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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百年新聞政策研究的歷史、現狀及未來空間
2021年06月11日 11:14 來源:《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 作者:鄭保衛 王青 字號
2021年06月11日 11:14
來源:《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 作者:鄭保衛 王青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摘要]中國共產黨的新聞政策是黨和政府管理新聞工作的指針、依據和基本遵循。當前,中國共產黨新聞政策的實踐與理論研究已伴隨著黨的新聞事業走過了百年歷程,這期間經歷了“起步初興期”“艱難發展期”和“快速發展期”三個階段,主要集中在新聞政策的歷史研究、法制化研究、比較研究、實務研究、理論研究和新聞管理政策研究六個方面。根據現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文章認為未來的新聞政策研究需要進一步拓展研究視野和空間,進行跨學科研究;創新思維方式,采用科學多樣的研究方法;厘清相關概念,創新發展新聞政策研究的理論體系;結合當下實踐,加強新聞政策的法制化研究。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新聞政策;歷史脈絡;研究現狀;未來空間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百年中國共產黨新聞政策變遷研究(1921-2021)”(19ZDA321)

  [作者簡介]鄭保衛,廣西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兼新聞傳播學科召集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百年中國共產黨新聞政策變遷研究》首席專家,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新聞法制等。王青,河南開封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2019級博士生,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新聞觀。

 

  黨的新聞事業,事關黨的新聞、輿論、宣傳等各項工作,是黨的全部工作中的重要一環。在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開展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以及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的歷史征程中,新聞事業發揮了重要作用,作出了歷史性貢獻。而中國共產黨新聞事業的發展與繁榮,離不開黨的新聞政策的正確指導和有效實施。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百年間,黨的新聞政策伴隨著黨的革命事業和新聞事業的發展,經過歷史和實踐的檢驗,不斷豐富完善,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聞政策體系。

  當前,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急劇變化的國內外形勢和瞬息萬變的信息傳播環境,面對我國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藍圖,黨和政府如何制定和調整新聞政策,以保證新聞事業的健康發展,肩負起為國家富強、民族復興和人民幸?!疤峁姶缶窳α亢洼浾撝С帧钡穆氊熓姑?,是當前需要高度重視、深刻思考和認真研究的問題。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之際,研究百年來中國共產黨新聞政策的變遷,總結我國新聞宣傳工作和新聞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的歷史經驗,探尋新聞政策演變發展的內在邏輯和客觀規律,對未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改革發展,以及對未來黨的新聞政策研究的進一步拓展,具有重要價值和意義。文中所論及的“新聞政策”,是指國家、政黨或地方行政機關對新聞事業所規定的活動準則;所使用的是廣義的“新聞政策”,包括新聞事業管理政策、新聞報道政策、新聞隊伍建設方針等 [1]。

  本文將通過分析中國現有關于新聞政策研究的文獻資料,首先梳理出中共百年新聞政策研究的歷史脈絡,重點考察其整體研究現狀,并在此基礎上探尋其未來發展空間。

  一、中國共產黨百年新聞政策研究的歷史脈絡

  目前,中國關于新聞政策的研究已走過百余年的歷程,縱覽這段歷史,可以發現,中國共產黨百年新聞政策研究的歷史脈絡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1921-1949年的“起步初興期”、1949-1979年的“艱難發展期”和1979年至今的“快速發展期”。

 ?。ㄒ唬┢鸩匠跖d期:起步于黨的新聞事業建立,初興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中國關于新聞政策的研究要追溯到中國新聞學研究起步之初,“新聞政策這個名詞,是隨著新聞學的成立而成立的”[2]。1918年,中國第一個新聞教育和研究團體——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成立,中國新聞學研究由此起步。這一年暑假,新聞學研究會副會長兼新聞學導師徐寶璜正式對新聞學進行系統研究,并編成了其講演稿《新聞學大意》,發表于1918年《東方雜志》第15卷第9、10期上,后據此編成《新聞學綱要》一書于1919年出版,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新聞學專著,標志著中國新聞學由此誕生。在《新聞學大意》的第三章第四節中,徐寶璜主張打消“新聞政策”,因為當時的“新聞政策”被政黨大肆利用,帶有造謠與挾私的意味[3]??梢哉f這是中國新聞界對“新聞政策”問題的首次公開討論。

