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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市的國際性與中共的創立及早期發展
2021年06月21日 09:20 來源:《世界歷史》2021年第2期 作者:熊月之 字號
2021年06月21日 09:20
來源:《世界歷史》2021年第2期 作者:熊月之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近代上海城市存在兩類不同的國際聯系:一類是外接式,即上海與英、法、美、俄等國家及其城市直接發生的聯系;一類是內嵌式,是通過租界而發生與相關國家的聯系。這兩類國際聯系,造成上海城市兩種不同的國際性,前者為正常國際性,后者為非正常國際性。近代上海大部分時間里,存在兩個租界,市政管理呈一市三治局面,各行政實體在政治體制、司法制度、價值觀念方面,存在很大差異,這導致上海存在諸多管理薄弱地帶與縫隙。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都積極而巧妙地利用這一特點。共產國際將東亞書記處設在上海,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中共中央機關長期設在上海,并以上海為重要活動基地。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自覺地利用上海因租界而產生的管理縫隙進行革命斗爭,與工農紅軍利用相關省份交界地區所形成的管理薄弱地帶建立各種邊區紅色政權,事殊而理一,都是對于事物發展不平衡性與矛盾差異性的認識與利用。

  關鍵詞:上海國際性 租界 中國共產黨 共產國際 中共創立

  作者簡介:熊月之,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史學會副會長。

  

  

  自鴉片戰爭列強壓迫中國開關之后,上海便因其特殊的位置以及各種條件和機緣的匯合,迅速發展成為一個國際化大都市。這個發展的過程,一方面由于列強對中國的壓迫剝奪,上海的城市主權并不完全掌握在中國人之手,呈現出半殖民地乃至租界內的殖民地特點;另一方面,則又為上海的發展拓出了相當的國際性,盡管這樣的國際性是畸形的或被動的產物。近代上海是國際化程度很高的城市,國際聯系廣泛、頻繁而深刻。近代共產主義運動起于歐洲,進而擴展到北美、亞洲、非洲等處,是一種國際性運動。中國共產黨也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影響下、在共產國際直接指導與幫助下創立的。共產國際相當看重上海城市在遠東的地位,將東亞書記處設在上海,并以上海為基地發起中國共產黨創立工作。中國共產黨創建以后,中央機關長期設在上海,并以上海為重要活動基地,諸多活動帶有上海城市特有的國際印記。所以,上海城市的國際性和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生及中國共產黨的創立、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系,這也是本文討論的中心主題?! ?

  一、上海城市的兩種國際性

  近代上海城市存在兩類不同的國際聯系:一類是外接式國際聯系,指的是上海與英、法、美、德、俄、日等國家及其城市直接發生的聯系;一類是內嵌式國際聯系,指的是經與上海租界內各相關國家團體、個人發生的聯系,進而延展為與這些國家的聯系。

  就第一類國際聯系而言,20世紀初,上海與歐、美、日各主要港口的定期客輪,已相當便捷,從上??梢灾苯拥竭_亞洲的神戶、新加坡,歐洲的倫敦、馬賽、漢堡,太平洋上的檀香山,乃至北美西海岸的舊金山、西雅圖、溫哥華等地,每條航線都有多家輪船公司經營。由上海通往以上各大城市的電報、電話更是順暢無礙。近代上海還設有眾多外國通訊社,辦有多種外文報刊,英、法、德、日、俄等文字均有,著名的有《北華捷報》《大陸報》《密勒氏評論報》《中法新匯報》《德文新報》《上海日報》《上海俄文生活報》等,這些報刊廣泛地報道世界各地信息。

  就第二類國際聯系而言,上海開埠以后,1845年開辟英租界,以后又相繼辟設法租界(1848)、美租界(1849),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為公共租界。上海居住著眾多外國人,1920年的外僑近3萬人,來自50多個國家與地區,其中,日本人最多,有萬余人;英國人其次,6千余人;俄國人再次,約5千人;美國人、葡萄牙人各千余人;法國近千人;其余德國、意大利、西班牙、丹麥、瑞典、挪威、比利時等,多的數百人,少的數十人不等。這些外僑在上海時間長短不一,到1920年前后,一些年長外僑,來上海時間已超過半個世紀。這些外僑不光與其母國有諸多聯系,還由于經貿、文化、宗教等方面因素,與世界各地有錯綜復雜的聯系。

