝指出:“蔣碩杰博士的著作所選擇的是貿易周期研究領域,大多數經濟學家都不得不承認該領域存在不確定性與混亂。在過去,該領域許多理論被提出,一些觀點時有表達,但關鍵的觀點與假設常常是不完整的,事實經常不得而知。雖然不能說蔣碩杰博士清理了上述學術領域,但他至少帶來了一線曙光。正因此,他的著作值得被仔細研究?!本S爾勝認為,“雖然蔣碩杰博士將自己局限于李嘉圖影響的狹窄領域令人遺憾,但從整體上看,他已經部分解決了學術難題,值得祝賀”。多羅西·哈恩認為,“蔣博士的著作,是對貿易周期中實際工資的理論分析和統計檢驗。鑒于傳統分析認為實際工資落后于價格,而凱恩斯勛爵、卡萊基博士和鄧洛普則認為實際工資隨物價上漲而增加,這兩種分析之間存在沖突,該研究是非常有價值的”?!霸摃鴮罴螆D效用作了全面闡述與評論”,“它在此領域作了重要貢獻”。

  哈佛大學張培剛1945年完成的博士論文《農業與工業化》榮獲1946—1947年度哈佛大學最佳論文獎和威爾士獎金(David A. Wells Prize),引起西方經濟學家關注,書評紛沓而至。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書評作者是范德比爾特大學教授威廉·H.尼科爾斯,該書評于1949年11月刊發在《農業經濟學雜志》(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上。尼科爾斯認為該書的學術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兩點:第一,該書對現有文獻做了很好的總結,推動了這一領域研究進一步發展;第二,該書對中國工業化進行了一系列的實證研究。尼科爾斯認為該論文也存在不足,主要是缺少獨創性,而且大量引用第二手資料。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洛克伍德于1950年在《遠東季刊》(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上發表的書評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洛克伍德高度肯定該書的學術價值,認為西方國家有關不發達國家工業化的研究成果較少,也不深入,而該書在運用西方經典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上“對該領域做了范圍極廣的研究”。由于洛克伍德主要的研究領域集中在日本及遠東經濟發展,因此他也指出了該書大量引用西方案例,而很少引用亞洲案例的不足,認為該書大量工業化數據來自美國和歐洲,對于日本和東南亞地區的工業化數據很少關注。他認為歐美工業化的經驗不一定適合于亞洲發展中國家,所以在對案例和數據的使用上應該更為謹慎。

  劍橋大學張自存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就在歐美重要的經濟學期刊上發表了多篇有關國際收支方面的學術論文。在此基礎上,他于1947年完成博士論文《國際收支平衡的周期運動》,該論文1951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張自存的博士論文引起當時西方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在近代中國經濟學著作中,該書獲得西方經濟學家最多的評述。據統計,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馬克爾1951年在《經濟學刊》、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阿恩特1951年在《澳大利亞季刊》(The Australian Quarterly)、英國劍橋大學研究員C. F.卡特1951年在《皇家統計學會雜志》(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羅斯托1952年在《經濟史雜志》(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美國布朗大學海曼·P.明斯基1952年在《政治經濟學雜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美國華盛頓大學斯洛斯(Henry H. Schloss)1952年在《南方經濟學雜志》(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美國布蘭迪斯大學斯文·勞爾森(Svend Laursen)1952年在《美國經濟評論》、美國紐約國家經濟研究局阿瑟·F.伯恩斯1953年在《美國政治與社會學學會年刊》(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a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加爾布雷斯(J. A. Galbraith)1953年在《加拿大經濟學與政治學雜志》(The Canadian Journal of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羅格納·納克斯1953年在《政治學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都發表了針對張自存博士論文的評論文章。

