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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文獻的價值與意義
2021年09月26日 16:22 來源:《敦煌學輯刊》2021年第1期 作者:耿彬 劉全波 字號
2021年09月26日 16:22
來源:《敦煌學輯刊》2021年第1期 作者:耿彬 劉全波
關鍵詞:西行文獻;西北區域史;中西交通史;甘肅

內容摘要:歷代保留下來的西行文獻數量眾多、內容豐富,是深入了解西北的極為珍貴的歷史資料。西行文獻學術價值、學術潛力巨大,很多方面都有待發掘,利用西行文獻不僅可以開拓西北區域史研究的新境界,還可以為中西交通史、中外關系史的研究帶來新視野。甘肅是西行路上的重要通道,西行文化資源豐富,發掘西行文化資源,鉤織文化景觀之網,可以串起甘肅的東部與西部,借助古驛站打造黃金旅游線路,可以更好地展現甘肅悠久的歷史文化,推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關鍵詞:西行文獻;西北區域史;中西交通史;甘肅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歷代保留下來的西行文獻數量眾多、內容豐富,是深入了解西北的極為珍貴的歷史資料。西行文獻學術價值、學術潛力巨大,很多方面都有待發掘,利用西行文獻不僅可以開拓西北區域史研究的新境界,還可以為中西交通史、中外關系史的研究帶來新視野。甘肅是西行路上的重要通道,西行文化資源豐富,發掘西行文化資源,鉤織文化景觀之網,可以串起甘肅的東部與西部,借助古驛站打造黃金旅游線路,可以更好地展現甘肅悠久的歷史文化,推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關 鍵 詞:西行文獻/西北區域史/中西交通史/甘肅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中原漢畫像石體育文化的社會學研究”(18BTY057);河南省高等學校青年骨干教師培養計劃(2020GGJS294);甘肅省科技計劃軟科學專項“絲綢之路(甘肅段)文化景觀溯源再現研究”(20CX4ZA084);蘭州大學服務甘肅省經濟社會發展專項研究項目“一帶一路甘肅段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研究”(2019-FWZX-15)。

  作者簡介:耿彬(1981- ),男,河南南陽人。副教授,主要從事絲綢之路體育文化交流研究;劉全波(1984- ),男,山東陽信人。教授,主要從事歷史文獻學、敦煌學、中西交通史研究。

  

  

  西北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漢唐時代,國家對外交流的通道主要在西邊,向西開拓是歷代帝王最為關心的事業,故西域是國家繁盛與否的關鍵點,一旦失去西域,河隴就不得安寧,河隴不得安寧,關中就無以為憑,關中無以為憑,帝國就危在旦夕,故以西安為都城的王朝,皆是十分重視西北。漢之興盛,就是如此一步步開拓出去的,唐之衰亂,亦是如此一步步敗亡下來的,所以歷朝歷代的有識之士都很重視西北。對西北的開發,其實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西北的環境相對是惡劣的,西北的遼闊也是超出想象的,但是由于西北作為門戶、通道的重要性無與倫比,故歷代王朝仍然鍥而不舍的進行著開發西北的偉業,大量的人口隨之遷徙而來,行走在漫漫絲路上的人們,更是絡繹不絕。

  一、西行文獻的學術價值

  西行文獻是各個時期的人們自東往西或自西往東行走之后留下的紀行文字,他們行走的目的多種多樣,或出使、或求法、或行軍、或考察、或旅游、或貶謫、或任職,但相同點也有很多,在交通不發達的時代,他們都要在漫漫的路途上進行長途的跋涉。當然,無論是從東往西行走,抑或是從西往東行走,只要經行西部,即屬于西行范疇,此外,西行亦有西南方向的行走,而本文所關注的主要是西北方向的行走。西行文獻內容豐富,大量的記載了西部的政治、經濟、文化、道路、交通、山川、河流、風俗、物產等內容,多側面地反映了西部的社會風貌,是深入了解西部的極為珍貴的歷史資料。①