  對于近代上海的第二種國際聯系,早在1931年至1932年,南非法官費唐(Richard Feetham,1874─1965)應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邀請,來滬調查上海問題,他在報告中便已指出,作為共管租界,居住眾多外國僑民、且有眾多外國領事參與管理的上海公共租界,與一般專管租界的國際影響很不一樣?!爸袊渌ㄉ炭诎吨饨?,彼此分離,地相交錯,而上海公共租界則為混合性質,成一單個之自治團體,界內多數各國人民,同受治于平民市制之下,并將有限制之監督權保留,而使屬于享受治外法權并有其本國人民居住界內之各國領事團體,而非屬于任何一國之領事”。這是上海公共租界較其他各個專管租界的特殊之處。眾多國家僑民混處一處,遇事需要比較復雜的會商程序,環節較多,其效率常較專管租界為低,管理難度亦高。但是,另一方面,“聯合之結果,可以增添實力,增加獨立方法,而使外僑團體,非特對于市政之擔承,其規模能比其他地點分別管理之區域為大,其活動之范圍,亦較為廣闊,并可發展一種國際合作之習慣。此種習慣,自有其特殊之價值”。上海外僑曾經想把上海公共租界變成“自由市”,上海公共租界曾被稱為“袖珍共和國”,其源蓋在于此。近代上海城市史研究的論著對此均有細致剖析。

  近代大部分時間里,上海存在三個行政管理機構,即公共租界、法租界與華界,三家各自為政,互不統轄。三家之上,沒有任何可以統轄或協調三家關系的垂直權力機構。遇到非協調不可的問題,就由各國領事或領事團向上海地方政府交涉,或通過各國駐華公使向中國中央政府交涉。上海兩租界各具特點。法租界是專管租界,事務管理歸公董局,公董局董事會由納稅人會議選舉,但總董由法國領事擔任,領事直接受制于遠在巴黎的法國當局。公共租界是共管租界,權力屬于納稅人會議,具體行政事務由工部局處理。工部局權力受到上海領事團制約,上海領事團由相關國家駐滬領事組成,包括英、美、日、德、俄、意、比等國。盡管英國人相當長時間里在公共租界占主導地位,但工部局并不是英國政府的下屬機構,英國政府不能直接向公共租界下達指令。法租界實行的是領事獨裁制度,公共租界實行的是英國式自治制度。這樣,在上海城市內部,華界與兩租界的關系,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一種國際關系。華界與法租界的關系,常常反映中國與法國的關系;華界與公共租界的關系,則不但反映中國與英國、美國等國家的關系,往往還反映與德國、日本、俄國等國家關系。中國居民與租界內各國外僑的關系,有時也會上升為中國與相關國家的關系。

  這兩類不同的國際聯系,有時是單獨發生的,如留學生赴美、赴日、赴法、赴俄,直接發生在中國留學生與相關國家或城市之間;有時是交錯或合并發生的,如共產國際代表吳廷康、尼克爾斯基來上海,既有上海與俄羅斯相關城市之間的聯系,也有他們到上海以后利用租界的因素。毛澤民來上海接收、兌換來自蘇聯的援助資金,既有中俄城市間直接聯系的因素,也有利用租界特點的因素。

  這兩類不同的國際聯系,造成了上海城市兩種不同的國際性,前者可稱為外接式國際性,是正常國際性或一般國際性,這是當時眾多涉外城市共有的國際性,如北京、南京;后者可稱為內嵌式國際性,是非正常國際性,是上海、天津、漢口等含有多國租界或公共租界的城市才有的。

  這兩種國際性相互影響,相互作用。首先,國際重要事件,每每影響上海城市內部結構。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以后,上海大批德僑回國,直接影響了上海外僑與外國資本的結構。1915年上海兩租界有德國僑民1425人,到1920年只剩下289人。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后,不少俄國人出走,相當一部分來到了上海,加大了上海與俄國的聯系,也改變了上海外僑的結構,使得上海法租界成為俄僑集聚區。1915年以前,上海俄僑不到500人,到1921年前后,竟猛增到約5000人。共產國際從一開始便看中上海,將東亞書記處設在上海,很重要原因便是上海有眾多俄僑,便于開展工作。其次,上海發生的許多事件,也會釀成國際事件,產生國際影響。1925年發生的五卅運動,起因一是上海日商紗廠內勞資之間的矛盾與沖突,二是負責治安的巡捕與游行示威者之間的沖突,后來相繼演變為中日之間、中英之間的矛盾與斗爭。1937年八一三事變以后,日本侵略軍占領了上海租界以外的華界地區,但因日本當時與英國、美國尚未進入正面敵對狀態,所以,沒有立即占領租界,這便使得租界成為眾所周知的“孤島”。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后,日本軍隊接管上海公共租界,卻沒有接管上海法租界,原因在于這時法國維希政府是德國的附庸,與日本處于同一陣營。這是外接式國際性影響內嵌式國際性的典型。

  在這兩種國際性綜合影響下,上海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信息傳播、中國共產黨創立及其活動方面,發揮了遠不同于中國其他城市的特殊作用?! ?

