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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論析
2021年05月07日 15:13 來源:《觀察與思考》2021年第1期 作者:張小平 字號
2021年05月07日 15:13
來源:《觀察與思考》2021年第1期 作者:張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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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主要涉及歷史分期、隊伍組成、傳播途徑和方式、傳播內容、傳播特點等方面。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與中國的國情及革命實踐緊密結合,一開始就帶有中國化的特色,這個特色表現出思想上的創新性,這個特色也恰恰符合馬克思學說的精髓即實踐唯物主義,而不帶有教條主義的僵化特征。在即將迎來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回顧和反思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對于深入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具有重要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傳播;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

  作者簡介:張小平,女,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打開了中國革命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新篇章,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源頭和早期形態?;仡櫤头此歼@個重要的歷史時期,對于今天鞏固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提升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對于理解和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和大眾化均具有重大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歷史分期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歷史分期,至今未有統一認識。具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開始于20世紀初,主要依據是:一些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如梁啟超、資產階級革命民主主義者如馬軍武、朱執信,還有小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者如劉師培,以及海外的留學生,都曾在這一時期把馬克思主義介紹到中國。筆者認為,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的上限,應該從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開始,之所以這樣認為的依據是:雖然早在俄國十月革命前馬克思主義已經通過翻譯日本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引進、介紹和傳入中國,比如朱執信翻譯了《共產黨宣言》等,但這期間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都是作為國外思潮的一種,與其他資產階級思潮沒有區分開,也沒有把它和中國革命聯系起來,更沒有與中國的前途、命運聯系起來。十月革命前,中國缺乏馬克思主義傳播的社會條件,陳獨秀當時的認識具有代表性,他說:“社會主義,理想甚高,學派亦甚復雜。惟是說之興,中國似可緩于歐洲。因產業未興,兼并未盛行也?!?所以,真正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應該是從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開始的。李大釗最早敏銳地認識到十月革命與中國革命的關系,認識到馬克思主義是指導革命的理論武器,并將馬克思主義稱為是指導中國革命的“導星”。十月革命的成功給中國人民起到了一個榜樣的力量,從中看到了新世紀的曙光。

  如果說十月革命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那么,五四運動則開辟了中國革命的新紀元。五四前,先進的中國人向西方學習,試圖走西方資本主義的路,由器物層面的洋務運動到制度層面的辛亥革命再到思想層面的新文化運動等等;五四運動以后,認識上發生了變化,走社會主義道路成為歷史大趨勢。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爆發,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暴露出各種弊端,引發西方信仰危機。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近代史的重要轉折點,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孫中山語),主要并不在于批判了各種舊禮教和舊道德,而在于破除了對新思想自由探索的各種桎梏,形成一個各種新思潮百家爭鳴的局面。正是在這樣的“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的時代,馬克思主義才在中國得以傳播。有觀點認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歷史階段,在1922年黨的二大以后就結束了。筆者認為,早期傳播的下限應該到1927年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后結束。之所以將下限延伸到1927年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是因為在此之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中國共產黨的活動,基本上是公開的,是以國共合作的形式開展的,在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新三民主義的政治環境下,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非常迅猛。但是國共合作失敗后,國民黨大量搜捕共產黨員,李大釗被殺害了。雖然馬克思主義傳播并沒有銷聲匿跡,而是得到越來越廣泛的社會認同,形成新的社會潮流。但是,隨著中國共產黨的活動轉入地下,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也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隊伍組成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主體力量和傳播隊伍有哪些呢?按照黨史專家的觀點,中國早期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主要由三類主體和三種力量組成:一是從新文化運動中分化出來的激進的思想領袖,代表人物是李大釗、陳獨秀。二是五四愛國運動中的左翼骨干,其代表是北京學生領袖鄧中夏、湖南學生領袖毛澤東、廣東愛國青年楊匏安、在留日期間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李達,與毛澤東一起組織新民學會后赴法勤工儉學的蔡和森、天津學生領袖并去歐洲游學的周恩來等。他們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選擇了科學社會主義,這些革命青年構成了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隊伍的主體。三是一部分原中國同盟會會員、辛亥革命時期的活動家,以董必武、吳玉章、林伯渠等為代表。他們主要是通過總結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和研究十月革命成功的經驗,思想方向發生轉變,逐步走向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道路。2