  阿恩特發表的評論文章指出,張自存的博士論文“是經驗性考察這一問題的第一次嘗試,所以非常有趣。作者是一個年輕的中國經濟學家,從事著大量的統計工作”,他“以在各類經濟期刊發表論文的方式,在經濟學界引起轟動。他將這些論文整合起來進行補充而完成本書,是非常有用的”。阿瑟·F.伯恩斯認為,“張博士簡潔描述得出的結論,一定能夠激發我們的思考”?!半m然不是所有的問題都能在張博士的分析中找到答案,但是我肯定地認為所有關注這些問題的學者,都應該仔細分析并學習他大膽的前沿性的研究”。亦有西方學者指出了張自存博士論文的不足,如斯文·勞爾森認為,“張博士在沒有對統計上及經濟上的問題進行討論的前提下,進行量化估計,結果他讓讀者對他的估計方法是否合適產生了疑問?!?/p>

  西方漢學家和經濟學家有關近代中國學者經濟學文獻的評論是研究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非常珍貴的歷史文獻,從中可以管窺中國近代經濟學者對于全球經濟思想體系構建的作用和影響,同時也擴大了中國經濟思想全球傳播的廣度與深度。

  二、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對西方經濟理論、經濟政策的影響

  近代經濟學“西學東漸”是中西經濟思想交流的主流,但這種交流并不是單向的。中國近代經濟學人在經濟學“西學東漸”過程中,除了學習、傳播和運用西方經濟學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外,還積極吸納西方經濟思想,進行全新的學術構建,取得躋身世界經濟學學術之林的學術成果,這些成果對世界經濟思想文明的發展作出了開創性貢獻,對西方經濟政策的運用也產生過重要影響。

  這方面的研究有待進一步挖掘與開拓,這里僅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說明。

 ?。ㄒ唬╆悷ㄕ虏┦空撐摹犊组T理財學》對美國現代農業政策所產生的影響

  在古代中西經濟思想交流史上,中國一直處于“出超”的地位,特別是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對法國重農學派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成為其最主要的思想淵源。19世紀以后,西洋文明加速崛興,美國更是后來居上。但中國經濟思想對美國亦產生過重要影響,其中的有力證據之一就是以《孔門理財學》為媒介的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對美國現代農業政策產生的影響。對此,錢存訓提供了一段有趣的史實,即美國農業部采納了中國古代的“常平倉”思想,并據此制定美國的農業政策。錢存訓認為美國是經由陳煥章的英文博士論文《孔門理財學》最早接觸“常平倉”思想的。1918年,華勒斯(Henry Wallace)因為主編一份周報而四處收集素材,恰巧讀到這篇博士論文,十分贊賞“常平倉”這一中國古代制度。1933年,華勒斯出任美國農業部長,他運用 “常平倉”思想來調節美國農產品市場,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同年羅斯福新政中的《農業調節法案》也借鑒了這一思想,在當時推動了美國農業的發展。

 ?。ǘ钊昝凡┦空撐摹稛o形資產論》對西方會計理論的影響

  楊汝梅被稱為“中國會計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1926年他完成博士論文《商譽及其他無形資產》,由此獲得密歇根大學博士學位。該論文英文版于1927年在紐約出版,中譯本于1936年出版,改名為《無形資產論》。

  無形資產理論的研究起源于19世紀末,但是由于學術界一直將無形資產與其他資產混雜在一起,所以研究無法突破,進展緩慢?!稛o形資產論》重新界定了無形資產的性質,并提出了相應的會計處理原則和方法,大大推進了該領域的研究。同時,該書還評析了當時國際上關于無形資產的各種學術見解,其“立論之精審,無與倫比”,許多觀點“成為現代會計學中的定論”。

