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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生態安全與生命安全辯證意蘊 ——基于生態政治哲學的分析視角
2021年06月03日 10:51 來源:《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 作者:方世南 字號
2021年06月03日 10:51
來源:《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 作者:方世南
關鍵詞:人類命運共同體;生態政治哲學;生態安全;生命安全

內容摘要:從生態政治哲學的分析視角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基于全人類面臨共同的生態安全與生命安全交織重疊這個重大問題又必須依賴共同努力才能解決的有著強烈問題意識和問題導向的理念。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將人類命運特別是作為影響人類命運的最為基礎性的人類生命安全問題始終置于生態環境之中予以謀劃的理念,體現了從全人類整體安全出發思考的一種以認識論、實踐論和價值論有機統一而呈現出來的大生態安全智慧。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充分展現了生態安全與人類生命安全辯證統一的重大價值。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的生態安全與人類生命安全是“同一個安全”即系統整體安全中的兩個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有著相互依存、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

關鍵詞:人類命運共同體;生態政治哲學;生態安全;生命安全

作者簡介:

  摘    要:從生態政治哲學的分析視角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基于全人類面臨共同的生態安全與生命安全交織重疊這個重大問題又必須依賴共同努力才能解決的有著強烈問題意識和問題導向的理念。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將人類命運特別是作為影響人類命運的最為基礎性的人類生命安全問題始終置于生態環境之中予以謀劃的理念,體現了從全人類整體安全出發思考的一種以認識論、實踐論和價值論有機統一而呈現出來的大生態安全智慧。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充分展現了生態安全與人類生命安全辯證統一的重大價值。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的生態安全與人類生命安全是“同一個安全”即系統整體安全中的兩個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有著相互依存、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

  關鍵詞:人類命運共同體 生態政治哲學 生態安全 生命安全

  作者簡介:方世南,蘇州大學東吳智庫首席專家,蘇州大學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

  基金: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資助“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研究”(18JZD007);江蘇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重點研究選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與江蘇實踐研究”(19ZTB032)的研究成果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們呼吁,各國人民同心協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盵1]這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所展示的基于全人類共同利益的一個重大價值訴求,也是從政治、安全、經濟、文化、生態五大維度描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目標和美好愿景的一個重大價值共識。從生態政治哲學的分析視角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基于全人類面臨共同生態安全與生命安全交織重疊這個重大問題又必須依賴共同努力才能解決問題的理念。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彰顯了“類危機”“類挑戰”“類健康”“類安全”“類生存”“類發展”等這些關系全人類普適性的重大共同命運問題,突出了“類主體”“類意識”“類價值”“類合作”“類擔當”“類行動”等這些實現全人類整體性利益的共同體責任擔當和共同價值訴求問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將人類命運特別是作為影響人類命運的最為基礎性的人類生命安全問題始終置于生態環境之中予以戰略謀劃的理念,體現了從全人類整體生命安全出發思考的一種以認識論、實踐論和價值論有機統一而呈現出來的高超而深遠的大生態安全智慧。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充分展現了生態安全與人類生命安全辯證統一的重大價值,表現為生態安全和生命安全同構的整體性一體化安全。