  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的這三種類型人物確是屬于中華民族的精英,是走在時代前列的、先進的中國人。他們都是從救國救民的思想立場出發,經歷了從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思想轉變。然而,從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始,至1927年國共合作失敗時止,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十年,也是各種西方思潮在中國競相介紹和傳播的時期。在中國早期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同時,西方各種資產階級思潮也開始大規模的輸入,真可謂是“你方唱罷我登場”。但在眾多的西方思潮中,為什么只有馬克思主義最適合于中國社會的需要,并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世界觀和指導思想呢?這種歷史的抉擇決不僅僅是依靠少數精英人物的傳播所能決定的,中國人民廣泛接受馬克思主義,依靠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革命性、實踐性,并且與中國革命、中國國情、中國文化相結合的可能性和現實性,體現的是歷史發展的邏輯必然性。鄧中夏在《中國現在的思想界》一文中將當時思想界的各種思潮總結為三派:一派是以梁啟超、梁漱溟、章行嚴等為代表的“東方文化派”,堅持反對新文化的立場;一派是以胡適、丁文江等為代表的“科學方法派”,他們一方面繼續維護民主與科學兩面旗幟,反對封建的復古主義思潮,另一方面又竭力阻止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第三派是以李大釗、陳獨秀為首的“唯物史觀派”。后兩派起先都同屬于新文化運動派,馬克思主義傳入以后分裂為兩派。鄧中夏對當時思想界三大派系作了分析,他說:“東方文化派可說代表農業手工業的封建思想(或稱宗法思想),科學方法派可說是代表新式工業的資產階級思想,唯物史觀派可說是代表新式工業的無產階級思想,這些思想都不是偶然發生的,都有他們的背景?!? 以唯物史觀派為代表的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一面與保守復古派論戰,一面與西化派論戰,在論戰中大大加快了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

  三、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途徑和方式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途徑,按照歷史發展的過程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通過東鄰日本的渠道了解和接受馬克思主義。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陳獨秀、李達都曾留學日本,他們是通過閱讀日文版的馬克思著作了解了馬克思主義。第二個階段是在五四時期除了日本渠道之外,通過法國、德國、英國的渠道,出現了留法勤工儉學熱,一些追求進步的熱血青年在西歐通過學習、觀察、體驗和比較走上了馬克思主義之路,他們又將自己學習的心得體會,以通訊的方式向國內做宣傳,推動國內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蔡和森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第三個階段是通過蘇俄的渠道傳入馬克思主義,瞿秋白是杰出代表。1920年秋,瞿秋白以特派記者的身份到俄國,尋求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用他的話來說是“略盡一分引導中國社會新生路的責任”4。在留俄期間,他一面廣泛地進行實地調查,一面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寫下了《餓鄉紀程》《赤都心史》兩本通訊集和一系列專題報道傳回國內,對于中國人民了解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有很多方式,概括起來有以下幾類。

  一是利用各種刊物宣傳馬克思主義。1919年2月李大釗參與《晨報》副刊編輯工作,他利用《晨報》副刊進行馬克思主義宣傳。1919年4月1日至4日,在《晨報》副刊發表了淵泉的《近世社會主義鼻祖馬克思之奮斗生涯》。在同年5月5日馬克思誕辰101周年紀念日,《晨報》副刊開辟了《馬克思研究專欄》,發表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河上肇作、淵泉譯),這篇譯文為當時的報紙雜志廣為轉載。在李大釗的幫助下,《晨報》副刊成為1919年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陣地。

  1919年5月,李大釗將《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編成《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刊登《馬克思學說》(顧照熊)、《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與貞操問題》(陳啟修)、《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淵泉)、《馬克思奮斗的生涯》(淵泉)、《馬克思傳略》(劉秉麟)以及李大釗本人撰寫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這樣,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刊物《新青年》逐漸轉變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刊物。雖然這些文章對馬克思主義的闡發還不精確和不完備,也有一些曲解附會之說,但也說明了當時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力和吸引力。李大釗的文章《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是第一篇全面系統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反映了李大釗已初步掌握了唯物史觀的主要原理,代表了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解水平。除《每周評論》《湘江評論》外,孫中山指導下的《建設》和《星期評論》雜志,也對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表現出極大的興趣,都用了特別多的篇幅來討論社會主義問題。據不完全統計,從十月革命后到20年代初,宣傳和介紹社會主義的刊物多達400多種,單是1918年到1919年發行刊物中開辟專欄介紹馬克思學說的刊物就有30余種。5