  20世紀20-30年代,隨著中國共產黨新聞事業的建立和逐步發展,中國共產黨人開始了對新聞政策的研究,出現了一些專門探討國內外新聞政策的文章,如張友漁在1934年發表的《蘇聯的新聞政策》一文,對蘇聯的新聞政策作了介紹和評析等;袁殊在1937年編譯的《新聞法制論》一書系統介紹了新聞紙法、新聞記者、新聞記事的限制、新聞紙的發行及條件、新聞紙的責任者等內容。

  到20世紀40年代,中國共產黨開啟了自主探索和研究新聞政策的歷程。1941年,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創辦了新聞研究室,主要從事新聞事業研究工作,包括研究黨的新聞政策。另外,1943年,陸定一在《解放日報》上發表的《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一文,成為運用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來分析和研究黨的新聞事業和新聞政策的標志性成果,對黨的新聞政策的制定和研究都有很大影響??梢哉f,作為中國新聞政策研究的起步階段,這一時期關于新聞政策的研究雖然缺乏一定的系統性,具有一定的時代局限性,但它奠定了黨的新聞政策研究的基礎,為中國新聞政策研究做出了開創性貢獻。

 ?。ǘ┢D難發展期:研究水平有限,研究進度減緩

  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共產黨關于新聞政策的研究經歷了一個艱難發展的時期,研究成果相對較少,研究進度比較緩慢,甚至出現過一段停滯期。從現有的文獻資料看,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宣傳部編印的《新聞政策與新聞業務》(1950)、南方日報編的《人民新聞工作的基本知識》(1950)、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編的《中國新聞廣播文集》(1960、1961)等,這些著作嚴格意義上并不屬于研究專著,而是文獻匯編,主要收錄的是中央下發的文件、領導人的講話及中央黨報上的評論文章等,主要用于新聞教育和學習,為新聞工作提供政策指導和參考。比較有代表性的論文有:《一切為了辦好報紙》(1958)、《社會主義報刊民主與新聞法》(1979)等。其中,徐邦泰等人的《社會主義報刊民主與新聞法》一文,探討了如何在法律上保障社會主義報刊的民主問題,認為“新聞法應當保證人民在報刊上發表不同意見的權利”,“保障記者的基本權利”,“作出追懲為主的規定”等[4]。

  總之,相較于前一階段,該時期關于黨的新聞政策的研究數量不多,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也較有限,尤其是整個60年代,研究出現了明顯的“斷層”,且多數研究尚處在較為初級的資料收集整理階段。

 ?。ㄈ┛焖侔l展期:研究視野更加開闊,研究水平不斷提高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隨著思想的解放和國門的敞開,西方的政策科學、傳播學以及其他相關理論開始傳入中國。由此,中國學者以更加開闊的視野、更加積極的姿態、更加科學的方法開啟了新聞政策研究的新篇章。這一時期涌現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關于新聞政策研究的著述數量更是明顯增長。較有代表性的著作如北京市新聞出版局的《新聞出版政策規章選編》(1989)、郎勁松的《中國新聞政策體系研究》(2003)、趙陽等人的《傳媒政策與法規》(2010)、羅彬主編的《新聞傳播學系列教材:新聞倫理與法規》(2012)、朱建綱和朱爾茜的《“十二五”時期新聞出版產業政策研究》(2013)、錢憶親的《中國電視規則與媒體政策》(2016)等。

  可以說,改革開放以來的這段時期,是中國共產黨新聞政策研究的飛速發展期。有代表性的研究論文有:盧惠民的《新聞宣傳和新聞政策》(1988)、甘惜分的《多種聲音 一個方向——論黨在新時期的新聞政策》(1989)、鄭保衛的《十六大以來我國新聞傳媒的政策調整與改革創新》(2005)、岳淼的《我國新時期新聞政策的演進》(2007)、向長艷的《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新聞政策法制化歷程及啟示》(2011)、武志勇等人的《二十年來的中國互聯網新聞政策變遷》(2016)、柳斌杰與鄭雷的《新媒體環境下中國新聞管理與輿論引導問題、趨勢分析》(2019)、鄭保衛與王仕勇的《百年中國共產黨新聞政策變遷研究:意義、問題與內容》(2020)等。