  二、社會主義運動信息和思潮在上海的傳播

  19世紀中后期,產生于歐美的有關社會主義運動與思潮的信息,幾乎都是經由上海傳入中國的。

  1873年,《申報》刊載《泰西各國工人增值論》一文,述及歐洲社會日漸富裕,但雇主與工人不平等,工人為“增工值或減工時”而聚黨立議。文稱:各國日漸豐盈,但是只有雇主獨得其益,而工人獨不被其澤,“工人均起是念,遂宣于眾,各業聚黨立議,推舉首事,均各為誓,必欲一心一力,不可二三其德,強使雇主或增其工值,或減其工時?!薄渡陥蟆肥怯⑸贪布{斯托·美查在上海所辦中文報紙,所載關于歐美信息,均譯自歐美有關報紙,這則關于歐洲工人運動的信息亦不例外。

  清同治初年,江南制造局翻譯出版的《西國近事匯編》,多次報道歐洲工人運動和社會黨活動,包括1873年英國煤鐵礦工人罷工情況,法國煉鐵礦夫“停工”情況、西班牙工會會議和工人會議的情況等。將當時流行的社會主義學說概括為“藉富室私產而公析之”“主歐羅巴大同”“貧富均財之說”“貧富適均之愿”等。1877年出版的《西國近事匯編》,已出現“康密尼人”“康密尼黨”,即“communist”(今譯共產主義者)的音譯。原文為:“美國費拉特爾費亞省來信,謂美有數處民心不靖,恐康密尼人亂黨夏間起事,……今以體恤工人為名,實即康密尼黨唆令作工之人與富貴人為難?!腊床熳魃珖乐I曰:康密尼人亂種,非可行于美國,美國斷不容也?!薄段鲊聟R編》由江南制造局出資譯編,一年4冊,類似于西國新聞摘譯,主譯者為當時寓滬的美國傳教士林樂知(Young J. Allen,1836─1907),信息亦來自歐美報刊。

  “馬克思”的大名,第一次以這三個中文字出現在中國,并述及《共產黨宣言》學說的,是1899年在上海出版的《萬國公報》第121-124冊連載的《大同學》,同年由上海廣學會出版《大同學》單行本,主譯者為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筆述者為上海文人蔡爾康。原書為英國頡德(Benjamin Kidd,1858─1916)所著《社會進化》(Social Evolution),1894年由麥克米蘭出版社在倫敦和紐約出版?!度f國公報》與廣學會,都是以傳教士為主的外僑在上海所辦。

  1900年以后,隨著大批青年學生留學日本,有關社會主義學說傳入中國的路徑,增加了日本一途,但無論是從西文直接譯述為中文,還是從日文轉譯為中文,上海依然占輸入主導地位。幸德秋水所著《社會主義廣長舌》《社會主義神髓》,西川光次郎所著《社會黨》,村井知至所著《社會主義》,福井準造所著《近世社會主義》,是清末介紹社會主義學說最成規模的部分,這些書都是由上海翻譯出版的,商務印書館、廣智書局、文明書局是主要出版機構,其底本均來自日本。1911年,江亢虎在上海成立社會主義研究會,旋改中國社會黨,出版《社會黨月刊》等,廣泛介紹各種社會主義學說,包括圣西門、傅立葉、歐文的空想社會主義,蒲魯東、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享利·喬治的單稅社會主義,西歐社會民主黨的議會社會主義,也介紹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自1920年8月至1922年,中國共產黨組織翻譯出版的馬克思主義讀物18種,包括《共產黨宣言》《馬格斯資本論入門》《俄國共產黨黨綱》《列寧傳》《李卜克內西紀念》等,全部在上海出版。自1919至1922年,中文世界共出版傳播馬克思主義書籍89種,確知出版地點的凡78種,其中,北京出版9種、湖南4種、香港3種、湖北1種,加拿大、日本各1種,其余59種均在上海出版。換句話說,這一時期已知出版機構的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中,上海出版的占四分之三。

  上述諸多書籍,涉及世界各地眾多領域知識,其信息的掌握,書籍的獲得,均與上海城市廣泛的國際聯系有關。上海自1843年開埠以后,逐漸成為全國新聞與出版中心,《字林西報》《申報》等著名英文、中文報紙首先在上海創刊,墨海書館、江南制造局翻譯館、廣學會、商務印書館等著名出版機構在上海創立。從晚清到民國,中國每年所出新書,上海通常要占七成左右。1900年前出版的567種西書中,434種由上海出版,占77%;1902至1904年全國出版的529種西書中,有360種在上海出版,占68%。1936年全國出版新圖書6185種,其中上海出版5721種,占比竟然超過92%。上海出版的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恰與此比例相符。這些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運動信息的傳播,為中共的創立提供了理論基礎與動能,而這或多或少與上海城市的國際性特點有關。

  三、共產國際對上海的垂青

  共產國際自1919年在莫斯科成立之日起,就肩負著兩項使命,一是領導和幫助世界各國共產黨和革命黨人,實現世界革命的理想;二是在資本主義列強包圍俄國的情況下,通過各國共產黨,引導各國民眾反對帝國主義壓迫,擁護反帝的俄國革命,從而達到保衛革命成果的目的。當共產國際將目光投向東方大國中國時,自始就高度重視上海。