  西行文獻的數量遠遠超出我們的認知,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中古時期大量的西行文獻都丟失了,我們目前可以見到的較早的西行文獻,多是僧人的求法記。即便如此,歷代保留下來的西行文獻仍然數量眾多、蔚為可觀,如法顯《佛國記》、宋云《使西域記》、玄奘《大唐西域記》、慧超《往五天竺國傳》、高居誨《使于闐記》、杜環《經行記》、王延德《使高昌記》、佚名《西天路竟》、劉祁《北使記》、耶律楚材《西游錄》、李志?!堕L春真人西游記》、劉郁《西使記》、潘昂霄《河源記》、陳誠《西域行程記》、都穆《使西日記》、殷化行《西征紀略》、陳奕禧《皋蘭載筆》、儲大文《賀蘭山口記》、謝濟世《西北域記》、劉紹攽《西征記》、洪亮吉《天山客話》、祁韻士《萬里行程記》、林則徐《荷戈紀程》、蔣湘南《西征述》《后西征述》、倭仁《莎車行記》、董恂《度隴記》、方士淦《東歸日記》、陶保廉《辛卯侍行記》、孫希孟《西征續錄》、袁大化《撫新記程》、佚名《蘭州風土記》、徐炳昶《西游日記》、陳賡雅《西北視察記》、陳萬里《西行日記》、方希孟《西征續錄》、林鵬俠《西北行》、明駝《河西見聞錄》、裴景?!逗雍@鲣洝?、闊普通武《湟中行記》、珠克登《新疆紀略》、莊澤宣《西北視察記》、高良佐《西北隨軺記》、李孤帆《西行雜記》、李燭塵《西北歷程》、林競《蒙新甘寧考察記》、劉文?!段餍幸娐動洝?、馬鶴天《甘青藏邊區考察記》、謝曉鐘《新疆游記》、王應榆《伊犁視察記》、汪昭聲《到新疆去》、顧執中《到青海去》、楊鐘健《西北的剖面》、顧頡剛《西北考察日記》、文廷美《渭源風土調查記》、李德貽《北草地旅行記》、王志文《甘肅省西南部邊區考察記》、胡時淵《西北導游》、蕭離《沙原三千里》、袁應麟《塔爾寺巡禮》、伊犁里克《新疆心影錄》、李式金《蘭拉風光》、張揚明《到西北來》等等。②

  其實,早在西周,甚至是更早的時代,西行之路就已經開通。西周第五代君王,周穆王姬滿,其西行的傳奇事跡,見載于《穆天子傳》。穆王十三年,周穆王精選八駿之乘,從洛陽出發,經狄道北上雁門關至河套,舉行祭河盛典,然后轉而西行,經杭愛山、樂都,抵達帕米爾的昆侖之丘,又西行至西王母之邦,和西王母宴飲酬酢,最后順黑水而返回太行山。③周穆王的西行肯定不是最早的,周穆王之前已經有人行走在漫漫絲綢之路上,只是由于缺少文獻記載,他們已經被歷史遺忘,但是絲綢之路沿線大量遺址、遺跡的發現,還是證明了他們的存在,更證明了東西行走的可能性與真實性。

  西行之路上的先行者們,是他們時代的杰出代表,他們不畏艱險,歷經磨難,在廣袤的西北大地上行進,他們面對的是沙漠戈壁,更是孤獨寂寞,還有不時出沒的強盜土匪、自然災害,而這些英勇的人們,這些無畏的先賢,仍然不為所動,堅持了下來,這些英雄的先行者的存在與奮斗為后人開啟了一條條通往世界各地的新路??傊?,無論是西巡萬里的周穆王,亦或是出使西域的張騫,投筆從戎的班超,西天取經的唐玄奘,還有霍去病、甘英、竺法護、法顯、鳩摩羅什、丘處機、陳誠等等,他們的故事都發生在這漫漫西行或東來的路上,或為朝貢,或為求仕,或為經商,或為求學,或為傳教,上至王公貴族,下至販夫走卒,都在這條西行之路上留下了歷史的足跡,而記載他們西行事跡的文獻就是數量眾多的西行文獻,加深對西行文獻的研究,就可以一窺他們當年的英雄故事。