  此外,我們以“新聞政策”為主題詞在超星發現系統上進行搜索,通過手動篩選,統計得出,僅1979年以來的這段時期,現存的相關研究型的著作、論文和報紙文章等達三百余部(篇)。通過分析可見,這一時期,中國關于新聞政策的研究,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有很大提高,在廣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明顯發展。研究范疇從傳統媒體擴展至互聯網新媒體、從宏觀層面的探討延展到微觀、中觀層面的解析,從實務研究到理論探索再到歷史追尋等。此外,研究視角和方法也更加科學、多元。

  總體來看,中國共產黨百年新聞政策研究,在研究視角方面,由單一走向多元;在研究方法方面,由淺層思考轉向更專業化的深度解析。整體研究狀況由稚嫩走向成熟,由零散走向系統。

  二、中國共產黨新聞政策研究的整體現狀

  從目前中國關于中國共產黨新聞政策研究的整體現狀看,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六個方面:歷史研究、法制化研究、比較研究、管理政策研究、實務研究,理論研究。

 ?。ㄒ唬╆P于新聞政策的歷史研究

  目前中國的新聞政策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某一歷史時間段內的中國共產黨新聞政策及其歷史變遷研究。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碩士和博士論文有劉江船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新聞管理思想研究》、葉青青的《從農村辦報走向城市辦報:中共執政初期的黨報新聞制度構建——以<人民日報>為例(1948-1953)》、董瑜玥的《1949年的新聞、出版及廣播:中國共產黨宣傳政策探微》等。期刊論文有:王曉嵐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中國共產黨新聞宣傳策略思想研究》、張蒙的《淺談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新聞政策的演變》等。

  具體而言,劉江船重點研究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對新聞事業進行有效的計劃、組織、領導和控制,進而完成既定宣傳目標的過程中所產生的一系列思想觀點。他將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新聞管理思想的發展過程劃分為四個階段: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到20世紀20年代末的起步探索期;20世紀20年代末至延安整風運動時期的引進借鑒;延安整風運動到抗日戰爭勝利的逐漸成型時期;解放戰爭后的成熟時期[5]。葉青青考察了1948-1953年中國共產黨黨報新聞制度發生演變的歷史過程。周陳程對中國共產黨早期(1921-1927年)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新聞政策進行了分析研究。張蒙研究了抗日戰爭時期與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新聞政策的演變,認為抗日戰爭時期新聞政策以對日斗爭為中心,解放戰爭時期的新聞政策則是以軍事宣傳為主 [6]。趙怡然討論了改革開放八十年代至今中國對外國駐華記者新聞政策的變遷。張丹陽和卞地詩通過研究中國傳媒政策的核心話語演變,整理了1978年到2013年的傳媒政策,考察了不同時期新聞政策的特征和演變規律[7],等等。

 ?。ǘ╆P于新聞政策的法制化研究

  該方面的研究內容主要集中于中國共產黨新聞法制建設研究、出版領域內的法規研究、廣播電視領域的法制研究、新媒體領域的法制研究等方面。

  具體而言,例如,林愛珺和王卓主要考察了中國共產黨新聞法制的宏觀建設,認為加強新聞法制建設的路徑分為新聞政策、媒介權利、輿論監督的法制化三個方面[8]。蘭芹的《新聞政策法制化:對傳媒實施依法管理的探索》一文,從新聞政策法制化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實現途徑等方面對中國新聞政策的法制化進行了探索。包韞慧與何靜通過對1978到2018年中國出版政策法規的統計、梳理和分析,總結了出版改革不同階段出版政策法規的特點,并對重點政策法規進行了述評。石嵐的碩士論文《試論我國廣播電視政策法規體系的建構》對中國現行廣播電視的宏觀管理體制模式進行了研究分析等。