  1920年4月,負有指導籌建中國共產黨使命的共產國際代表吳廷康一行來到上海。共產國際這一決策,是基于其對東亞各大城市在社會主義革命運動中所能發揮作用前景的綜合研判,是深思熟慮的結果。蘇俄十月革命的成功,顯而易見的經驗有五條,一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具有嚴格紀律的政黨領導,二是依靠工人階級進行武裝斗爭,三是在城市發動武裝暴動,四是深入軍隊做政治思想工作,五是重視輿論宣傳。共產國際考慮在東方國家建立共產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時,自然而然會慮及這五個方面的因素。共產國際成立的1919年,上海已是擁有245萬人口的中國最大城市,差不多是北京人口(85萬)的3倍,天津人口(90萬)的2.5倍,廣州人口(160萬)的1.5倍。還有一點,就是上海在城市品格方面,特別像俄國圣彼得堡,都是國內最大的港口城市,都是現代化程度最高、最為開放的城市,都是工人階級人數最多、最為集中的城市,而圣彼得堡正是俄國十月革命取得最后勝利的關鍵城市。

  共產國際高度重視上海,突出表現在四個方面,除前已述及的將東亞書記處設在上海外,具體表現還有以下三方面。

  其一,未雨綢繆,在上海設立活動據點。這個據點就是《上海俄文生活報》社。

  《上海俄文生活報》是一份俄文報紙,1919年由謝麥施科等傾向社會主義的俄僑在上海創辦。共產國際在1919年3月成立以后,俄共(布)西伯利亞地區組織決定成立一個情報宣傳局,以在日本、中國、美國等太平洋沿岸國家,組織情報交換并指導在這些國家進行宣傳鼓動工作。1920年2月,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部有關人員與謝麥施科協商,以5000美元買斷《上海俄文生活報》,并委派其繼續擔任主編。于是,《上海俄文生活報》就成為設在上海的布爾什維克報紙。

  在《上海俄文生活報》報社正式任職和短期工作過的人員,以及與該報有密切關系的人,據研究有50多名。該報社成員及相關人員構成了一個龐大的群體,多為擁護蘇維埃政權的俄僑,也有一些人是從俄國本土或西伯利亞直接派遣而來,擔負著特殊的使命。其中最重要的是吳廷康,他1920年4月來到上海時,身份即是《上海俄文生活報》記者,他在中國共產黨建立過程中起過重要作用。誠如李丹陽等人所指出:“《上海俄文生活報》的創辦、報社在上海的建立,實際上是為蘇俄、共產國際在中國和整個遠東的工作建立了一個據點。有了這樣一個立腳點,在蘇俄未同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和不能向中國合法派駐人員的情況下,布爾什維克就比較容易派遣一些從事革命工作的人以公開的記者或編輯身份前往中國內地,這些人于是也就有了合法的目的地和落腳之處?!?/font>

  俄僑居住上海,始于19世紀60年代,不過人數一直不多。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后,上海的俄僑數量明顯增加。據估計,1921年前后,上海有俄僑約5000人,1924年上海俄僑超過7000人,僅次于日本僑民的數量。他們之中約有三分之二是反對蘇維埃政權的,俗稱“白俄”,但也有為數不少的俄僑并不反對蘇維埃政權,或者說只是對蘇維埃政權不了解。上海俄僑的居處雜處華人當中,與華人社會有較為廣泛的接觸,與英美僑民頗為不同,而且俄僑的平均文化水準較高,相當一批人受過良好的文化教育,他們在上海立穩腳跟以后,其文化特長很快顯示出來。共產國際以《上海俄文生活報》為掩護,以報社為據點,吳廷康以報社記者身份進行公開活動,都是充分利用了俄僑在上海的生活特點。

  其二,設立中俄通信社。

  1920年6月至8月之間,東亞書記處在上海成立了上海革命局。這是由吳廷康領導并有中國同志參加的機構。上海革命局由5人組成,包括吳廷康、陳獨秀、李漢俊,還有另外兩名中國革命者。東亞書記處在北京、天津、廣州、漢口等城市也設有革命局,但上海革命局尤為重要。

  上海局下設出版部、宣傳報道部和組織部。其主要工作是:1. 幫助中共上海早期組織創辦《勞動界》,將《新青年》改成中共上海早期組織的機關刊物。2. 在經費上支持中共早期組織,在上海建立自己的印刷廠,即又新印刷廠。3. 直接到工廠、學生中,甚至到軍隊中進行宣傳。4. 在上海成立中俄通信社。5. 出版部輸送、印刷宣傳馬克思主義、布爾什維克的出版物。