  《無形資產論》一書在西方學術界產生了重要影響。1933年,美國《會計師手冊》(Accountants’Handbook)出版第二版時,其中“無形資產”部分全面接受了《無形資產論》中的研究成果。該手冊的主編為美國著名會計學家派登(W. A. Paton)。1940年,派登和A.C.利特爾頓(Ananias Charles Littleton)合著的《公司會計準則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Corporate Accounting Standards)一書中有關“收益”部分的“無形資產成本”內容,在對商譽確認成本、資本化和攤銷方法等方面,著重吸收了楊汝梅《無形資產論》中的觀點。1947年,美國《會計師手冊》出版第三版時,相關部分仍然引用《無形資產論》中的研究成果。1968年,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發行的《會計研究論文集》第十輯中收錄的由喬治·R.卡特利特(GeorgeR.Catlett)和諾曼·O.奧爾森(Norman O. Oisen)所撰寫的《商譽會計》一文,對商譽會計問題的許多重要觀點源于楊汝梅的博士論文。

  楊汝梅的博士論文在國際學術界產生了持續、深遠的學術影響力,其有關無形資產的理論備受西方學術界推崇。喬治·T.沃克(George T.Walker)1938年發表在《會計評論》第13卷第2期上的《財務報表商譽》(Goodwillon Financial Statements)一文在開篇中,就指出關于商譽研究已有三部重要著作。他將楊汝梅的博士論文列為這三部著作的首部。約翰·K.考蒂斯(John K.Courtis)1983年在《會計史雜志》(The Accounting Historians Journal)上發表的《商業商譽:從會計、法律和詞源學角度進行概念澄清》一文的第一部分《會計思想的演進》介紹了西方無形資產理論的變遷,高度評價楊汝梅的學術創見,認為“楊汝梅首次將單純的消費者商譽擴展到討論工業和金融商譽產生的基礎因素及其影響?!?/p>

 ?。ㄈ┝至睾褪Y碩杰對西方貨幣理論的影響

  20世紀30年代在大危機的影響下,宏觀經濟學體系開始建立。在此背景下,國際貨幣理論更加重視對于貨幣與經濟之間關系的研究。中國貨幣學者不僅敏銳地注意到了國際貨幣理論的新變化,而且對這一新體系作了開創性研究,為世界貨幣理論的發展作出貢獻,這方面的代表性學者是林霖和蔣碩杰。

  林霖求學于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1931年獲經濟學碩士學位,1934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題為《聯邦儲備貨幣》,他畢業后曾于1935年至1937年擔任布魯金斯研究院研究員。1937年3月,《美國經濟評論》同一期上刊發了林霖的兩篇論文,一篇題為《定期存款是貨幣嗎?》(Are Time Deposits Money),另一篇題為《格雷厄姆教授關于儲備貨幣及百分百貨幣的提議》(Professor Graham on Reserve Money and the One Hundred Percent Proposal)。這是華人經濟學家第一次在該刊發表經濟學學術論文。在第一篇,林霖正面論證了定期存款是貨幣這一問題;在第二篇,林霖介紹了格雷厄姆反對定期存款是貨幣的觀點。這兩篇論文相映成趣,刊發在同一刊物同一期,足以反映當時美國學術界對于這一問題研究的敏感性和迫切性。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隨著金本位制度的崩潰,信用貨幣逐漸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通貨,在此背景下,管理通貨理論應運而生。管理通貨理論是通過國家對貨幣數量的調節,以實現國家干預經濟的貨幣理論,是貨幣理論的革命性變化。在管理通貨理論與政策實踐中,由于信用貨幣的內涵和外延與金屬貨幣相比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首先必須厘清貨幣的概念,貨幣當局才能計量貨幣供應量。定期存款是否屬于貨幣供給,在20世紀30年代西方學術界是一個存在較大分歧的學術問題,美國的主流貨幣學家認為只有現金和活期存款才是貨幣。美國當時的貨幣當局正是依據這一貨幣原則,確定貨幣供應量,實施貨幣政策。

  《定期存款是貨幣嗎?》一文,針對定期存款是否是貨幣這一當時世界貨幣理論的重要問題展開論述,分別從定期存款屬于支票、定期存款與活期存款本質相同、定期存款準備金應與活期存款準備金的要求一致等方面論述了定期存款是貨幣。他的這一研究結論,推翻了當時西方主流的貨幣理論觀點,對于世界管理通貨理論的發展及其在貨幣政策的運用方面都有重要價值。

