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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的資本批判及其當代價值
2021年06月23日 09:43 來源:《哲學研究》 作者:聶錦芳 字號
2021年06月23日 09:43
來源:《哲學研究》 作者:聶錦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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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ls' Critique of Capital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作者簡介:聶錦芳,北京大學哲學系

  原發信息:《哲學研究》第202012期

  內容提要:馬克思主義是與資本批判和對人的解放之路的探究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恩格斯在75年的生命歷程中,親身感受資本時代的“疾苦和病癥”,悉心清理資本形成的歷史過程和現實運動,并通過整理《資本論》手稿完成了對資本邏輯和結構的體系化建構,更借助工人運動有效地探索了超越資本的實踐方式。恩格斯去世后,資本世界發生的很多變化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看作是其所展開的一系列工作所產生的后續效應。而20世紀后期以來“消費社會”“數字資本主義”的來臨,不過是資本所帶動的“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趨勢的最新體現。因此,恩格斯的資本批判依然有效,且具有不可超越的現實價值。

  關鍵詞:恩格斯/資本批判/人的解放/無產階級

 

  2020年11月28日是恩格斯誕辰200周年紀念日。恩格斯的名字是與馬克思、馬克思主義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雖然有關馬克思主義的學術研究和社會運動一直在進行,但毋庸諱言的是,隨著時光的流逝,很多人對恩格斯的生平、思想和業績越來越不熟悉,而在學術界關于他本人的思想以及他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的解釋和評價又一直存在著爭議。有鑒于此,在今年這個特殊的年份,依據恩格斯的著述,重新梳理他對資本時代“疾苦和病癥”的批判與對人的解放之路的探索,進而重估其思想當代價值,就成為對他最好的紀念。

  一、通過親身觀察為資本時代“畫像”

  恩格斯出生于當時尚未統一的德意志最大的公國——普魯士著名的工業城市巴門(現德國伍珀塔爾市)的一個富商之家,鐘鳴鼎食的家境使他從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盡管他沒有實現完成高中學業并進大學深造的愿望,而是屈從于父親的意愿去學習經商,但青少年時期的學習為他打開了博大的世界視野,培育了他觀察問題時的歷史眼光和超越現實的堅強決心。

  不僅如此,青年恩格斯不同于父輩之處還在于,他對家族財富的積累和產業的壯大無所掛心,卻細致地觀察和思考了故鄉整體的社會狀況。給他印象最深刻的是,雖然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但不同社會階層的生活處境卻極為懸殊。一方面,包括自己家人在內的資產者心安理得地過著舒適而富裕的生活,而這樣的人只占社會群體的極少數;另一方面,絕大多數“下層等級……普遍處于可怕的貧困境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4頁)人本主義教育和普遍之愛的情懷,使他對現實產生了疑問、懷疑,覺得這樣的社會是不公正的。

  后來恩格斯又被父親派往“漢薩同盟”重要的城市和港口不萊梅學習做生意,而其最重要的經歷則是在英國曼徹斯特長達20余年的經商活動。在這過程中,他的身份、職業與其志趣和信念是矛盾的。他本身屬于資本家階層,代表著自己企業的利益;但他的人生定位卻是“社會主義者”:“一個不屬于勞工階層的人卻想方設法要改變勞工階層的命運”。(cf.Haus)英國是資本時代的“典型”,曼徹斯特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城市,在那里有“社會災難最尖銳、最露骨的表現”。為此,恩格斯“用了21個月的時間,通過親身觀察和親自交往來直接了解英國的無產階級,了解他們的愿望、他們的痛苦和歡樂,同時又以必要的可靠材料補充自己的觀察”(《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85頁),進而寫成其早期名著《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這部作品對英國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從“身體、智力和道德”諸方面作了極為細致的描述,更從精神層面揭示了無產者的境遇:沒有一個地方真正實行義務教育,社會上的教育設施與人口數目相比少得可憐,工人階層中只有少數子弟才勉強有機會上學就讀,但即便如此,也只能去質量最差的學校,絕大多數兒童則只能在工廠或家里做工。而對于有工作的人來說,強制勞動的體驗是一種最殘酷、最帶侮辱性的痛苦。工人愈是感到自己是“人”,就愈痛恨自己的工作,因為他充分感覺到這種工作是被迫的,對他自己說來是沒有目的的。這種“生活的毫無保障、掙一天吃一天”的狀態,引發了社會嚴重的“墮落”現象,對道德所起的破壞作用甚至比貧窮還要厲害得多。