  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的生態安全與人類生命安全是“同一個安全”即系統整體安全中的兩個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有著相互依存、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生態安全與生命安全體現出來的整體性一體化安全是基于當今時代生態危機與生命危機交織并存發生的整體性一體化危機,而將生態安全與生命安全緊密結合起來謀劃的一種整體性復合安全。生態政治哲學是將自然生態、生態安全以及人類生命、生命安全等問題有機結合起來分析研究的應對生態危機和生命危機這個雙重危機的重大認識工具,為人們正確認識和處理好人與自然關系以及人與社會關系并構建生態安全與生命安全緊密結合且有機聯動的整體性一體化安全提供了科學世界觀、方法論、價值論?!坝嬂斢嬏煜吕?,充分認識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的生態安全與人類生命安全辯證統一關系的豐富內容,把握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運用生態政治哲學去協調生態安全與人類生命安全辯證關系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明確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的生態安全與人類生命安全的整體安全觀、互動價值觀和協同發展觀,對于從生態政治哲學的高度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認識和踐行生態安全與人類生命安全的辯證意蘊,促進世界各國以強烈的政治責任堅持生態優先和生命至上以及安全第一的辯證統一關系,風雨同舟,同心協力,應對全球生態危機和全球公共衛生突發事件,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造福于全人類以及促進人類世世代代永續發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一、從生態政治哲學認識生態安全與生命安全緊密結合的整體安全觀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客觀世界普遍聯系與辯證發展的理論、關于人類社會是一個由多種復雜關系聯結而形成的發展變化著的有機體理論、以及作為人類歷史活動主體的人的能動性和受動性辯證統一的理論,都深刻說明了生態環境與人類經濟活動、政治活動、文化活動、社會管理活動的息息相關性,揭示了生態安全是人類生命安全、社會安全的重要基石。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開辟了世界市場和促進了全球范圍交往,推動了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理論,關于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理論,以及關于自然解放、社會解放和全人類解放相互作用、有機結合的理論,都有著豐富而深刻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也有著豐富而深刻的生態安全與生命安全緊密結合具有內在同構關系的思想。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人們從多種多樣的視角解讀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及客觀事實,如從經濟全球化、信息網絡全球化、科技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社會治理全球化等角度解讀,這是應該的,但仍然是不夠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客觀現實問題,還是一個需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立場,從生態政治哲學角度予以深入解讀的重大認識論、實踐論和價值論問題,是事關自然界生態安全和人類生命安全緊密關聯和相互作用的整體性安全問題。

  生態政治哲學是將生態問題納入哲學、政治學領域考察形成生態政治學、生態哲學,并進一步從生態政治學與生態哲學緊密聯姻的高度說明生態問題本質和根源的新興交叉性、復合性和綜合性學科,也是對生態問題從世界觀、方法論、價值觀的高度予以整體性研究的學科。生態政治哲學以其跨學科的宏大知識背景和知識集成,對生態安全和生命安全相互關系闡述的深刻性、抽象性和嚴密性的基本特征,對人類命運共同體蘊涵的生態安全與生命安全的內在辯證關系有著全面而透徹的說明。在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超越國家、民族、種族以及充分反映事關人類生死存亡這些重大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的概念中,“人類”是主體,處于人類社會歷史活動的主體地位,具有主體性功能。與人類這個歷史活動的主體相對應,形成了“類主體”“類意識”“類行動”等概念和客觀事實?!叭祟惷\”是主題詞和關鍵詞,人類命運是個體命運和人類整體命運的統一,人類命運是與一定社會和特定時代的政治、安全、經濟、文化、生態等狀態息息相關的。與人類命運相對應,形成了“類政治”“類安全”“類經濟”“類文化”“類生態”等概念和客觀事實?!叭祟惷\共同體”是主旨和集合詞,表達了人類有著共同而普適性需要,因而,不管什么樣的民族和種族,無論國別、性別、年齡、身份、地位等方面的差異,人類多樣性的利益都具有相關性、交互性和共同性。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相對應,形成了“類利益”“類價值”“類責任”“類行動”“類合作”等概念和客觀事實。

  在生態政治哲學語境中,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所反映的“類安全”,是一個將生態安全與人類生命安全作為“同一個安全”看待的整體性大安全理念和體系,在這個大安全理念和體系中,生態安全和人類生命安全具有內在辯證統一關系。生態安全和人類生命安全的內在辯證關系就是一種相互依存、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的雙向互動、雙向構建的關系。其基礎在于人類對自然界的依賴性以及自然界與人類有著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約關系。自然界是人類生命之源和生存之本,人類的肉體生活和精神生活都以自然界的存在和發展作為不可或缺的重要先決條件,人類的生存和發展以及生命安全與身體健康程度都與自然界息息相關。馬克思說:“自然界是人為了不致死亡而必須與之處于持續不斷的交互作用過程的、人的身體。所謂人的肉體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聯系,不外是說自然界同自身相聯系,因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盵2]恩格斯也指出了人類對自然界具有的從屬性和依賴性關系,指出:“我們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族人那樣支配自然界,決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盵3]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論述反映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蘊涵著生態環境與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緊密關聯性以及生態安全決定人類生命安全的深刻哲理,充分說明了自然界與人類生命之間的內在一致性。