  晚清以來,東部首先受到外來勢力的侵擾,國家有危亡之憂,民族有滅種之險,西北的重要性日趨顯現,有識之士再次開始重視西北、研究西北、經營西北,無論是任職西北的封疆大吏,抑或是被貶遣流放的文人墨客,皆利用各種機緣,用筆墨記錄西北。祁韻士,嘉慶十年(1805),遣戍伊犁,其《萬里行程記》記載了其遣戍行程?!拔魇?,余以乙丑二月十八日自京師啟行,閱時六月,至七月十七日始抵伊江。時經一百七十余日,路經一萬七百余里,所見山川城堡、名勝古跡、人物風俗及塞外煙墩、沙磧,一切可異可怖之狀,無不周覽遍歷、系于心目。每憩息旅舍,隨手疏記,投行篋中?!雹芷铐嵤吭魏擦衷壕幮?、國史館纂修官等職,撰有《皇朝藩部要略》等書,并參與過《四庫全書》的編纂。一個知識淵博的學者,本來就對西北有深入的研究,而此次被罪之旅,又開啟了其研究西北的新征程,三年流放雖然是艱苦的,被發配西北亦是大不幸,但是此西行經歷,又成為祁韻士認知西北的重要機緣,他的流放日記就成了后來的《萬里行程記》。祁韻士之后,西行之人多攜帶《萬里行程記》為指路地圖,林則徐《荷戈紀程》就多次出現“閱祁鶴皋先生《萬里行程記》”“祁鶴皋先生《行記》”“閱鶴皋先生《日記》”之語。⑤

  道光六年(1826),方士淦以事遣戍伊犁,道光八年(1828),釋歸,《東歸日記》是其由伊犁東返的紀行之作。⑥咸豐元年(1851),倭仁授副都統銜、充葉爾羌幫辦大臣,《莎車行記》是他赴葉爾羌的旅途日記。⑦光緒十七年(1891),陶模調任新疆巡撫,其子陶保廉隨父至新疆赴任,《辛卯侍行記》就是其旅行日記。⑧宣統二年(1910),袁大化調任新疆巡撫,《撫新記程》是其赴任時的紀行之作。⑨晚清時期出行西北的人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來此任職的各級官吏,一類是發配邊疆的遣戍之人,他們雖然身份懸殊,但差不多皆是當時的文化精英,至少是才學之時,甚至于部分人本身就是鼎鼎大名的學問家,這些人西行的意義是什么?第一個方面,就個人而言,首先是視野的開闊,承平日久且久處內地的人們,在交通工具不發達的古代,出行西北是很困難的,沒有一個外力的推動,一輩子都不會有一個機會出行西北的,故當時的大多數人,對西北是不熟悉的,或者只能從典籍里了解西北,而被迫的西行,無形中打開了他們的視野,對于其自身知識的認知升級,絕對是意義重大。第二個方面,這些有學問、有影響力的人,經行西北認知升級之后,就必然成為影響西北之人,如何開發西北,如何治理西北,如何經營西北,必然會成為他們的所思所想,甚至是行動。⑩

  1925年,陳萬里隨美國哈佛大學華爾納等赴敦煌考察,歷時五個半月,《西行日記》是其紀行之作。(11)1932年,林鵬俠對陜、甘、青、寧各省進行了考察,《西北行》是其紀行之作。(12)1942年,李燭塵率西北實業考察團赴西北考察,行程2萬里,歷時180天,考察歸來后,其將沿途所見、所聞、所感整理為《西北歷程》。(13)民國時期,交通工具有了大的進步,汽車的逐漸使用,改變了人們西北行進的速度,加之侵華日軍的步步緊逼,西北作為戰略后方的重要性,再次顯現出來,故此時期又迎來的出行西北、考察西北的新高潮,這個時期來西北的人變得更多,身份也更為廣泛,而一個最為突出的特點就是,來西北的普通讀書人、普通知識分子越來越多,他們沒有了封疆大吏的前呼后擁、高高在上,也沒有了遣戍之人的牢騷滿腹、悲酸愁苦,他們有更多的自由閑暇,也有更多的精力與熱情,他們多是用新的態度、新的視角、新的思路來面對西北、觀察西北,西北的新面貌也被他們再次發現出來,因為他們更關注西北的基層民眾、生產生活、風俗信仰等。當然,他們也看到了西北的邊遠閉塞、貧窮落后、頑固保守等,而建設新西北、開發新西北,就是他們提出的口號。

  二、西行文獻的學術潛力

  (一)西行文獻與西北驛站交通研究

  利用西行文獻研究西北區域史乃至中西交通史,并不是什么新鮮事。法顯、宋云、玄奘、王玄策、丘處機、陳誠諸人的西行記錄,早已被史學界所熟悉與使用。近代以來,西方探險家蜂擁而至,亦留下了諸多考察日記之類的文獻資料,如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考察日記,皆是學界關注的寶貝。大量存在且時代前后相繼的西行文獻真實客觀的記載了西北地區的社會、文化、民俗、交通等信息,是我們越百年而重見西北的寶貴資料。