  中俄通信社即是按上海革命局的計劃于1920年7月2日設立的,由吳廷康的翻譯和助手楊明齋負責,設在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中路567弄)漁陽里6號。它是中共第一家通訊社,又是蘇俄中央新聞通訊社羅斯塔北京分社的上海分機構,其主要任務是通過從俄羅斯通訊社北京機構、莫斯科、西伯利亞等處寄來的蘇俄報刊以及其他歐美多種報刊中搜集信息,“為中國31家報紙提供消息”。中俄通信社提供給中國報刊的稿件內容龐雜,其中不乏有關蘇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信息。1920年12月中旬,該社因楊明齋離開中國去了蘇俄而暫停運行。該社1920年7-12月,在上?!睹駠請蟆贰缎虑嗄辍飞习l的新聞稿,便有66條,諸如《遠東俄國合作社情形》《勞農俄國此新制度》《最近紅軍方面此捷報》《勞農俄國的實業近況》《列寧小史》等。

  其三,設立全俄消費合作社中央聯社駐上海辦事處。

  全俄消費合作社中央聯社總部在莫斯科,其上海辦事處設在公共租界九江路14號。這是蘇俄在中國進行貿易的機構,也是蘇俄、共產國際在華的一個中轉站。并且,蘇俄、共產國際向其駐華代表、在華機構以及中共組織及亞洲其他部分國家的革命組織提供的經費,相當一部分便是通過這個辦事處支付。如1923年上海辦事處主任會計維爾德給維經斯基(吳廷康)的信中,就曾提到轉給日本共產黨經費一事。

  前述四個機構,以上海為基地,以全俄消費合作社中央聯社駐上海辦事處為經費周轉站,以《上海俄文生活報》為信息載體,還有日夜不息的電波,將世界各地社會主義運動的信息傳遞到上海,擴散到全中國,又將中國的信息傳遞到蘇俄,在中國與共產國際、蘇俄之間,架起了信息通道。那么多外國人,不時地來往于上海與北京、上海與哈爾濱、上海與廣州等地,在中國共產黨建立及建黨初期,起了相當重要作用。顯然,沒有上海這一獨特的城市,這一切都難以想象。

  從這四個機構地理位置看,分處三個地方?!渡虾6砦纳顖蟆放c東亞書記處在蘇州河北,同處于一幢樓內,其地屬于公共租界(原屬美租界,故亦稱美租界),靠近上??瓦\碼頭,進出比較方便,距離俄國駐滬領事館也很近;中俄通信社設在法租界,是俄僑比較集中的區域;全俄消費合作社中央聯社駐上海辦事處設在九江路,此處屬于公共租界商業區、金融區,從事貨幣兌換、商品進出比較方便。從這些機構所在地點的選擇,也可以看出,共產國際相關人員既考慮到隱蔽性,也考慮到方便性。

  正是在共產國際的指導與幫助下,中國共產黨發起組1920年得以成立;中共一大在1921年得以舉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尼克爾斯基參加了會議。

  同樣也是在共產國際的指導與幫助下,1920年秋,中共發起組開辦了外國語學社,吳廷康的助手兼翻譯楊明齋任校長,俞秀松任秘書,吳廷康及其夫人教俄語,李達教日語,李漢俊教法語,沈雁冰與袁振英教英語。學校目的在于培養干部,輸送他們赴蘇俄深造。學員包括湖南的劉少奇、任弼時、羅亦農、蕭勁光、李啟漢、彭述之、許之楨,浙江的王一飛、俞秀松、梁柏臺、何今亮(汪壽華),安徽的蔣俠僧(光慈)、柯慶施、韋素園、吳葆萼、章人功,河南的曹靖華,等等,累計有五六十名,他們留學歸國后,大多成為中共早期重要干部。

  需要指出的是,這所學校是公開招生的。1920年9月30日《民國日報》上的外國語學社的招生廣告,言明學社擬分英、法、德、俄、日本語各班,現已成立英、俄、日本語三班?!拔姆ㄗx本由華人教授,讀音會話由外國人教授”,授課地點、學費等一一載明。吳廷康及其夫人庫茲涅佐娃在這里堂而皇之地教授俄語,同時秘密為共產國際工作,推動中共的建黨,正是利用了上海國際化程度很高這一特點。