  在人類思想史上如同馬克思和恩格斯那樣,不是就生態安全問題單一地談論,而是將生態安全與人類安全緊密地結合起來考察并提出系統安全或“生態——人類同一個安全”理念的思想家也有很多,他們許多超前和睿智的見解,可稱為是從生態安全和生命安全一體化聯動高度警示人們注重新的復雜安全現象的最早哨聲。如奧爾多·利奧波德的《沙鄉的沉思》,是一部關于人類和土地的生態安全及其生態道德觀的不朽作品,提出了土地——土壤、水、植物和動物,包括人類都是一個由相互依賴的各個部分組成的生態和生命的共同體思想;威廉·福格特的《生存之路》從人類與生態環境協同安全角度向人類提出了如果不能正確地處理好人類生命安全與生態環境安全的內在關系,不僅會使生態環境遭到破壞,而且人類文明也將遭到徹底性毀滅的警告;巴里·康芒納在《封閉的循環》一書中,以美國的環境問題為研究對象,對現代技術所造成的生態環境危機予以激烈抨擊,認為美國戰后環境危機的主要根源,并不是經濟增長,而是現代技術。那些只是從單一的追求生產效率的角度,或從單一的消費使用的目的出發而發明出來的技術,從根本忽略了其賴以發展的生態系統這個重要自然基礎,從而破壞了不斷循環運動的生命圈。要克服生態危機和生命危機,首先要克服這種技術上的缺陷,為此,需要推進生態學研究和采取有效而自覺的“社會行動”,重建自然生態系統以確保生態安全和人類生命安全;被譽為世界環境保護運動先驅的美國海洋生物學家蕾切爾·卡森,1962年在美國出版《寂靜的春天》一書,書名以及扉頁上的“枯萎了湖上的蒲草,消匿了鳥兒的歌聲”的題詞,凸顯了生態不安全必然引發人類生命不安全這個事關人類共同命運的重大問題,書中對農藥危害生態環境與影響人類生命安全、身體健康的深刻分析,激發人們深刻反思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人類與動物、植物的關系,人類與賴以生存的土地、河流的關系,努力保持人與自然協調和諧,以達到自然生態系統的優化和人類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也正因此,這本書被公認為開啟世界環境運動的奠基之作,也是以大安全理念揭示生態安全與人類生命安全內在同構關系的奠基之作。

  隨著全球生態危機越演越烈,以往局限于研究生態系統安全和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安全問題,不斷超越生態環境學科的邊際界限而演化成為一個涉及生態環境安全、健康安全、政治安全、經濟安全、社會安全和國家安全等的系統性綜合性的公共安全問題,引起了有識之士和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1977年,時任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和環境專家的萊斯特·R·布朗在其《建設一個持續發展的社會》一書中,提出了必須按照客觀情況的不斷變化來重新定義國家安全的看法,主張將生態安全納入國家安全范疇,以新的國家安全建設一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可持續發展社會。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發表《我們共同的未來》,正式使用了“生態環境安全”這一用語。1989年,時任世界資源研究所副所長的杰西卡·馬修斯在她《重新定義安全》一文中提出,必須改變傳統的國家安全觀,重新擴展國家安全定義。鑒于生態環境與國家安全利益存在著緊密關聯的因果聯系,自然資源、環境和人口問題等都會對國家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產生巨大影響,因此,必須將資源、環境和人口納入國家安全范圍?!吨匦露x安全》實質上深刻闡述了生態安全和人的生命安全的關聯性。1992年1月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文件指出:“經濟、社會、人道主義和生態領域中一些非軍事性的不穩定因素構成了對和平與安全的威脅?!盵4]這一重要觀點拓展了傳統安全觀的內容。1994年,聯合國發展計劃署在《人類發展年度報告》中提出了人類安全的概念,提出涉及人類安全的主要有七個方面,包括經濟安全、糧食安全、健康安全、環境安全、人身安全、共同體安全和政治安全。[5]這七個方面的安全就是在它們的交互影響中直接關系人類命運共同體生存和發展的整體性安全體系中的重大安全問題。從系統安全的高度揭示了各個部門安全之間的內在聯系,從七個不同維度說明了人類安全的有機性和整體性。我國由國務院2000年12月公布的《全國生態環境保護綱要》首次在國家正式規范性文件中使用生態環境安全這個概念,提出了“維護國家生態環境安全”的重要目標。2004年12月29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修訂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第一條規定:“為了防治固體廢物污染環境,保障人體健康,維護生態安全,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制定本法?!钡谝淮螌⒕S護生態安全作為立法宗旨寫進了我國法律,從此,生態安全作為一個重要的法律概念在我國得到確立并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