  二是利用出版社翻譯出版馬克思主義著作。1920年,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鄭次川譯)由上海群益書社出版,8月,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由“社會主義研究社”出版,9月該社又出版了由李漢俊翻譯的《馬克思資本論入門》。1921年5月,李達翻譯的荷蘭人郭泰著的《唯物史觀解說》由中華書局出版,同年8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發起創辦了新青年社,除編輯出版《新青年》外,從1920年10月至1921年4月還翻譯出版了“新青年叢書”,其中有李季翻譯的柯卡普著的《社會主義史》、惲代英翻譯的考茨基的《階級斗爭》等。1936年,毛澤東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說,有三本書使他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三本書,就是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李季翻譯的《社會主義史》、惲代英翻譯的《階級斗爭》。由此可見,當時翻譯出版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社會影響之大。

  三是發起成立各種研究馬克思主義的進步團體。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秘密發起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同年5月陳獨秀在上海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毛澤東和蔡和森等于1918年成立了新民學會,毛澤東還先后組織了問題研究會、文化書社、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俄羅斯研究會等團體,周恩來1919年在天津組織了覺悟社。

  四是在研究會的基礎上,共產主義小組在上海、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等地相繼成立,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成立大大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與宣傳。

  五是通過積極參加三次思想大論戰,即問題與主義論戰、科學與人生觀論戰、社會主義論戰,回答了各種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質疑和反對,通過論戰更加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

  五四運動之后,雖然社會主義已經成為頗具影響力的社會思潮,但人們對社會主義的理解還只是一種朦朧的向往。正如瞿秋白所說:“社會主義的討論,常常引起我們無限的興味。然而究竟如俄國19世紀40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響,隔著紗窗看曉霧,社會主義流派,社會主義意義都是紛亂,不十分清晰的?!?當時流行的社會主義派別極多,主要有國家社會主義、行會社會主義、無政府社會主義等,而往往同一派的人,意見又各自不同。在問題與主義論戰中,李大釗明確提出,只有用馬克思主義作為“導星”,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在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中,陳獨秀、瞿秋白發表重要文章揭露了論戰的實質,對論戰雙方的唯心主義觀點都進行了一定的批判,指出人生觀不是偶然的,是一定社會存在的產物,只有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才能科學地解決人生觀問題。在中國能否實行社會主義的論戰中,張東蓀等人提出中國經濟落后、實業不發達、缺少真正的無產階級因而不具備實行社會主義的條件,他們認為:中國唯一的病癥就是窮,救治的辦法是用資本主義的方法發展實業。他們把資本主義看成是中國社會發展不可跨越的階段,認為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是“自然的趨勢”。究竟中國要不要走社會主義道路?李大釗、陳獨秀、李達等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批判張東蓀等人反對社會主義的言論。他們分析中國的社會狀況,指出中國經濟雖然落后,但無產階級的存在是一個客觀事實。此時中國不但有講社會主義的可能,而且有急于講社會主義的必需。中國的無產階級和農民不但遭到本國地主、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而且遭到國際帝國主義的殘酷掠奪和壓迫,有強烈的革命要求,革命之爆發乃是必然的趨勢。李大釗指出:十月革命后,整個世界已處在“勞工運動日盛一日的風潮中”,中國若要發展資本主義,實行“保護資本家的制度”,這不僅“理所不可”,而且“勢所不能”7,國際帝國主義是不允許中國獨立發展自己的實業的。馬克思主義者承認中國必須發展實業,改變貧窮落后的狀態,但資本主義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國實業之振興,必在社會主義之實行”7。經過這三次論戰,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科學性,特別是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性,得到更加廣泛深入地傳播,不僅為后來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的進一步傳播創造了條件,而且對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起到了推動作用,使得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的認識越來越清晰,越來越接近科學社會主義,解決了“中國向何處去”的時代課題,“走俄國人的路”即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得出的結論。

  四、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主要內容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重點是唯物史觀。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運用唯物史觀中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系原理,分析中國近代以來精神思想發生變動的社會經濟根源。20世紀20年代,在早期傳播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方面的代表人物,除了李大釗、陳獨秀外,還有李達,其代表著作是《現代社會學》。李達對唯物史觀的宣傳,主要有兩個方面:(一)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相互關系的理論。他揭示了社會的本質和構造、社會發展的動力、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規律。這是唯物史觀的基礎和核心。李達反復論述了生產力對社會發展所起的最終決定作用,“所謂精神文化,皆由物質的生產關系中產出,隨生產力之發達而發達,隨生產關系之變遷而變遷。社會之進步,亦即生產力之進步。此唯物史觀的社會本質說之概要也”8。(二)深入探討了階級、國家、社會意識和社會革命的理論。書中論述的許多原理,雖然基本上還是介紹性質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對唯物史觀的理解和所達到的水平,對我們今天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