  此外,還有少數專門研究新聞政策法律法規方面的著作,但多為教材和史料匯編。比較有代表性的如羅彬等人的《新聞傳播學系列教材:新聞倫理與法規》,是中國新聞政策法規方面的典型教材,內容涉及新聞倫理規范、新聞職業道德、新聞傳播法、新聞傳播事業的行政管理等。此外,還有《新聞傳播法規匯編》、《數字編輯法律法規及政策文件匯編》等匯編類著作。

 ?。ㄈ╆P于新聞政策的比較研究

  目前關于新聞政策比較研究的成果較少,一般以比較國家(或地區)之間、政黨之間和新舊媒體之間的新聞政策為主。如劉國慧通過對比中美兩國在2003年對伊拉克戰爭的報道,從兩國新聞政策體系的指導思想和形成背景、新聞政策體系的主、客體以及結構特點的異同入手進行系統比較,分析了兩國新聞政策產生差異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等方面深層次原因[9]。郭思含對中美新聞政策法規中所蘊含的價值取向進行了比較。易法萬從媒體政策主體構成差異分析、媒體政策目標定位差異分析、媒體政策偏好分析等角度對比了新媒體與傳統媒體政策取向[10]。此外,邢彥輝將梁啟超的新聞思想與中國共產黨的新聞政策放在一起做比較,認為梁啟超的新聞思想與中國共產黨新聞事業發展早期的新聞管理思想有著深刻關系和淵源[11],等等。

 ?。ㄋ模╆P于新聞管理政策的研究

  該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新聞管理系統的設計研究、新聞管理制度的解讀研究、新聞管理思想研究三個方面。

  在新聞管理系統的實務設計方面,主要是對各類新聞媒體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及解決對策、創新機制的設想、管理模式的轉型、新技術的影響等進行研究。如柳斌杰和鄭雷的《新媒體環境下中國新聞管理與輿論引導問題、趨勢分析》一文提出,“堅持正面宣傳為主與依法管理相結合的輿論引導機制”需要從主體方面、制度方面和法律方面進一步建立和完善[12]。鄒迎九和陸桂生認為有必要不斷完善網絡媒介管理的法律法規,做到宏觀管理與微觀管理相結合,建立有效的網絡媒介信用管理,切實加強網絡媒介隊伍建設等[13]。黃志斌和盧義杰認為,新媒體時代應當提升執政黨的媒介使用素養,在角色上應從新聞管理向治理轉型,突出媒體公共屬性,促進媒介管理法制化進程等[14]。

  在中國共產黨新聞管理制度研究方面,多數論文偏向于對制度的解讀和理論思考。如喬新生的《新聞管理也應對外開放——中國涉外新聞管理制度解讀》一文對2008年10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常駐新聞機構和外國記者采訪條例》中存在的問題做出了詳細分析。孟建和陶建杰對中國實施的“北京奧運會外國記者采訪規定”進行了理論闡釋,分析了中國原有的外國記者管理制度及其缺失以及新出臺外國記者管理制度的深遠意義等[15]。

  在新聞管理思想的研究方面,主要以研究馬克思主義新聞政策思想為主。如童兵在《馬克思恩格斯和巴黎公社新聞政策》一文中,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對巴黎公社期間新聞管理思想的評價體現了他們的新聞思想,即“對人民實行普遍的自由,對敵人和敵對報刊實行包括查封等公安措施在內的‘自由的剝奪’,應該成為無產階級專政下新聞統制不可偏廢的兩個內容”[16]。陳力丹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新聞政策思想中很重要的一點是“新聞出版自由和用法制保證新聞出版自由”[17]。盧家銀對恩格斯在1890年所發表的《給<社會民主黨人報>讀者的告別信》進行了考證研究,認為它是“馬克思主義新聞政策與黨內意見交流的重要文獻” [18]等。