  黨的十九大報告不僅強調了生態安全的概念,而且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提出了全球生態安全問題。與此同時,提出了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要將人民利益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要通過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和推進公共衛生健康事業,走向美麗中國和健康中國,從而確保生態安全與生命安全同步一體地實現。黨的十九大報告將“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作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之一,從關系人民福祉和關乎中華民族永續發展根本大計以及建設地球美好家園的高度強調了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體現了“自然歷史與社會歷史的相互制約及其內蘊的人化自然與自在自然之間的辯證關系下每個國家或民族走向人與自然和諧的獨特性”[6],目的是“為人民創造良好生產生活環境,為全球生態安全作出貢獻”[7]。闡明了生態安全與人類生命安全雙向互動、雙向構建的內在辯證統一關系,充分體現了從生態安全和生命安全所構成的整體安全高度為人民謀福祉、為民族謀復興和為人類謀大同的一種整體性安全理念和推進整體性發展的戰略謀劃。

  二、從生態政治哲學把握生態安全與生命安全雙向互饋的互動價值觀

  從生態政治哲學視角看,人類命運共同體、生態安全、生命安全,都是人類最為重要、最充滿普遍適用性的概念,也是最具有鮮明價值色彩的概念、客觀事實和價值目標。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蘊涵的生態安全與生命安全的辯證關系建立在價值論基礎上,是基于生態價值與生命價值以及兩者內在互動關系的一種深層宏觀的戰略思考,體現為生態價值與生命價值兩者的辯證互動關系。概而言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一種關于生態價值與生命價值雙向作用、雙向構建的辯證互動價值觀。

  在馬克思看來,價值并不是物本身,而是隱藏在物背后的一種特定的關系?!皬恼軐W層面上看,價值是反映認識和實踐活動的主體的人與客體的事物之間所具有的一種對象性和雙向生成性、互益性關系之契合程度的一個范疇,價值體現出認識和實踐活動的主體與客體的事物在對象性關系之中具有的一定的功能和意義?!盵8]生態政治哲學是對自然界生態價值與人類生命價值予以深刻追問的學問,在生態政治哲學視野內,生態安全與生命安全都有著明確的價值關系,都是探究和表達價值訴求、價值目標、價值維護、價值保值增值等有關這些重大價值問題的學問。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蘊涵的生態安全與生命安全的辯證關系以及其良性互動的成果,最終要落實到生態價值與人類生命價值在相互作用中的雙向保值增值上,最終要通過人民所得到的實實在在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來體現出來。