  西行文獻在學術研究上一個最為典型的學術價值,就是在驛站交通研究方面。因為古代乃至近代的西行所依賴的就是驛站,而分散在全國的諸多驛站,并沒有得到全面的研究,第一是驛站是最小的交通單位,容易被忽視,第二就是關于驛站的資料不足,小小驛站沒有專門的史料支撐,無從研究。而發掘西行文獻,其實可以帶來驛站交通研究的新局面,因為西行所依賴的就是驛站,且西行文獻中清清楚楚的記載著各個驛站的位置、距離等信息。并且,驛站其實是古代王朝統治全國的毛細血管,是一張緊密有致的網,是中央與地方交流的管道,維系的不僅僅是王朝的政令暢通,更是安全與穩定。劉文鵬《清代驛站考》即言:“清代的驛傳體系集信息傳遞、官員接待、物資運輸三種功能于一身。信息傳遞代表著中央政令的下達和地方情況的上傳;官員接待意味著中央政令的執行、軍政力量的調遣等;至于交通運輸、物資轉運,更是涉及戰略布局的重要因素。這三種功能都是清朝中央獲取各地信息,并向各個地區投放、輸出軍政力量,實現有效統治的方式。所以當時的驛傳絕非僅僅是交通問題,而是關系到帝國開拓、安全和穩定的重要戰略因素?!?14)

  西行文獻記載了詳細的經行信息,且是真實的行進信息。祁韻士著,李正宇點?!度f里行程記》載:

  西行四十里至甘州府,古張掖郡也。

  西北行,五十里至沙井驛。

  又十余里為九眼泉墩。

  西行六十里至撫彝驛,張掖所轄。

  西北行,五十里至高臺縣。

  北行五十里至黑泉驛,高臺所轄。

  西行五十里至深溝驛,高臺所轄。路皆沙石。

  西行三十里至鹽池驛,亦高臺轄。

  西行四十里至雙井驛,仍高臺轄,高臺驛站最長。

  西行六十里至臨水驛,肅州所轄。驛路到此,始又得見水草林木。

  西北行,四十里至肅州,州為極邊要地,古酒泉郡也。(15)

  祁韻士《萬里行程記》對于張掖至酒泉間的驛站道路記載較為簡單,但是重要的驛站道路記載還是很清晰的,甘州—沙井驛—九眼泉墩—撫彝驛—高臺縣—黑泉驛—深溝驛—鹽池驛—雙井驛—臨水驛—肅州。

  倭仁著,李正宇點?!渡囆杏洝份d:

  (四月)初四日,仁壽尖(三十里),甘州宿(四十里)。

  初五日,沙井宿(五十里)。

  初六日,撫彝廳尖(六十里),高臺縣宿(四十里)。

  初七日,過黑泉驛(五十里),則地皆沙鹵,一片荒涼矣。深溝驛宿(五十里)。

  初八日,鹽池堡尖(三十里),雙井堡宿(四十里)。

  初九日,臨水驛尖(六十里),肅州宿(四十里)。(16)

  倭仁從張掖至酒泉行走了5天,第一天行程50里,第2天行程100里,第三天行程100里,第四天行程70里,第五天行程100里,共計行程420里。漫漫西行之路,道阻且長,而古人具體每一天是如何行進的,是學術界關注的老問題,而通過倭仁的記載,就可以得到明顯的、清晰的認知,倭仁5天共行進420里,平均每天84里,當然倭仁此次赴新疆是充做葉爾羌幫辦大臣的,軍務在身,故行進速度應該是略快一些的。

  《清史稿·地理志十一》載:

  甘州府:沖,繁,疲。隸甘涼道。提督駐。明,陜西行都司治。順治初,因明制。雍正二年,罷行都司,置府及張掖、山丹、高臺三縣。七年,割高臺隸肅州。乾隆間,增置撫彝廳……領廳一,縣二。張掖。要,沖,繁,疲。倚。故甘州左、右衛。雍正二年置縣……驛二:甘泉、仁壽……撫彝廳。府西北百五十里。舊隸甘州后衛。雍正二年衛省,屬高臺。乾隆十八年來屬,置廳設通判……驛一:同廳名。(17)