  自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來,李大釗、陳獨秀、李達等人主要宣傳唯物史觀,對于辯證唯物主義幾乎沒有涉及。在1924年以前真正站在辯證唯物主義立場上解釋哲學根本問題的文章,幾乎一篇也沒有。瞿秋白的《社會哲學概論》《現代社會學》首次向中國人民介紹了辯證唯物主義,論述了哲學的基本問題。瞿秋白在論述物質與精神的關系時指出:“精神不能外乎物質而存在;物質卻能外乎精神而存在,物質先于精神;精神是特種組織的物質之特別性質?!镔|當然是宇宙間一切現象之根本?!?這就進一步說明了唯心論和唯物論的起源。根據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和布哈林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瞿秋白首次向中國人民介紹了唯物辯證法(他翻譯為“互辯律”)的基本特征及其基本規律。瞿秋白在傳播馬克思主義哲學特別是介紹辯證唯物論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他是在我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第一人。

  五、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特點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特點,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加以總結。

  首先,從傳播主體來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作為知識精英,基本上都是從小受到良好的傳統文化教育,長大后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進步思想,五四運動后又對西方文明產生懷疑,認識到十月革命帶來的人類變革的曙光,從而經歷了兩次思想轉變,才堅定了中國必須走俄國人的路,從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在他們的思想結構中,具備中、西、馬三維認知結構,三種文化資源既沖突又融合,最終目標是力圖用“第三種文明”即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方法論超越中、西兩種文明的弊端。因此,在傳播的過程中,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原理,分析說明了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文化為什么不能適應現代生活,也分析了中國為什么不能走近代資產階級工業化的道路,而只能走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道路。

  其次,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堅持唯物史觀的科學性,認識中國國情,回答各種對馬克思主義的質疑,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先河。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一直伴隨著反對者的質疑,他們以中國國情特殊、馬克思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為理由反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否認馬克思主義適合中國國情。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李達等,在反駁各種反對者的聲音時在理論上探索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之間的關聯以及相結合的可能性,這實際上就是拉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序幕。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運用唯物史觀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國社會物質變動與精神變動的關系,自覺地將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并且指導中國的革命實踐。他們雖然沒有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概念(該概念是由毛澤東同志20世紀30年代提出的),但這個時期所宣傳的馬克思主義由于緊密結合中國的實際,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因而沒有教條主義的陳腐氣,而表現為活潑的、具有在實踐中創新的馬克思主義。此后,中國共產黨人以唯物史觀為武器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并與國民黨合作領導了第一次大革命。

  李大釗在《再論問題與主義》《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等文章中,從“共性”與“特性”的對立統一的角度,闡述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李大釗不僅明確指出“我們的社會運動,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實際的問題,一方面也要宣傳理想的主義。這是交相為用的,這是并行不悖的”10。他極力說明: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主義,是研究中國革命問題的工具和尺度,而馬克思主義適應各國革命的具體情形則是“主義的本性”,馬克思主義只有適應各國革命的具體情形才能存在發展。在李大釗看來,社會主義的本性原有試驗實際的可能,在應用于環境時將其精神變作實際的形式,使適于現在的需要,一旦將其應用于環境就會發生“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應環境的變化”10。在《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一文中,李大釗再次談到社會主義的“共性”應該與中國的“特性”相結合,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具有普遍性的理想主義運用到各國,“因各地、各時之情形不同,務求其適合者行之,遂發生共性與特性結合的一種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隨時隨地不同者),故中國將來發生之時,必與英、德、俄……有異”11。