  生態政治哲學視野內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首先注重的是人類之“命”,亦即人類生命以及生命之價值,人類生命之“命”是人類發展之“運”的重要前提條件和基礎,因此,人類生命以及生命安全在人類生存和發展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價值,可以被稱為作為“始基”的價值之源。無論是單個的人,還是作為集合體、共同體的人類,生命都只有一次,并且都只有唯一的一次。人一旦失去了生命,在現代條件下不可能再死而復活。人如果沒有了生命,其任何金錢財富、名譽地位都無法體現出應有的價值,也不可能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中促進生態優化。因此,不管在任何時候,以民為本,生命至上,健康第一,安全首要的準則,都是作為個體的人以及作為群體的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最基本準則,也是代表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執政黨的價值訴求和價值使命,是必須始終要堅守的一條基本底線。體現人的生活質量和生命創造活力的身體健康是人世間最寶貴和最值得珍視的東西。人類的一切歷史活動以及歷史創造,都要建立在從事歷史活動主體的人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的基礎上。代表著人民根本利益的執政黨提出以人民為中心,始終將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這決非是一句空洞無用的政治說教,而具有以實現人民各方面權益來體現的客觀實在的具體內容,其最為基礎的也是所要維護的最為根本的權益就是人民的生命權、健康權、安全權以及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財產權、自由權、環境權、文化權、教育權等基本權利。人和人類的生命權、健康權、安全權是人權中最為基礎和最為根本的權利,有了這些權利,人類才能從事自由自覺的歷史創造活動,也才能更好地發揮能動性去自覺地呵護好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生態環境,促進人類社會在人與自然和解、人與社會和解中不斷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關于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的論述,是以人的生命存在、對生命價值的重視和促進生命的自由發展為必要前提條件的。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將人歸結為類的存在物,人作為類的存在物體現了生命活動的性質和自由自覺的實踐活動。馬克思指出:“一個種的全部特性、種的類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動的性質,而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覺的活動?!盵9]執政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并將其切實落到實處,就是要在一切工作中都堅持以民為本,尊重生命和呵護生命,確保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為此,就要圍繞人民這個社會實踐活動主體和一切工作的中心,牢固樹立以民為本、生命至上、健康第一、安全首要的理念,大力構建有助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并確保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的生態安全與生命安全的整體性安全保障型社會,以促進人民在生命安全與身體健康得到充分保障的條件下從事自由自覺的歷史創造活動,從而使生命成為能夠創造價值、實現價值和享受價值的有尊嚴、有創造活力、有永續傳承能力的生命,這也是有助于人民生命能夠在自由、安全、發展、永續傳承中實現價值的根本舉措。法國思想家阿爾貝托·施韋澤將是否注重生命發展和生命價值既當作衡量善惡的標準,也當作能否實現最高價值的標準,他指出:“善是保存生命、促進生命,使可發展的生命實現其最高價值。惡則是毀滅生命,傷害生命,壓制生命的發展?!盵10]對于社會價值觀而言,只有始終堅持以民為本、善待生命、揚善棄惡、明辨是非,并將此作為全社會崇尚的文化價值觀,才能真正體現出走向人間正道的燦爛文明。充分肯定生命安全和生命價值的價值觀是生態政治哲學視野內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蘊涵的重大價值訴求、價值準則和價值目標,是引導人類在敬畏生命、保衛生命、發展生命中攜手共同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園以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強大精神動力。

  由于人的生命以及生命安全都是在特定的生態環境中形成和發展的,因此,人的生命以及生命安全的價值也是在生態安全中形成和發展的,生態安全決定生命安全,生命安全又促進生態安全,生態安全和生命安全構成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人與社會和諧共生的整體性安全體系。人類與生態系統的關系作為主體與客體的關系,不是絕對的,而只具有相對性。人類本身是自然生態系統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人類并不是造物主創造的最強的一個生物物種,從很多方面來看,人類生命或者人類能力其實都是很脆弱、很微小的,一個看不見、摸不著的小小病毒弄得不好就會使整個人類社會的生產、生活陷入停擺狀態,使得再先進、再高明的技術無法發揮作用,也可能導致人類社會走向毀滅,這已經不再是危言聳聽,而是活生生擺在全人類面前的客觀現實。從生態政治哲學的高度來看,人類命運共同體必須延伸到人類與生態環境的共同體構建上,人類只有充分地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善待自然以及尊重生命、敬畏生命、善待生命,與自然和諧相處,才能推動自己不斷地由弱者轉化為強者。因此,人的生命以及生命安全必須建立在尊重生態系統中的其他生命形式的價值和延續性的基礎上,必須尊重和善待使人的生命和生命安全獲得發展的生態環境,要努力維護生態環境的穩定性、完整性和多樣性,從以人類為中心改變為尊重自然界的各類生命,在人和生態之間建立起協調平衡關系和親密伙伴關系,在生命安全和生態安全的雙向互動中促進人的價值和生態價值一體化地增值保值。美國著名的環境保護學者約瑟夫·布魯查克闡述了生態安全與生命安全之間的互動價值,他指出:“如果我們把地球看作是一張維系我們生命的網的話,那么,毫無疑問,這張網已經弱不禁風了,地球病了。但是,假如我們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即從生存著的地球自身的角度來看的話,生病的并不是這個星球,而是人類自身,這樣我們也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這場病將會要了我們的命,而不是地球的命?!盵11]生態危機是生態不安全的突出表現,是人與自然協調和諧共生共榮狀態的破壞。生態危機危害的不光是自然界,最根本的還是人類,使人類無法與自然界在協調平衡中得到共同發展,也使人類無法從自然界獲得所需要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因此,生態危機表現出人類嚴重的生存危機和生命危機。生態危機呼喚著生態文明,這種生態文明就是以生態安全和生命安全一體化價值實現為內容的現代文明。人類以實際行動通過加強生態文明建設來克服生態危機,就是通過自我救贖來克服自身面臨的嚴峻生存危機和生命危機。