 ?。ㄎ澹╆P于新聞政策的實務研究

  新聞政策的實務研究大多關照客觀現實,與新聞工作的具體實踐結合得比較緊密。整體上以新聞報道實踐與新聞政策之間的關系研究為主。例如,刁紅梅的《我國新聞政策框架下的新聞報道研究》以受新聞政策影響較大、較敏感的突發事件報道、調查性新聞報道、國際新聞報道為例,從其歷史、現狀和后續發展等方面分析中國新聞政策對新聞報道的影響歷程[19]。劉建認為,20世紀80年代新聞事業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迎來了繁榮期,新聞政策一方面保障了新聞真實性,例如在新聞政策助推下典型報道、批判性報道、突發事件報道的真實性逐漸加強。另一方面新聞政策又存在一些弊端,導致了新聞真實的扭曲和被動[20]。1950年出版的《新聞政策與新聞業務》一書對軍事報道、經濟問題報道、群眾運動報道、新聞報道的時間性等進行了研究?!缎侣劤霭鏄I走出去工作指南(上、下)》一書,對中國新聞出版業的相關政策的實踐案例作了深度解讀等。

  此外,還有一些注重結合當前現實,從不同角度對新聞實踐中新聞政策應對、變化、調適等展開研究的。如宋暉的《論2008年中國新聞政策的變化》,聚焦于當時中國的新聞政策,認為變化最明顯的一點是放松對外管制,保障外國媒體和記者的采訪與信息傳播自由等。袁援從公共政策定位的視角出發,解析了在社會轉型發展過程中,中國傳媒公共政策定位是如何進行調適的。艾松從行政管理角度,認為中國的新聞監管已經廢除了傳統意義上的新聞監管制度,而實行預防制與追懲制相結合的新聞監管[21]。另外一些研究從媒體融合角度來探討新聞政策變遷,如陳昌鳳和楊依軍的《意識形態安全與黨管媒體原則——中國媒體融合政策之形成與體系建構》、林世華和謝慧娟的《媒體融合政策體系研究》等。

 ?。╆P于新聞政策的理論研究

  中國新聞界對新聞政策的理論研究開始得較早,主要表現在對整體新聞政策基本理論的研究、對新聞政策體系內某一方面內容的理論研究、對新聞政策與其他理論之間的關系研究等方面。

  在新聞政策的基本理論研究方面,較早的研究新聞政策理論的學術論文是盧惠民在1988年發表的《新聞宣傳和新聞政策(上下)》,文章概括和闡述了新聞政策的概念、內涵、意義價值、重要性等。孫大勝也對新聞政策的意義和作用、新聞政策的指導思想和根本依據、中國新聞政策的基本內容等進行了理論闡釋。另外,郎勁松的專著《中國新聞政策體系研究》從理論上闡釋了新聞政策的內涵、邏輯前設、地位與功能、新聞政策體系的形成、結構和特征、中國新聞政策建構的價值標準等。此外,鄭保衛從“三貼近”原則、改進會議和領導同志活動報道、政府信息公開、新聞發言人制度、改進國內重大突發事件報道、加強輿論監督等十二個方面分析了十六大以來中國新聞政策的調整、改革和創新[22]等等。

  目前關于新聞政策體系內某一方面內容的研究較多,主要包括黨的新聞工作的指導原則,如黨性原則、“三貼近”原則、輿論導向原則等,與黨的新聞事業相關的一些制度,如報刊出版發行制度、新聞出版人事管理制度、新聞發言人制度等,以及一些相關的法律法規、通知條例、紀律規章等。例如,夏倩芳從政策和官方話語的角度分析了中國新聞體制改革,認為“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語境下,中國的新聞體制改革始終在‘黨管媒體’的根本制度下進行,是為了實現工具的目標而不是價值理性的目標” [23]。劉潔和王兵對中國新聞媒介人事管理制度改革進行了反思,認為中國新聞媒介下一輪競爭的制勝法寶是人,應當實行以人為本的人力資源管理[25]等。

  在新聞政策與其他理論或概念之間關系的研究方面,鄭保衛在《論新聞法制與新聞政策、紀律和職業道德規范的關系》一文中,對新聞政策與新聞法律、新聞法制與新聞紀律、新聞法制與新聞職業道德規范之間的聯系和區別進行了系統的辨析和深入的探討[24];臧柏瑩在《如何處理新聞價值與新聞政策之間的關系》一文中認為,新聞是否具備報道的條件,不僅要考慮新聞事件本身是否具備新聞價值,還要著重考慮新聞事件是否符合新聞政策的限定[26]等。