  留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蔣碩杰于1945年獲得博士學位,師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教授,博士論文獲“哈奇森銀質獎章”。1943年11月,蔣碩杰還沒有獲得博士學位前,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出版的學術期刊《經濟學刊》上發表了《論投機與收入的穩定性》一文,從理論上對凱恩斯的流動性偏好理論提出挑戰。1956年9月,蔣碩杰在《美國經濟評論》上又發表《流動偏好理論與可貸資金理論:乘數分析與速度分析的一個綜合》一文,再次挑戰凱恩斯的流動性偏好理論。蔣碩杰在貨幣理論領域不斷探索,所論述的“可貸資金理論”奠定了他在經濟學界的權威地位,他也成為首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正式提名的華人經濟學家。

 ?。ㄋ模┲袊鴮W者對發展經濟學的貢獻

  作為經濟學的一個分支,發展經濟學奠基于20世紀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殖民地國家或者落后的農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是不受關注的。因此,此間經濟發展思想主要面向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運行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也僅有極少量的論著研究農業國的工業化問題。

  早在1937年,德國經濟學博士、時任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的朱偰就在德國《世界經濟文匯》(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第45卷上發表《中國工業化的資本需求》一文,分別從潛在的內部資本形成、通過信用創造的內部資本形成和新的投資問題等三個方面論述了中國工業化的資本形成問題。朱偰的這篇論文是目前所知中國學者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系統討論中國工業化的最早學術成果。

  20世紀40年代中期,隨著抗戰的勝利,如何重建中國經濟、如何實現工業化引起國內學術界的高度注意,也成為海外經濟學留學生博士論文關注的熱點。

  張培剛的博士論文《農業與工業化》第一次系統探討了農業國的工業化問題,影響深遠。除張培剛之外,當時中國還有多位海外的經濟學博士懷揣報效祖國的決心,致力于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問題的研究。1945年獲得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的王念祖的博士論文也圍繞這一討論焦點選題,題為《工業化、貨幣擴張和通貨膨脹:不發達國家工業化進程研究》。論文內容包括工業化的時代背景,工業化的概念,工業化的水平、階段和速度,工業化中資本、貨幣和儲蓄的作用,強制性儲蓄工具等。與張培剛、王念祖同年獲得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的丁忱亦致力于工業化問題研究,他在著名經濟學家阿爾文·漢森(Alvin H.Hansen,1887-1975)和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1883-1950)的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工業化、資本積累和國內投資》。該論文內容包括資本形成過程、工業化與充分就業、工業化與人口增長、銀行信貸的擴張、作為增加儲蓄的稅收及進出口對工業化的影響等方面。1948年獲得美國密歇根大學博士學位的辛膺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亦致力于落后國家工業化問題的研究,完成了博士論文《不發達國家的工業發展理論》,其內容包括五個方面:流量經濟的擴張、勞動力的轉移、資本結構的深化、投資類型和政府的經濟政策。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學博士吳元黎也致力于后進國家的工業化問題的研究。1946年,吳元黎獲得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題為《資本形成與經濟秩序:一個關于貧困國家案例的研究》。此前,他于1945年在《經濟學刊》上發表《落后國家和中央計劃國家的戰后工業化》一文。1946年,他又在《經濟學雜志》上發表《國際資本投資與貧困國家的發展》一文。吳元黎的博士論文和在國外期刊上發表的兩篇論文,都是圍繞發展中國家如何發展這一主題展開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發展經濟學受到發展中國家的高度關注,成為西方經濟學的“顯學”之一。在發展經濟學的早期發展中,中國經濟學者作出了奠基性的學術貢獻,成為該研究領域的先行者和領軍者,在世界經濟思想發展歷程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三、中國近代經濟思想演變中的國際影響因素