  占社會成員絕大多數的窮人如此惡劣的生存環境、可怕的貧困處境以及不堪的精神、道德狀況無疑是時代的病癥。而更令人憂慮的是,它們與宗教虔誠主義的愚弄、政治專制主義的統治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行密切關聯著,或者說這些社會因素的交叉作用使危機更為深重。在當時的歐洲,傳統宗教仍有很大的影響,特別是虔誠主義提供給人們理解世界的方式充滿了虛妄、蒙昧和“倒錯”。在恩格斯故鄉的埃爾伯費爾德地區,“對待工人最壞的”是作為“虔誠派教徒”的工廠主們,他們把2500個學齡兒童中的1200人趕到工廠里做工,因為這比雇傭成年工人節省一半人力成本,卻可以施加同樣的勞動強度,進而賺取超額利潤。對這種“違背天地良心”的殘酷做法,他們并沒有感到一絲愧疚。相反還“滿不在乎”,他們自認為“靈魂不致因為使一個兒童變壞墮落就下地獄,特別是這個靈魂如果每個禮拜日到教堂去上兩次,那就更心安理得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5頁)。而那些沒有進工廠做工而是“僥幸”上了學的孩子,很多人進入的是教會學校,宗教教育成了他們學習的主要課程。他們自小頭腦里被塞滿了各種無法理解的教條和神學上的奧義,激發起他們對其他不同教派的仇恨和對本教狂熱的迷信,相反,現代科學知識和理性的道德教育卻嚴重缺乏。

  除此之外,恩格斯看到專制制度下的等級結構、權力分配及其思想控制更是嚴重的枷鎖,到處是“自以為是的鼠目寸光的人”、“難以理解的裹足不前的英雄好漢們”和“開倒車的達官顯貴們”。恩格斯將這些人比喻為“籠罩著我們時代的曙光的烏云”。在這樣的社會,真理與偽真理的境遇完全“錯位”了,真理可貴,但命運多蹇,比較而言,偽真理卻往往更為走運,一種“新東西……如果不屬于那種圓通的偽真理就要受到壓制”。同時,歷史真相被歪曲甚至遭虛構:“企圖把整整300年當作闖入禁區的涉險旅行、當作發熱病時的夢囈從世界編年史中一筆勾銷”,“自查理大帝以來登臺亮相的各種思想,500年間不斷相互排斥的各種風尚,都企圖把自己的消亡了的權利再次強加于現代。中世紀的封建主義和路易十四的專制制度、羅馬的教階制度和上一世紀的虔誠主義,相互爭奪消滅自由思想的榮譽!”而這一切“為的是把那些使‘朕即國家’這樣的制度感到舒適自在的式樣強加于我們的時代精神”。最新的文學作品中到處充斥著愚昧和無知,同“現代蒙昧主義者的大喊大叫相呼應”。(同上,第106-108、112頁)恩格斯的這些剖析既細致入微,又入木三分。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他還沒有與馬克思結識,但對照同一時期《萊茵報》上那些振聾發聵的時評,不難看出,他們對時代病癥的揭示如出一轍。恩格斯通過親身觀察并且付諸筆墨,給資本時代畫像,寫下了這樣“漂亮的罪孽錄”。