  總體而言,中國關于中國共產黨新聞政策的研究視野比較開闊、研究角度比較多樣,尤其是21世紀以來,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得到快速發展和顯著提高,中國共產黨百年新聞政策研究在理論研究、實務研究、法制研究、比較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可圈可點。

  三、中國共產黨新聞政策研究的未來空間

  黨的新聞政策是中國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工作指南、發展保障和基本遵循,在中國傳媒業發展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學習、研究和宣傳好黨的新聞政策,是新聞學界義不容辭的職責和使命。如前所述,盡管中國關于中國共產黨新聞政策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和缺欠,未來還有很大的探尋空間。

 ?。ㄒ唬┊斍爸袊伯a黨新聞政策研究的不足與缺欠

  1.對中國共產黨新聞政策的歷史變遷研究還不夠深入、連貫

  目前關于黨的新聞政策變遷發展的歷史研究,大多停留在某一階段時期內的新聞政策研究上,整體性、全面性和連貫性不足?,F有成果多集中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和改革開放以來的這兩個歷史階段,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至改革開放之前這一歷史階段的研究很少。時間跨度較短,前后沒有參照和比較,因而不能從整體和宏觀上去把握黨成立百年來新聞政策的歷史變遷軌跡、特點和邏輯等。盡管有個別研究對中國共產黨新聞政策的整體歷史變遷作了一些梳理,但由于受文章篇幅所限,加之后續研究跟不上,使得研究浮于表面,不夠深入和充分。同時,現有文獻缺少對中國共產黨新聞政策體系中某些具體政策的歷史研究,如專題性地對報刊管理政策、廣播電視政策、新聞記者管理制度等進行歷時性的梳理和研究。

  2.對中國共產黨新聞政策的理論體系建設不夠系統、全面

  雖然目前關于中國共產黨新聞政策的研究已具有前述多個研究視角,但總體上顯得比較零散和混亂,不成體系,呈現出一種“碎片化”的研究狀況。如有的研究互聯網政策,有的研究傳媒政策,有的研究新聞管理制度,有的研究新聞業務規范,還有一些研究比較邊緣的新聞評獎制度、新聞出版業稅收政策、新聞人才保障政策等。又如,目前中國關于中國共產黨新聞政策研究的著作本就不多,且多為史料匯編類或教材類的,比較成熟的、研究型的專著更是屈指可數。究其原因,與“新聞政策”本身的內涵、范疇等界定不清有關,歸根結底,是新聞政策本體研究不足、理論建設不健全不系統的結果。

  同時,從整體上來說,很多對中國共產黨新聞政策的研究比較淺顯,多是解讀性、說教式的成果,而實證性的、學理性的研究較少,缺少問題意識和創新精神。另外,從現有研究來看,雖然有一些成果涉足了政策學、管理學等其他學科,但絕大多數限于新聞學領域之內,缺少多學科、交叉性的研究。

  3.對中國共產黨新聞政策研究的方法不夠規范、多元

  現有研究中使用較多的方法有:思辨研究法、文獻研究法、個案研究法、比較研究法、描述性研究法等,而缺少訪談法、調查法等量化研究方法,且對這些方法的使用較為單一,很少有交叉使用和綜合運用的。有些論文方法運用得不夠規范,甚至不講方法,使得論斷多于論證,缺少說服力和科學性。例如,在新聞政策的法制化研究方面,很多論文僅僅是四五千字的淺顯議論,不講求方法和規范,使得學理性和科學性都大打折扣。

  總之,國內關于中國共產黨新聞政策的研究雖然已經有了一些成果,但缺少更加系統、全面和深入的研究。當前,隨著中國共產黨新聞政策體系的不斷豐富和發展,如何對“百年中國共產黨新聞政策的變遷”進行全方位、多元化、系統性的縱深考察,如何構建起一個比較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政策理論體系、話語體系和知識體系,已成為我們面臨的一個重大而現實的時代課題。