  肅州直隸州:沖,繁,疲。安肅道治所??偙v。明,肅州衛。順治初,因明制。雍正二年,省衛并入甘州府。七年,置直隸州,割甘州之高臺縣來屬……領縣一……驛二:酒泉、臨水。州同駐金塔寺。巡司駐嘉峪關。高臺。沖,繁,疲。州東南二百七十里。故守御千戶所。雍正三年置縣……驛四:雙井、深溝、黑泉、鹽池??h丞駐毛目屯。(18)

  根據《清史稿》的記載可知,祁韻士、倭仁所經過的路線與《地理志》所載基本相同,區別是祁韻士、倭仁對諸驛站的記載,是按照自己所經過的先后順序加以記錄的,更加準確,以高臺縣的四個驛站為例,祁韻士、倭仁的順序是黑泉驛—深溝驛—鹽池驛—雙井驛,而《清史稿》對此四個驛站的記載則是無序的?!吨袊鴼v史地圖集》(第八冊)甘肅部分亦將張掖至酒泉間的重要驛站、地名做了標識,但是《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八冊)對張掖至酒泉間的驛站、地名的標注還是有遺漏,上文所言高臺之驛站有四,而黑泉驛、深溝驛就沒有被標注出來。(19)劉文鵬《清代驛站考》對于甘肅驛站的記載,其實也是沒有按照行進順序進行梳理。其雖然對諸驛站做了詳細的考察,但是仍顯凌亂。(20)或者可以這樣說,根據文獻所得到的驛站資料無疑也是可信的,但是與實際行走的人的記載還是多有不同,因為文獻記載會有各種不準確,而西行文獻記載的諸驛站順序則是真實的行走路線。故進行驛站交通研究,尤其是明清以來的驛站交通研究,最好校之西行文獻,那樣就可以得到一個更為清晰準確的驛站網絡。

  (二)西行文獻與西北宗教文化研究

  諸西行文獻所見基督教的記載,并不是十分的豐富,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從中窺得晚清民國時期基督教在西北地區的發展狀況?!肚嗪?疾煊洝穼φ麄€青海的基督教情況做了非常翔實的記載,如傳教站點、信徒數量,這絕對是我們了解民國時期青?;浇贪l展情況的寶貴材料,而諸多學者卻沒有關注到這樣重要的材料,以至于他們的分析或有偏差,而當我們將所有的《西行文獻》整合起來時,我們得到的就是一個與以前完全不一樣的他者眼中的西北地區基督教發展史、傳播史。(21)

  馬鶴天著,陶雪玲點?!肚嗪?疾煊洝份d:

  耶穌教亦早遍于各地,不僅省會、縣城,而各鄉鎮亦多有。

  (一)西寧:省城南街,西川彭家寨,南川加牙星家莊,扎麻隆、魯沙爾、黑嘴子、貓爾羨溝、后子河等處,每地均有天主堂一處,共計八處,信徒共九百六十五名。又省城西街及后子河等地,共有耶教福音堂三處,信徒共一百零八人。

  (二)湟源縣境內:縣城東關有天主堂一處,信徒一百二十名。又城內有耶教神召會一處,信徒共一十三人。

  (三)大通縣境內:新添堡、陶家寨、老虎溝等地,各有天主堂一處,共計三處,信徒六百四十八人。又縣城有耶教內地會一處,信徒四十五人。

  (四)互助縣境內:縣城東關,及甘家堡、新元堡、羊圈堡、自崖堡等地,各有天主堂一處,共計五處,信徒一千一百二十人。又城內有內地會一處,信徒三十三人。

  (五)樂都縣境內:縣城東關,及高廟子、條巴溝,定莊等地,各有天主堂一處,共三處,信徒三百五十名。

  (六)化隆縣城內:馬坊街有內地會一處,信徒數未詳。

  (七)貴德縣境內:西關廂居家溝有耶教內地會一處,教徒數未詳。

  (八)門源縣城內有內地會一處,信徒數未詳。(22)