  三、從生態政治哲學推進生態安全與生命安全系統整合的協同發展觀

  從生態政治哲學高度認識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蘊涵的生態安全與生命安全的辯證關系,就是要將生態安全與生命安全作為“同一個安全”即系統整體安全促進兩者協同發展。

  堅持生態政治哲學視野內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蘊涵的生態安全與生命安全作為“同一個安全”即系統整體安全觀,就是堅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蘊涵的生態安全與生命安全之間的理念協同。理念總是充當行動的先導和指導,只有理念正確了,才能保證行動的正確性和有效性。對作為與生態環境發生對象性關系的人類來說,生態安全影響人類生命安全,健康的生態環境決定人類健康的生命和身體。如果生態不健康,不可能有人民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習近平指出:“良好的生態環境是人類生存與健康的基礎?!h境問題影響甚至嚴重影響群眾健康。老百姓長期呼吸污濁的空氣、吃帶有污染物的農產品、喝不干凈的水,怎么會有健康的體魄?”[12]“綠水青山不僅是金山銀山,也是人民群眾健康的重要保障?!盵13]良好的生態環境即綠水青山是生態健康的象征,其豐富的自然價值和審美價值都有利于人民群眾的身心健康。由此可見,生態安全與生命安全緊密結合在一起,構成直接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同一個安全”,即人類的系統整體性安全。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由生態安全與生命安全這個整體性安全所決定的共同體。需要世界各國站在維護全人類共同利益的價值立場上,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堅持同一個健康和同一個安全原則,既對本國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負責,也對全球公共衛生事業盡責,對全人類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負責。由生態安全與生命安全構成直接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同一個安全”原則,是與世界衛生組織站在全球角度提出的“同一個健康”原則相一致的?!巴粋€健康”是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的一個用來從總體性高度謀劃和實施規劃、政策、立法和研究活動的方針,其目的是促進多個部門借此進行交流并攜手合作,從而實現更好的公共衛生結果。[14]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并迅速肆虐全世界,其傳播速度之快、感染范圍之廣、防控難度之大,對全球經濟社會發展影響之深,實屬罕見。病毒無國界,其擴散和傳播無需護照和簽證,疫情是全球公共衛生事件,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在巨大災難面前獨善其身。在美國學者麥克爾·哈特和意大利學者安東尼奧·奈格里合著的《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書中指出:“民族國家的邊界正一天天被越來越多的各種交流滲過,再沒有什么可以帶回殖民地界限這面衛生免疫之盾了。全球化的時代也就是全球傳染的時代?!盵15]因此,要預防全球性疾病和病毒全球性傳播,必須摒棄“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狹隘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和個人主義、利己主義,大力倡導和積極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生態政治哲學視野內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蘊涵的生態安全與生命安全是依靠協同的制度設計和制度創新來維系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只有通過科學的生態安全制度和生命安全制度的有效協同,才能充分發揮在實踐活動中的指導作用。生態安全和生命安全問題從表面上看,好像只是自然界發生的各種變異現象,或者可以看作是單憑技術就能解決的問題,似乎主要涉及經濟問題,或者是管理問題,但是,從生態政治哲學的角度看,生態安全問題和生命安全問題,都是涉及特定的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的重大社會問題、重大民生問題和重大政治問題,是與堅持什么樣的制度、選擇什么樣的制度密切關聯的。馬克思針對資本對生態的壓榨和對生命的漠視導致的自然異化、勞動異化、人的異化、生命異化等現象,尖銳地指出:“我們的一切發明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成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F代工業和科學為一方與現代貧困和衰頹為另一方的這種對抗,我們時代的生產力與社會關系之間的這種對抗,是顯而易見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爭辯的事實?!盵16]與資本主義制度不同,社會主義制度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將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堅持生態優先的綠色發展和高質量發展之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充分地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為生態安全和生命安全制度協同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生態安全和生命安全制度建設最根本的是依靠法治,法治是推進生態安全制度和生命安全制度協同建設的銳利武器和根本規范。生態安全和生命安全協同制度建設是一個制度系統全面建設的偉大工程,需要通過針對在生態安全制度和生命安全制度以及兩者制度協同上存在的突出問題,本著固根基、揚優勢、補短板、強弱項,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生態安全和生命安全制度協同體系,建立起較為完善的生態安全和生命安全協同監管體系、生態安全和生命安全協同法律體系、生態安全和生命安全協同應急救援體系和預警機制,還要建立起有效應對生態危機突發事件和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的信息協同共享機制、生態安全和生命安全趨勢的預測機制以及保障生態安全和生態安全的組織機制等等?!疤煜轮?,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敝贫鹊纳υ谟趪栏駡绦?,生態安全和生命安全的制度設計再多、再全面,如果沒有對于這些制度不折不扣的嚴格執行為保障,制度就會形同虛設,最多只能成為中看不中用的擺設。只有全社會增強對于生態安全和生命安全制度協同的執行力,制度才能夠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強大的約束力。