  鴉片戰爭以后,中國被動參與經濟全球化,其經濟思想的演變也處處留有國際影響的鮮明印跡。國際因素對于中國近代經濟思想演變的影響,大體可以從兩個方面加以觀照:一是西方人主動作為,影響中國經濟思想與經濟政策的制定;二是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家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經濟理論的影響。

 ?。ㄒ唬┪鞣饺藢τ谥袊洕碚撆c政策的影響

  早期“西學東漸”的主角是傳教士。早在鴉片戰爭以前,西方新教傳教士就抱著宗教與世俗的雙重目的,通過開辦報紙雜志和翻譯西方經濟學著作向中國介紹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試圖以此改良傳教環境和改善西方在華貿易環境。傳教士傳播通商有益、貿易自由的思想,既秉承了當時西方古典經濟學的自由主義思潮,同時又反映了西方國家引導中國開放市場的利益導向。

  1833年8月1日,德國傳教士郭實臘在廣州創辦的中文報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Eastern and Western Ocean’s Monthly Investigation),主要宣揚西方在經濟方面的自由貿易理論,意在否定當時清政府推行的嚴格限制對外貿易的政策。1837年12月,該報刊發表的《通商》一文,是西方第一次系統地向中國闡釋自由貿易理論的文章。該文指出:“通商之理,乃自然而然者也,禁止通商,如海底撈月矣……誠以國無通商,民人窮乏,交易隆盛,邦家興旺”?!百Q易不止有以潤百姓,而且可以補國用也?!?/p>

  郭實臘所著、1840年由新加坡堅夏書院出版的《貿易通志》一書主要資料取材于英國經濟學家麥克·庫洛赫的著作。該書繼承由亞當·斯密開創的自由主義思想,認為“天下各國互相市易,惟英國為第一矣?!标P于英國興盛的原因,作者認為根源在于實行經濟自由主義:“若問英國為何大興,因何超群獨立?答曰:國家大開財源之路,各人任意莫礙。倘國政錯了,則居民明然布揚,教之改非。各人自主務事無妨,征收賦稅雖重,然民勤勞,大發財,其業穩當,無人能奪之,各安其分,而樂其利?!?/p>

  從對于西方經濟理論傳播的角度來看,鴉片戰爭前傳教士的影響是有限的,但是,他們展現的世界經濟社會發展的場景卻對有意向外探索的中國人打開了一扇窗。中國第一批睜眼看世界的先進的中國人如林則徐、魏源等甚至主動收集這些報紙雜志的文章和傳教士的著作,以了解西方世界的狀況。魏源編的《海國圖志》更是廣泛征引相關文獻資料。

  鴉片戰爭以后除傳教士繼續引介西方經濟思想外,依托不平等條約的西方政要與知識精英也通過各種方式干預、影響中國經濟政策的制定。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外籍人士對于中國近代幣制改革的參與。清末、民國初年及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中國三次邀請了外國幣制專家參與中國幣制改革的設計:第一次是清朝末年,邀請美國著名的貨幣問題研究專家、時任紐約大學教授的精琪(J. W. Jenks)赴中國調查幣制問題,協助中國提出幣制改革方案;第二次是民國初年,聘請了荷蘭籍貨幣專家、曾任爪哇銀行總裁的衛斯林(G.Vissering)擔任中國幣制改革委員會顧問,衛斯林參與了民國初年中國幣制改革的討論;第三次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邀請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埃德溫·甘末爾(E.W.Kemmerer)調查中國財政金融狀況,研究幣制改革方案。

  這些外籍專家雖然是中國主動邀請的幣制改革顧問,但他們或多或少都帶有西方的價值觀,代表西方的商業利益和國家利益。比如,精琪方案提出,中國新的幣制“實施以能得賠款國之多數滿意為歸”,“應派一洋員為司泉官,總理圜法事務”。而衛斯林建議,中國實行金匯兌本位制,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設立匯兌機構,由一兩位荷蘭人任經理,若干中國人任襄理。甘末爾提出的幣制改革建議,也要求中國在紐約與倫敦設立金本位信用基金。