  四、中共對租界管理縫隙的利用

  上海兩租界管理方式的差異,實質是英美文化與法國文化差異的某種縮影。兩租界在城市規劃、市政建設、城市管理方面頗不相同。例如,當英商上海自來水公司開始運作時,工部局決定向那些交得起費用的人供應自來水,交不出的免談,而法租界則是由公董局出面向英商購水,然后通過公共水龍頭向租界內居民免費供水。在社會管治方面,法租界工商業不及公共租界發達,稅收不及公共租界充裕,管治運作時常捉襟見肘。于是,法租界在治安方面,便要倚重黃金榮、杜月笙等幫會人物,這些幫會人物走私販毒的行為,也就無法遏止。同時,受所謂法式浪漫主義文化和自由、人權價值觀的影響,政治管控相對較松。寓居上海的日本人在1922年時已經明顯感受到:“在法租界,從尊重個人自由尤其是政治自由的宗旨出發,與其說對政治犯采取極其寬容的政策,不如說是有庇護的傾向。反之,擔任公共租界警察首腦的英國人,受愛爾蘭問題以及印度問題等刺激,對政治運動非常敏感”。也就是說,對于不滿社會現狀的先進知識分子來說,法租界較之公共租界,更適合其工作與生活的需求。

  一市三治,本來就會造成諸多管理死角,再加上中國文化與歐美文化的差異,以及公共租界與法租界管理方式的差異,導致在華界與公共租界、華界與法租界、公共租界與法租界之間,事實上存在三道行政控制的縫隙。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有效地利用了這些縫隙進行革命活動。中共一大、二大、四大會址,均選擇的是行政控制的縫隙地段或管理薄弱地帶。1921年時的中共一大會址,處于法租界新辟區域的邊緣地帶,會場南面不遠處便是農田;中共二大會址,正好處于公共租界與法租界交界線上;中共四大會址,則是典型的越界筑路區域。中共領導的地下斗爭,也機智靈活地利用了這些縫隙。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后,周恩來遭到追捕。根據黨組織決定,他與鄧穎超一度住進禮查飯店(今浦江飯店)。這是上海公共租界最高級飯店之一,也是國民黨政府權力無法施展之處。周恩來在這里隱藏了一段時間,于5月下旬去了武漢。1931年5月,由于顧順章叛變,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機關面臨嚴重風險。作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組織部長,周恩來在安頓好中央機關和其他同志轉移以后,就潛藏到了北四川路永安里44號(今四川北路1953弄44號)。這里是周恩來堂弟周恩霔夫婦的住所,處于越界筑路地段,弄堂內歸中國警察管,弄堂外歸租界巡捕管,弄堂內五條支弄并行,騰挪空間較大,此前在黨內也極少為人知曉,所以比較安全。

  從1921年7月到1933年1月,累計138個月中,中共中央機關有126個月累計10年半是設在上海的,其間三度離開,又三度返回。那么長時間里,如果不是出了顧順章那樣的叛徒,中央機關總體上是安全的??计渚売?,就是中國共產黨有效地利用了上海城市管理的縫隙,具體體現如下。

  其一,利用統治者的統治縫隙,將中央機關設在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附近。這條路是兩租界分界線,南面是法租界,北面是公共租界。中央機關設在此地帶,可以靈活地利用不同租界管理上的差異,規避國民黨當局的迫害。這比設在華界或某一租界當中,安全系數更高。

  其二,分散設立黨的各級機關,多分布在商店、民宅、醫院、寫字間等較隱蔽處。最早建立的政治局聯絡點,在同孚路柏德里700號(今石門一路336弄9號),后來設在云南路447號(今云南中路171-173號);中共中央組織部設在成都路麗云坊(今成都北路741弄)54號;中央軍委聯絡點,一度設在浙江路清河坊(今浙江中路112號),其樓上為機關,樓下是一個雜貨鋪。重要機關,散點分布,容易隱蔽,即使出事,也不至于全軍覆沒,還便于利用不同租界的不同處置方式,增加營救的可能性。

  其三,人員社會化。地下黨組織規定,住留機關和來往機關人員的穿著、言語、活動等,務必符合公開身份,與普通市民無異。住家要夫妻二人,或假扮為夫婦,進出人員不能太多。與共產國際的聯絡點,對外是一家古董店,這樣外國人進出就不易引起懷疑。

  上海兩租界內都設有會審公廨,名義上由中國主管,但因為近代以來列強強加給中國的治外法權體系,許多案件發生在租界內或與租界有關,所以,自晚清開始便實行外國領事陪審制度,所施行的法律也不完全是中國法律,而是中西兼采、不中不西的混合法律。這種制度的實施,是對中國司法主權的嚴重侵犯,但由于這種司法制度不受中國政府的直接控制,與租界以外那些中國政府直接管轄的法院便有所不同。這為共產黨人因為革命活動而被捕時利用法律“縫隙”開展抗爭活動提供了可能性。這方面有三個特別的例子。

  其一,陳獨秀被捕案。陳獨秀在1921年10月、1922年8月,兩次被上海法租界當局拘捕,理由都是宣傳“過激主義”,經有關方面斡旋,都以罰款了事,一次罰款100元,另一次罰款400元。斡旋的關鍵點,是請外國律師出庭為陳獨秀作無罪辯護,加上社會各界制造輿論,對陳獨秀進行聲援。