  為此,要加強對于制度執行力建設和監督管理,將生態安全和生命安全協同問題納入各級領導干部的政績考核體系,以科學的生態安全和生命安全責任追究制度,以嚴厲的問責制,高懸起生態安全和生命安全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使重視生態安全和生命安全成為領導干部的頭等大事。與此同時,要輔以生態安全和生命安全的文化建設。制度并不是萬能的,文化是制度之母。加強生態安全與生命安全文化建設是加快構建安全保障型社會的重大價值導向、強大精神支柱和根本思想指導,是鍛鑄安全保障型社會的無形而強大的軟實力。設計出好的制度固然十分重要,但是缺乏精神文化相呼應的制度是難以發揮其規范作用的。生態安全和生命安全文化建設說到底是人自身的建設,是培育人的生態安全和生命安全意識進而以此指導生態安全和生命安全實踐的重要建設工程,生態安全和生命安全文化建設直接關聯到一個社會國民的安全意識、安全素質以及安全行為。美國健康安全委員會核設施安全咨詢委員會將安全文化定義為:“一個單位的安全文化是個人和集體的價值觀、態度、能力和行為方式的綜合產物,決定健康安全管理上的承諾、工作作風和精通程度?!盵17]生態安全和生命安全文化建立在生態安全價值、生命安全價值和人的價值兼顧基礎上。加強生態與生命安全文化建設就是要用生態與生命安全文化價值觀、方法培養和提高人們的安全素質,用生態和生態安全文化的力量影響人們的安全觀念、安全意識和安全行為,使生態與生命安全文化成為全社會的主流文化,形成人人注重生態與生命安全的文化氛圍和行為習慣。

  生態政治哲學視野內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蘊涵的生態安全與生命安全的協同發展是通過能力來體現和推動的。在以能力為本位的當代社會,生態安全與生命安全能力建設是提高個人和群體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以及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發展的一項重要內容。生態安全與生命安全能力建設有助于推動全人類提高整體安全智慧,增強抗擊各類生態風險和生命風險的整體性安全韌性。隨著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的緊密關聯性以及科技狂飆突進般的發展,人類在預防和應對各種生態災害和公共衛生突發事件過程中,越來越期望即使在極端危機條件下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系統、社會系統和精神文化系統能夠以頑強抵抗力有效應對而免于崩潰,并且能夠在不依賴或少依賴外部救援的情況下以柔克剛而快速從容地走出災害危機,盡快恢復日常生活常態,從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以及社會功能正常運行。生態安全和生命安全的整體性韌性概念,作為表現能力的一個重大概念已得到國際社會廣泛使用,并付諸于實踐活動。整體性安全韌性在整個生態安全和生命安全的整體性安全系統中處于最頂端的位置,是最高級別的安全。