 ?。ǘ┲袊伯a黨新聞政策研究的未來拓展空間

  1.跨學科研究,進一步拓展研究視野和空間

  新聞政策研究并不能僅限于新聞學這個單一學科之內,它涉及多個學科領域,如在分析不同時期黨的新聞政策的形成原因和時代背景時,只有將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多個領域綜合起來進行考察,方能從中找出中國共產黨新聞政策形成和變革的內在規律及本質。因而,綜合運用政策科學、管理學、社會學、法學等多學科知識,以更加廣闊的視野和多元的視角對中國共產黨的新聞政策體系進行全方位的考察,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國共產黨新聞政策百年變遷的內在邏輯、客觀規律及本質特征等。從歷史維度來說,在新時代,對中國共產黨新聞政策變遷的研究,不僅需要我們從整體上、宏觀上去把握黨的新聞政策百年變遷的脈絡、規律等,而且需要進一步深化和細化不同時期內黨的新聞政策的內容、特征等,從而進一步拓寬研究的廣度和深度。

  2.創新思維方式,采用科學多樣的研究方法

  以往對中國共產黨新聞政策變遷的研究大多采用的思路是,從中國共產黨奮斗歷程和歷史實踐出發,去探求和總結新聞政策形成和發展的規律與特點,而不是從已經留存下來的、被理論和實踐證明了的黨的新聞政策出發,去回溯和探究某一歷史時期黨的新聞政策形成和發展的原因、經過等,而這個過程明顯比前一種思路更具有問題導向性和邏輯合理性。因而,充分搜集和占有大量關于黨的新聞政策的歷史文獻資料應是研究的第一步和前提條件;對文獻資料進行分類、分析和從“果”至“因”的推導,應是研究的第二步和核心步驟;對不同時期黨的新聞政策進行評價、反思以及對百年黨的新聞政策變遷規律、經驗教訓的總結,應是研究的第三步和最終目的。當然,在這個研究過程中,并不是采用單一的文獻研究法,而是可以將調查法、訪談法、個案研究法、政策分析法等多種方法交叉運用,這樣才有助于保證研究過程和研究結果的科學性、合理性、規范性,進而提高研究的水平和質量。

  3.厘清相關概念,創新發展新聞政策研究的理論體系

  總體來看,中國共產黨新聞政策變遷研究當前所存在的問題和不足,與相關概念不明確、研究范疇劃分不清和整體上理論建設不夠有著直接關系。因而強化黨的新聞政策的理論體系建設是改變這種現狀的必然要求和有效途徑。

  “厘清概念”,不僅僅是簡單地為“新聞政策”界定一個權威性的定義問題,而是用發展的、系統的眼光看待新聞政策的本源性問題,即不僅需要弄清楚原來的“新聞政策”是什么、有什么內涵和外延、具體包括哪些內容、有什么意義和作用等問題,還需結合時代發展,探索新時代“新聞政策”的定義、內容等有哪些變化和發展,這些是關系著新聞政策理論體系建設之根本的問題。所謂“論從史出”“實踐出真知”,理論的發展必須建立在歷史和實踐的基礎之上,只有回到歷史的場景、立于實踐的前沿,才能為創新發展黨的新聞政策的理論研究提供最大可能。

  4.結合當下實踐,加強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新聞政策的法制化研究

  目前,關于新聞政策的法制化研究還比較薄弱,多數研究尚停留在對法制化進程作簡單梳理和描述上。雖然多數人認同黨和政府制定的新聞政策最終要走向法制,會以法律、法規等形式固定下來。但是,多數文章并不能真正厘清和系統闡釋新聞政策和新聞法律(法規)之間的界限和關系,且對于新聞政策如何實現法制化也沒有給出科學合理的方案。

  “雖然黨的新聞政策本身并不等于就是法,但是,新聞法制與新聞政策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黨和國家的新聞政策是新聞法制的靈魂,在新聞法制不健全的情況下,它可以起到法的作用,彌補法的不足。社會主義國家的新聞法制,在一定意義上可以看作是條文化、法律化的黨的新聞政策”[27]。因此,有必要加強黨的新聞政策的法制化研究,補齊這方面研究的“短板”。尤其是在當前“全面依法治國”的背景下,實現依法管理新聞業是新時代的要求,這就為我們研究新時代黨的新聞政策的“法制化”和新聞事業治理的“法治化”提供了重要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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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姓名:鄭保衛 王青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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