  李達在《馬克思學說與中國》一文中,特別說明,以唯物史觀為基礎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理論,在實際應用于中國社會時必須從中國社會的實際出發,必須考慮到中國社會的具體環境和中國無產階級的組織狀況、覺悟程度、斗爭勇氣等諸多因素。并且指出:“馬克思學說之在中國,已是由介紹的時期而進到實行的時期了”12,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已不僅僅是一種抽象理論,而是在和中國社會實際的結合中開始具體化了,這種具體化正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題中應有之義。李達在文章中還特別指出,用馬克思主義來改造中國社會必須結合中國的國情?!榜R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上并未為中國共產黨籌畫”,只能“按照目前中國國情,參照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替波蘭瑞士德國共產黨設下的計畫”12,來制定適合中國社會政治經濟階級狀況的革命策略。這是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早形態的表達,表明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在接受運用馬克思主義之初,就預見具有共性和普遍性的馬克思主義,不會是永遠不變的教條,它在實際應用于各國革命實踐并與各國革命具體實踐結合的過程中,必然會發生內容的變化并形成新的理論形態。這些新的理論形態必然是適合各國具體情況,具有各國特色的。

  第三,運用唯物史觀指導中國的革命實踐。馬克思主義的早期傳播緊密結合中國的國情,結合中國的革命需要。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雖然是帶有幼稚性,但是他們顯著的優點是將理論和方法應用于指導中國的革命實踐活動,并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形成適合中國特點的理論和策略。正像李大釗所說,“馬克思的學說真是拯救中國的導星”,李大釗的這種認識代表了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認識的方向。當然,將唯物史觀用于指導實際運動有一個過程。從黨的“一大”到“二大”,再到國共合作進行反帝反軍閥的國民革命。工農運動的猛烈發展,中國共產黨力量的迅速壯大,引起了國民黨內部的分化,出現了代表資產階級右翼的戴季陶主義。這說明唯物史觀確實取得了國民革命的指導地位,在實際的革命運動中發揮了巨大作用。針對戴季陶反對唯物史觀指導國民革命這一點,惲代英專門寫了《唯物史觀與國民革命》一文,指出“國民革命托生于唯物史觀:唯物史觀與國民革命并不相反,而且實屬必要?!總€國民黨黨員,都應以唯物史觀為最高原則而訓練農工階級去革命”13。革命運動的發展也推動著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不斷地解決面臨的新問題。

  第四,重視農民問題。中國是個農業國,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因此早期中國共產黨人非常重視農民問題,李大釗、瞿秋白都曾發表文章闡述農民問題的重要性,自覺地從事農民運動。1924年國共合作后,農民運動有了進一步發展。李大釗研究了中國革命的發展道路,提出并論證了關于無產階級領導權、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等重大問題。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李大釗正確地認識到,“中國是一個農國,大多數的勞工階級就是那些農民”14,鼓勵青年去開發農村,去啟發農民的革命覺悟,表明他對農民在民主革命中的革命作用的特別重視。同時期另一位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陳獨秀,卻認為農民在思想上尚未脫離封建社會的束縛,“封建社會時代的農民,他們的思想都不免有頑舊迷信的色彩;他們的行動往往遍于破壞而不免于野蠻,這本是落后的農民原始暴動之本色”15,夸大其落后的一面,否認農民革命作用。陳獨秀在接受馬克思主義后曾非常重視工人階級,但在1923年“二七慘案”后,受到共產國際的影響,轉向注重資產階級,認為中國無產階級很幼稚,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者,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應由資產階級來領導,陳獨秀的右傾錯誤受到鄧中夏、瞿秋白等人的抵制與批評。相比之下,李大釗關于農民問題的論述,如農民的根本問題是土地問題,農民運動在整個國民革命運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這些特別有價值的思想是真正把握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精神的體現。后來的革命歷程表明,陳獨秀、王明就是因為不懂中國國情,教條主義地運用馬克思主義,使中國革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毛澤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充分說明,放棄農民還是重視農民,關系著革命的成敗。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特點,代表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正確方向,社會主義思潮伴隨著“社會改造”的呼聲洶涌澎湃。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結合中國的國情,把傳播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重點轉向了工廠和農村,用科學社會主義武裝和發動群眾,努力將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成為百年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果的源頭活水。

  注釋

  1《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170頁。

  2參見沙健孫:《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思想運動的歷史特點》,《馬克思主義研究》,1995年第1期。

  3《鄧中夏全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91頁。

  4瞿秋白:《新俄國游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24年版,第8頁。

  5參見《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一集·上、下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8年版。

  6《瞿秋白詩文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35頁。

  7《李大釗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5、81頁。

  8《李達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3頁。

  9《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35頁。

  10《李大釗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頁。

  11《李大釗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8頁。

  12《李達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2、211頁。

  13《紅藏:進步期刊總匯(1915-1949)》,湘潭:湘潭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26頁。

  14《李大釗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頁。

  15《陳獨秀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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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張小平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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