  進入二十一世紀,建設安全韌性城市、安全韌性社區、安全韌性國家的實踐能力活動已經廣泛流行。美國在2010年《國家安全戰略》和2014年《國土安全報告》中都提出要大力增強國家安全韌性,特別強調要大力建設安全韌性的國家,使整個國家在應對諸如生態災難以及公共衛生突發事件中具有預防、保護、響應和恢復能力。我國雄安新區規劃將安全韌性作為一項重要內容。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呼喚著建設整體性安全韌性的人類社會。加強生態安全與生命安全整體性安全韌性建設,從生態政治哲學來看,是一項將系統論、生態政治學、生態哲學、信息智能技術、環境科學、工程管理、地理學、生命科學、文化學等諸多學科納入生態安全與生命安全的大系統,以便于全面地提高生態與生命“同一個健康”和“同一個安全”的知識化、信息化、智能化和可控化的能力建設。生態安全與生命安全“同一個健康”和“同一個安全”整體性安全韌性建設,涉及生態安全與生命安全風險監控管理信息系統建設、生態安全與生命安全管理信息系統建設、生態安全與生命安全質量監測和反饋信息系統建設、生態安全與生命安全應急管理信息系統建設等多方面的建設任務和建設內容。增強生態安全與生命安全整體性安全韌性也是增強人類命運共同體態勢下國家和公民個人在突發逆變環境中的反應、承受、適應和迅速恢復的一種能力建設,使國家和國民在生態災難和生命災難面前具有堅不可摧的韌性和彈性,如具有冷靜而正確地辨識和防控諸如生態災難、公共衛生突發事件風險的理性思維,具有穩健地應對自然災難和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的比較成熟的心理文化素質,具有強有力地抵御生態災難和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的組織能力和管理能力,具有高超的對生態災難和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的應對和處置能力,具有有效地防范生態災難和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的預警能力,具有有效地處置生態災難和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災后重建能力,等等。整體性安全韌性能力建設的結果,就是要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引導個體的“我”走向作為共同體的“我們”,從單個的“人”走向作為共同體的“人類”,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整體性力量凝心聚力,同舟共濟,共克時艱,贏得最終勝利。

 

  注釋

  [1]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8-59頁。

  [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頁。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0頁。

  [4]UNHCR,The State of the World’s Refugees 1997-98:A Humanitarian Agenda,http://www.unhcr.ch/refworld/pub/state/97/chl.htm,2020-12-02.

  [5]United Nations,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6]劉希剛:《中國共產黨追求人與自然和諧歷程中的思想成果》,《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9年第4期。

  [7]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第24頁。

  [8]方世南:《建設生態文明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價值意蘊》,《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9年第3期。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6頁。

  [10][法]阿爾貝托·施韋澤:《敬畏生命---五十年來的基本論述》,陳澤環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第77頁。

  [11]J.Bruchac,“The Circle is the Way to See”,in L.Anderson,S.Slovic&J.P.O’Grady(eds),Liter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New York:Longman,1999,pp.95-96.

  [12]《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90頁。

  [13]《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論述摘編》,第90頁。

  [14]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世界動物衛生組織、世界衛生組織:《采取“多個部門、同一個健康”方針:幫助各國應對人畜共患病三方合作指南》,2019年,第2頁。http://www.fao.org/3/ca2942zh/CA2942ZH.pdf。

  [15][美]麥克爾·哈特、[意]安東尼奧·奈格里:《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楊建國、范一亭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8頁。

  [1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80頁。

  [17]納宗會:《建設安全文化提高安全素質》,法制日報社:《安全法制理論與實踐》,北京:中國勞動保障出版社,2007年,第41頁。

作者簡介

姓名:方世南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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