  恩格斯認為,資本時代“工人階級處境悲慘的原因不應當到這些小的弊病中去尋找,而應當到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中去尋找”。(《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68頁)關于資本制度的形成,有的論者從“人性”的角度予以解釋,認為是人的“欲望、自我中心和貪婪”擴展為社會行為而導致的結果;有的則從統治方式的變遷中進行考察,認為它深受政治人物治理觀念的轉變和強國發展戰略調整的支配和影響。而恩格斯所從事的紡織業生產和商品貿易為他思考這一問題提供了現實樣本和新的思路,即資本制度的建立基于現代工業的發展,而工業生產由傳統到現代的嬗變有賴于工廠制度的確立和完善。至于工廠制度,則是由生產工具的改進和變革促成的。

  恩格斯是世界上最早梳理現代工業發展進程的思想家之一。在多部著述中,他極其詳盡地清點了具有指標性意義的機器發明及其對紡織業的重要影響,以及由此所確立的工廠制度和生產方式的特征。1764年詹姆斯·哈格里沃斯發明了珍妮紡紗機,靠人力手搖帶動錠子紡紗,比舊式紡紗機的能力提高了8倍,大大減少了工人的數量,也降低了紗的價格,為工廠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礎。1768年理查·阿克萊發明了翼錠紡紗機,以全新的原理為根據使用機械動力,成為“18世紀最重要的機械發明”,使工廠制度獲得了進一步擴展。1785年賽米爾·克朗普頓綜合珍妮紡紗機和翼錠紡紗機的機械原理發明了走錠精紡機,大約同時理查·阿克萊制造的梳棉機和粗紡機問世,使“工廠制度成為棉紡業中唯一占統治地位的制度”。1787年卡特賴特發明了機械紡織機,后經過多次改進,1801年獲得實際應用;到19世紀初,所有紡織機器都采用了詹姆斯·瓦特于1764年發明的蒸汽機作為動力,從而引起了紡織工業的巨大變革。①紡織業領域的這種“范本”所發揮的效應是,機器勞動在英國工業的各主要部門戰勝了手工勞動,帶來了生產的迅速發展。恩格斯將工廠制度與機器發明和生產發展緊密關聯起來考察的思路,為以歷史唯物主義方式探究資本起源奠定了科學的理論基礎。

  最終資本制度借助工業生產和商品流通建立起來并重新塑造和改變了世界。就工人個體來說,為取得每天一定數目的工資而把自己的勞動力賣給資本家,在幾小時工作之后,他就能把這筆工資的價值再生產出來了。但是,他的勞動合同卻規定,工人必須再工作好幾個小時,才算完成一個工作日。工人用這個附加的幾小時勞動生產出來的價值,就是剩余價值。對剩余價值的追求成為資本國家不同企業共同的行為,資本制度由生產向商業、貿易等領域滲透,成為世界最主要的經濟方式。它在很大程度上使工業國家的經濟關系趨于平衡,以至于恩格斯感到“向德國讀者說的和要向美、英兩國讀者說的幾乎沒有什么兩樣了”。更重要的是,資本制度也在不斷地“創新”和自我改變。恩格斯寫作并出版《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是在1844-1845年,而到1892年這一著述德文第二版問世時,恩格斯特別注意到,歷經近半個世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又獲得了新的發展,即越到后來它“越不能采用作為它早期階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騙和欺詐手段”,特別是在較為發達的國家或城市,“歐洲商業發展最低階段的代表所玩弄的那些猥瑣的騙人伎倆”、“那些狡猾手段”都“失靈了”。為此,資本家就不得不做出變通,實行“一系列改良措施”,使“大工業從表面看來也變得講道德了”。比如,改善工業化初期那種令人觸目驚心的骯臟的環境和惡劣的居住狀況,廢除實物工資制,實行十小時工作日法案,緩解勞資矛盾和對立,等等。當然,恩格斯更深刻地指出,“所有這些對正義和仁愛的讓步,事實上只是一種手段”,“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出于倫理的狂熱,而純粹是為了不白費時間和辛勞”。(《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66-368頁)