  其二,任弼時被捕案。1929年11月,時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任弼時在上海被捕后,在法庭上堅稱自己叫彭德生,是從江西來上海投親謀職的失業青年,最后被以所謂“危害國家安全罪”判處40天拘禁,后減刑釋放。任弼時是作為共產黨的嫌疑犯被拘捕的,但因為沒有其他憑據,沒有暴露身份。于是,中共地下黨便聘請律師行業中敢于伸張正義的潘震亞律師出庭,為任弼時做無罪辯護,最后取得了勝利。

  其三,關向應被捕案。1931年4月,中共政治局委員關向應在公共租界被英國巡捕房逮捕,并被引渡給國民黨政府,關押到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看守所。審訊時,關向應自稱李世珍,職業教員,是從東北來上海探親訪友的,現在被抓實屬無辜和冤枉。關向應被捕的時候,被敵人抄去了一大箱文件。這批文件非常重要,不但會使關向應的身份暴露,而且會泄露黨的重要機密。中共地下黨設法摸清情況,通過內線人物,利用公共租界捕房英國人對于查抄去的那一大箱文件識別能力極低的特點,巧妙周旋,輾轉營救,關向應終被無罪釋放。

  這三個案件中,陳獨秀、任弼時、關向應能夠化險為夷,與獄外組織、同志的大力營救有關,但與租界審理這一緩沖地帶也有關系。

  民國時期上海金融高度國際化,美元等各種外幣在這里都可以便利地匯兌為中國通用貨幣。中共地下黨有效地利用了這一特點。1936年,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部隊給養成為最大難題。1937年3月,共產國際執委處書記處來電告知,蘇聯已決定一次性提供80萬美元以上的援助,將由巴黎匯至上海。毛澤民奉中央之命,率錢之光等人來到上海,負責接收、兌換與使用援款事宜。在上海地下黨的協助下,毛澤民等在公共租界泥城橋(西藏中路)附近開了一家申莊貨棧,名義上專營批發業務。他們將一部分美元兌換為法幣,送往西安紅軍聯絡處,將另一部分購買汽車、大米等物,輾轉運往根據地。

  上海外僑眾多,與世界各國聯系廣泛。中國共產黨在上海進行的政治斗爭,有效地利用了這一特點。例如,1927年8月,宋慶齡秘密前往莫斯科,其手續是由英文報紙《人民論壇報》的主編美國人普羅梅幫助辦理的,也是在其護送下離開上海的。8月22日早上3時30分,宋慶齡由普羅梅陪同,“悄悄地離開莫利愛路寓所,乘上預先停在路旁的一輛蘇聯總領事館的汽車。她們與陳友仁及其兩個女兒和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秘書長吳之椿在黃浦江邊兩個不同的地方分別乘上兩艘機動舢板,轉駁到蘇聯貨船上。一起上船的還有一個俄國人”。美國人、蘇聯人、中國人、外交官、汽車、機動舢板,諸多元素集合在一起,這在其他城市是很難想象的。

  上海城市國際聯系的特點,從左爾格情報網的建立與“牛蘭案”的抗爭更可凸顯。

  左爾格(Richard Sorge,1895-1944)是德國人,1919年加入德國共產黨,1924年赴蘇聯,1925年加入蘇聯共產黨,成為一名國際紅色情報工作者。他于1930年來到上海,很快建立起一個情報網,其成員不僅有張文秋、王學文、陳翰笙、蔡叔厚等中共黨員,還有來自愛沙尼亞、德國、波蘭、美國等諸多國家的共產黨員及進步人士。到1932年8月,左爾格在中國的情報網已發展至近百人。由這么多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共產黨人組成龐大的情報網,如果不是在上海這個華洋混處的移民社會,是很難想象的。在上海期間,左爾格共發回莫斯科597份急電,內有335份直接通報給了中國工農紅軍或中華蘇維埃政府。他曾將有關國民黨引進新式武器的情報通報中共,在國民黨軍隊尚未投入使用時,紅軍便知曉了這種武器及其特性。其中對中共至關重要的一份情報是,1932年夏,蔣介石策劃第四次對工農紅軍的“圍剿”,德國顧問魏策爾同國民黨軍方擬定了對鄂豫皖根據地的進攻計劃,以及他獨創的所謂“掩體戰略”。左爾格獲得該信息后,在電告莫斯科的同時,把情報交給了中共地下黨員陳翰笙。陳翰笙通過宋慶齡及時把它送到了蘇區。鄂豫皖根據地的紅軍得到情報后,立即作了戰術轉移,主動退出根據地,使國民黨軍撲了個空。