 ?。ǘ┲袊R精英留學國別對于西方經濟理論選擇的影響

  近代經濟學的“西學東漸”,既包括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東漸”,也包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東漸”。在二者“東漸”的過程中,中國近代經濟學者明顯受到所在留學國當時主流經濟思想的強烈影響。

  西方經濟思想在中國的最初傳播,主要是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傳播。1873年左右,在京師同文館開設的經濟學課程名為“富國策”,該課程從框架體系、制度原則、概念術語乃至思想觀念等各個方面,將西方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移植到了中國。1902年,留學英國的嚴復翻譯了亞當·斯密的代表作《國民財富的原因和性質的研究》(譯名《原富》),更是將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集大成之作譯介到中國。

  但是,隨著20世紀初留日、留美運動的興起,譯自日文的理論經濟學著作增多,中國知識精英對西方經濟學的學習開始由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轉向由德國歷史學派開創的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清末留學生留學日本時期,日本經濟思想的主流,推崇以國家為中心的經濟理論,引進德國歷史學派的國家干預主義經濟思想。因此,清末留學日本學習經濟學專業的中國留學生,自然會受到日本經濟思想的影響,他們開始擺脫傳教士和留學歐洲留學生主導的以傳播西方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為主的經濟學話語體系,而轉向歷史學派的國家干預主義的經濟學話語體系。1901年日本東京中國留學生創辦的《譯書匯編》節譯了李斯特的名著《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這是迄今所知德國歷史學派著作在中國的最早中文譯本。

  近代日本對中國經濟思想內容轉向的這一影響,可以梁啟超為例加以印證。梁啟超開始接受西方經濟學時,主要立足于古典學派的觀點,尋求自由貿易的根據。戊戌變法以后他長期流亡日本,受到日本學者的影響后,梁啟超開始關注德國歷史學派,他在1902年所著的《生計學學說沿革小史》中列出了一個龐大的經濟學說史研究計劃,該計劃以斯密為中心將西方經濟學說史劃分為斯密以前和斯密以后兩個階段,其中斯密以后的西方經濟學說又分“斯密派”“非斯密派”和“新學派”三大派,而“新學派”主要包括“歷史派和國群主義派”。雖然該書并沒有真正展開對歷史學派的研究,但說明梁啟超已經認識到德國歷史學派在西方經濟學說史中的重要地位了。稍后,梁啟超在1908年和1909年撰成的《王荊公》和《管子傳》兩書中運用德國歷史學派的觀點分析了王安石和管子的“國民經濟思想”,“國民經濟”是德國歷史學派獨創的經濟概念。在《管子傳》中梁啟超比較了經濟學說史上自由主義與干預主義,認為“放任論盛于十八世紀末與十九世紀初”,“行放任論以致治者,英國與美國也”;“干涉論則近數十年始勃興焉”,“行干涉論以致治者,德國與日本也”。梁啟超認為“今后大勢之所趨”,“干涉論必占最后之全勝”。

  民國初年,中國經濟學留學生開始向美國集中,當時美國的經濟學家早年大多具有留學德國或學習德國經濟學的經歷,他們主張推行保護主義的經濟政策,將德國經濟學家視為導師,將德國經濟思想引為同調,反對古典學派李嘉圖、馬爾薩斯等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中國近代經濟發展也屬于典型的追趕型發展,中國近代留學生對在追趕中獲得成功的美國經濟和美國經濟學感興趣是一種必然,他們對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多少有些隔膜,對政府干預普遍比較重視??傮w來講,中國近代經濟自由主義思想具有一定的市場,但始終沒有取得支配地位。 (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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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鄒進文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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