  二、參與完成對資本邏輯和結構的體系化建構

  資本批判的復雜性在于,它不僅要解釋資本時代的“疾苦和病癥”、厘清資本制度形成的歷史環節和現實機制,還需要從理論上勾畫和建構起資本作為一種獨特的社會力量“布展”的邏輯和“抽象—具體”體系。這是最為艱難的思想創造。也正因為如此,《資本論》的寫作成為馬克思畢生最重要的工作。遺憾的是,盡管完成了《資本論》大部分初稿,并于1867年出版了第一卷,但直到1883年去世,馬克思也沒有完成第二、三卷的定稿工作,這也就意味著他對資本邏輯和體系結構的揭示并未完整地呈現出來,而這一工作是由恩格斯來完成的?!顿Y本論》第二、三卷分別于1885年、1894年正式出版時,作者雖然仍單獨署著馬克思的名字,但就實際情形看,恩格斯并不只是一個單純的原始手稿筆跡的辨認者和成型章節的編排者,即解決的“只是技術性的”問題;更公允和客觀的說法應該是:他也是這兩卷所關涉的思想內容和理論體系的闡釋者和建構者。(參見聶錦芳)

  《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如此清晰的思路、詳實的內容和完整的體系框架,在馬克思去世時留下的龐大的手稿中根本不是顯性存在著的,相反,誠如文獻專家所感嘆的,“恩格斯在編輯馬克思的手稿時面臨的是多么令人沮喪的任務”(《政治經濟學報》第11卷,第5頁)。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以下簡稱MEGA)第二部分“《資本論》及其準備材料”提供的文獻,有關第二卷的手稿有19份,包括MEGA第4卷第1冊中的1份手稿、同卷第3冊中的6份手稿(其中3份專門屬于第二卷的內容,另外3份既關涉第二卷也關涉第三卷)、第11卷中的10份手稿和同卷“學術資料”中刊發的2條札記??傊?,“留下的文稿很多,多半帶有片斷性質”,即使其中存在一些經過校訂的文稿,大多數也變得陳舊了。有的理論部分作了詳細的論述,但是在文字上沒有經過推敲,而另一些同樣重要的部分則只是作了一些提示。馬克思搜集了用作例解的事實材料,但幾乎沒有分類,更談不上系統的加工整理了。有些章的結尾,往往只寫下幾個不連貫的句子,而且闡述得還不完整。至于第三卷,MEGA第二部分刊出的手稿有17份,包括第4卷第2冊中的1份手稿、同卷第3冊中的10份手稿(其中7份專門屬于第三卷的內容,另外3份既關涉第二卷也關涉第三卷)、第14卷中的6份手稿。而在這些龐雜的材料中,只有一個貫通全卷內容的初稿,而且極不完整。馬克思只撰寫并從文字上推敲過第三卷每一篇的開頭部分,但越往下留存下來的文稿就越是帶有草稿性質,還有很多離開論題羅列出的在研究過程中冒出來、其最終位置則需要以后安排的枝節問題。很多表述是按照思想形成時的原始狀況寫作的,并不是從原理上進行的闡發。此外,馬克思筆跡的難以辨別是眾所周知的,甚至是“連作者自己有時也辨認不出的字體”。特別是恩格斯發現,在許多地方,筆跡情形和敘述方式甚至能清楚地顯示出馬克思當時具體的寫作狀態,比如由于勞累過度而病情發作乃至加重,使得起先獨自進行的工作越來越困難,最后竟至于完全無法正常展開;當然,也會遭遇問題的盤根錯節,以及新材料和新情況對既往理解和論證構成的障礙和挑戰。