  牛蘭(Noulens Ruegg,1894─1963)是烏克蘭人,1924年進入共產國際聯絡部,1927年11月被共產國際派到上海,建立共產國際聯絡部中國聯絡站。牛蘭夫人(Gertrude Ruegg,1891─1964)是俄羅斯人,1917年十月革命中加入布爾什維克。為便于開展革命活動,牛蘭夫婦持有多國護照,以“大都會貿易公司”等3家公司的老板身份做掩護,登記了8個信箱、7個電報掛號,租用了10處住所。1931年6月,因事機泄露,牛蘭夫婦被公共租界警務處逮捕,后被引渡到南京。由于牛蘭是國際工會組織泛太平洋產業同盟秘書處駐上海的代表,宋慶齡和愛因斯坦、蔡特金、高爾基、史沫特萊等國際知名人士,發起成立設在歐洲的“國際營救牛蘭委員會”,使營救牛蘭演變為一次世界性事件。1932年5月,國民黨當局以江蘇省高等法院刑事庭的名義開庭審理牛蘭案件,先后有幾十名中外記者到庭旁聽。中外媒體作了大量連續報道。愛因斯坦、肖伯納、羅曼·羅蘭、德萊塞、杜威等數百名國際知名人士,或聯名或單獨發出公開呼吁,營救牛蘭夫婦,抗議國民黨當局。最終迫使國民黨當局雖然在1932年8月以觸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的罪名判處牛蘭夫婦死刑,但后又援引大赦條例,減判為無期徒刑。中日戰爭開始后,牛蘭夫婦在1937年8月尋機逃出監獄,到上海躲藏起來,并得到宋慶齡的幫助,1939年返回蘇聯。

  左爾格情報網與“牛蘭案”,牽連到如此多國家、各類人物及繁雜多樣的事件和信息,都與上海城市復雜的國際性有關?! ?

  結語

  近代上海城市的國際性,尤其是內嵌式國際性,是以上海兩租界特別是國際公共租界的存在為前提的。租界本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產物,是清政府在戰敗以后被迫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的產物。通過租界的設立與不斷擴展,列強排斥了中國政府在租界內的行政權、駐軍權與大部分司法權,從而使得租界成為中國政府權力難以行使之處,成為事實上的“國中之國”,是對中國主權的嚴重侵犯。但是,正像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導師論述“惡”的歷史作用那樣,列強對租界各項權利的侵奪,也使近代上海城市在與其他中國被迫開放的城市那樣具有半殖民地性乃至殖民地性的同時,呈現出不同于其他城市的國際性特點,出現諸多管理縫隙,這先為反抗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統治的革命者如孫中山及同盟會等的活動,后為反抗南京國民黨政府反動統治的革命者如上文提及的共產黨力量的活動,都提供了可以利用的空間。

  在上述兩種既有不同又相互交叉的國際性的綜合作用下,上海便在中共創立及其各種活動中,表現出遠不同于一般城市的作用。從1921年至1949年,中共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中的第一、第二、第四次大會是在上海舉行的,另有六次中央全會也是在上海舉行的;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累計有10年半設在這里;陳獨秀、瞿秋白、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陳云、李立三、任弼時等中共領導人,都在這里進行過英勇的奮斗;趙世炎、陳延年、陳喬年、羅亦農、彭湃等中共領導人也慷慨就義于此?!缎虑嗄辍贰豆伯a黨》《向導》等革命報刊在這里創辦,《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反杜林論》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在這里翻譯出版,《國際歌》在這里翻譯,《義勇軍進行曲》(后被定為國歌)在這里誕生。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設在這里,吳廷康、尼克爾斯基、馬林、越飛等曾在這里活動,共產國際與蘇聯援助的款項在這里接收、兌換,蘇區所急需的通信器材、醫療設備等從這里購買,紅色間諜左爾格能夠從這里獲取那么多重要情報,等等。這些都與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人對這兩種國際性的清醒認識與巧妙利用有關。

  中國共產黨人自覺地利用上海因租界而產生的管理縫隙,進行各種革命斗爭,與工農紅軍利用相關省份交界地區所形成的管理薄弱地帶,建立各種紅色政權,如湘贛邊區、湘鄂西邊區、鄂豫皖邊區等,其事殊而其理一,都是利用事物發展的不平衡性與矛盾差異性進行革命斗爭。毛澤東敏銳地觀察到中國半殖民地的政治特點,指出:“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國是帝國主義國家間接統治的半殖民地,帝國主義劃分勢力范圍及白色政權的分裂和戰爭,使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在四圍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上文所論,表明上海恰恰也具有這樣的特點,某種程度上,還是這些特點的集中表現。過去我們比較關注中國的農村革命和農村根據地的建設,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是中國革命的基礎與特點,但是,上海作為大都市在中國革命發展中起到的作用以及中共中央曾經長期在上海領導全國革命斗爭的歷史,說明中國革命的多樣性和豐富性,這樣的革命遺產和傳統同樣值得我們珍惜傳承、發揚光大。在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之際,回顧黨在上海的奮斗史及其經驗,也是歷史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和歷史研究者應盡的職責。

  注釋從略。

作者簡介

姓名:熊月之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崔蕊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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