  很顯然,面對馬克思手稿這樣的狀況,要完成《資本論》的整理和付印工作,使其“既成為一部連貫的、盡可能完整的著作,又成為一部只是作者的而不是編者的著作”(《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3頁),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為此,恩格斯披沙煉金,首先將馬克思大量的手稿圍繞第二、三卷的內容和主題進行歸類、編號,接著對所選手稿進行字跡辨認和謄抄,最后進入艱難的編輯程序——MEGA編輯曾將恩格斯所做的工作總結成6大類19項,包括:“改變原文的編排”(劃分章節、調整位置、把插入部分編入正文、把腳注變為正文、修改關于結構計劃的表述)、“擴展原文”(內容上的補充、增補新出現的材料)、“刪除一些段落”、“處理重復的地方”、“潤色原文”(分段、合并段落或增加鋪墊語、取消著重號)、“訂正”(訂正內容、統一概念術語、修辭改動、核準計算數字、復核、補充和翻譯引文)。(vgl.MEGA II/14,2003,S.407)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對馬克思有關思想的理解問題。MEGA第二部分第12卷“學術資料卷”提供了“構成比較”(Gliederungsvergleich)、“出處一覽”(Provenienverzeichnis)和“出入一覽”(Verzeichnis der Texabweichungen)三個對照表,羅列和對比了恩格斯刊印稿與馬克思原始手稿之間5000余處存在差異的地方。那么,怎么看待這些“改動”和“修改”的性質呢?恩格斯有“曲解”乃至“篡改”馬克思原意的地方嗎?僅舉兩個被認為是“重大的修正”的例子簡略說明:

  《資本論》第三卷馬克思原稿的標題是“總過程的各種形態”(Die Gestaltungen des Gesammtprozesses),恩格斯的刊印改為“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Gesammtprozess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按照筆者的理解,這里之所以加修飾詞“資本主義生產的”,一方面是由于馬克思的初稿是簡略的表述,將其遺漏了,另一方面是恩格斯綜合第一卷“資本的生產過程”和第二卷“資本的流通過程”而將這種生產方式定型化為“資本主義的”,這充分體現了第三卷所具有的總結的性質。至于有文獻專家認為,“形態”一詞是第三卷的關鍵,恩格斯將其刪掉是一種“誤導性的改變”(《政治經濟學報》第11卷,第6頁),鑒于突出“總過程”并不意味著抹煞或無視構成這一過程中的“各種形式”,所以筆者認為這種指責是有點過分了。再比如第三卷第15章“規律的內部矛盾的展開”中“Ⅰ.概論”最后一句話“如果沒有相反的趨勢總是在向心力之旁又起離心作用,這個過程很快就會使資本主義生產崩潰”。(《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279頁)在馬克思的原稿中“崩潰”一詞用的是Klappen,恩格斯將其改為Zusammenbruch了。(vgl.MEGA II/15,2004,S.243)有的論者認為,前者的意義弱于后者,馬克思表達的是尚未達到“崩潰”程度的“動搖”,而恩格斯的改動使其含義強化了。而實際上,就是“德國人對這個短語的理解也不相同”,除了認為二者在強弱程度上有所差異外,也有很多人認為兩個短語的意義完全一致。(參見《政治經濟學報》第11卷,第50頁)至于有的論者聲稱,恩格斯的改動“鼓舞了第二國際中主張‘崩潰論’的理論家(如考茨基)”(Vollgraf and Jungnickel,p.62),筆者只能說這樣的引申和發揮是太過于聯想了。但不論怎樣,以上事例都不足以支撐將二人的關系由“馬克思和恩格斯”修正為“恩格斯對馬克思”,進而得出“對立論”(dichotomy)的判斷。

  因此,客觀的結論應當是:馬克思的資本理論“忠實而準確地呈現在恩格斯編輯的”第二卷和第三卷中,“恩格斯編輯的……應當被看作馬克思的”??梢哉f,《資本論》這部巨著最終由恩格斯整理完成,這是資本批判史上劃時代的重大事件??梢栽O想,如果缺少對第二卷和第三卷所涉及內容的探究,馬克思的資本批判既不可能建構起作為“一個藝術整體”的關于資本邏輯及其體系結構的理論大廈,更難以準確地體現和反映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資本社會的變遷并進而給予深刻的透視。

作者簡介

姓名:聶錦芳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李秀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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