  以上是馬鶴天1927年考察青海時所記載的情況,這些記載非常重要,清晰的記載了青海的基督教傳播、發展情況。研究青?;浇痰膶W者多是根據諸傳教士的記載來探究晚清民國時期基督教的傳播、發展情況,再輔之以地方志等文獻,但是諸記載多有主觀之處,必須輔之其他文獻。再者,在青海傳教最為有名望的傳教士是胡立禮,他于1926年離開西寧,對于他三十多年的傳教狀況,已有學者進行研究。劉繼華言:“他通過布道商店、幻燈、醫療、救濟等方式,改變人們對基督教的成見,為基督教爭取并擴大活動的空間?!薄霸?926年胡立禮離開時,內地會西寧傳教站共受洗信徒262名,其受洗人數在甘肅省內地會總共18個傳教站中排列第三,僅次于天水和蘭州?!?23)雖然胡立禮的受洗人數與馬鶴天所記載的不完全一致,但是我們通過馬鶴天的記載可以知曉在經過胡立禮等傳教士的努力下,青海的基督教已經小有成績,而且馬鶴天的記載在胡立禮離開西寧的第二年,是對胡立禮之后青?;浇贪l展狀況的一個新反饋,有重要的史料價值,也可以與胡立禮的記載相互印證。

  晚清民國時期基督教在東南沿海地區的傳教工作取得了喜人的成果,不僅是普通民眾,而且許多政府要員也都紛紛信仰基督教,與此同時,西北地區的基督教雖然也有所發展,但是與東南沿海地區相比就顯得微不足道了。西北地區由于一系列的因素,如地理因素、歷史因素、氣候因素、人文因素等,阻礙了基督教傳教事業的快速發展。劉繼華認為:“中國內地會對甘寧青穆斯林的傳教運動從1876年開始,到1951年為止,共進行70多年時間,若以寥寥無幾的穆斯林改宗結果來衡量,則明顯是失敗的?!?24)我們其實不討論基督教傳教活動的成功與否,我們更關注背后的文化信息,宗教傳播的不成功,并不妨礙文化交流的成功,傳教士在青海、在西北的出現,本身就是新現象,西北的人們開始接觸各種來自西方的知識、文化,逐漸了解西醫及西式教育,這本身就是清末民初西北社會觸摸西方文明與科技的重要孔道??傊?,利用西行文獻無疑可以見到諸多新的文化印跡,尤其是晚清民國時代的諸多西行文獻,皆極其詳細的記載了西北的各種宗教文化現象。

  (三)西行文獻與文化景觀變遷研究

  文化景觀是文化在空間上的反映,任何一個有特定文化的民族都會通過建造房屋、開辟道路、耕種土地、修筑水利工程、繁衍或限制人口、傳播宗教等活動改變其生存空間內的環境,這種人所創造的物質或精神勞動的總和成果,在地球表層的系統形態就被稱為文化景觀。在漫漫絲綢之路上,歷代先民留下了大量的文化景觀,我們很多時候,經常提及莫高窟、嘉峪關,卻忽略了其他文化景觀,其實還有眾多的文化景觀是我們所不曾重視的,而加強對絲綢之路上的文化景觀的發掘、整理、溯源、再現研究,必定會極大的豐富我們的認知,因為絲綢之路不僅僅是一條路,更是一個文化圈,一個由大量的文化景觀構成的文化圈,只有將更多的文化景觀加入絲綢之路文化圈,絲綢之路才是一個真實的可以展現各地人民生活面貌的文化交流中心。

  西行文獻中記載了大量的被我們遺忘的文化景觀,尤其是晚清民國時期的西行文獻,大量記載了百余年間的西北狀況,我們可以通過這批文獻去考察百余年間的文化景觀變遷,下面我們就以酒泉文殊山為例,看看晚清民國以來文殊山在西行之人筆下的狀況。

  裴景福著,楊曉靄點?!逗雍@鲣洝份d:

  南山北麓有絳色土山,即文殊山,其上有文殊院,住行腳二三百,經唄甚盛,昔人謂之西來洞天。(25)

  方希孟著,王志鵬點?!段髡骼m錄》載:

  文殊山在城西三十里,舊有禪室三百,號西洞天。(26)

  陳萬里著,楊曉斌點?!段餍腥沼洝份d:

  六日,早起即乘車同溥愛倫、時達二君往游注游文殊山。出南稍門往西南,一路行小川中;兩岸樹木蔭翳,似在江南。十里后河灘小石頗多,二十里至文殊山,實有三十余里。山有前山、后山之分,其實非前后,乃東西耳。前山有新修寺宇一,為喇嘛所居。今日盡往南山念經去矣。頭門內壁畫四天王像,西藏風格,自是不同,東西殿亦有壁畫。喇嘛僅一處耳。前山大寺東側有一活佛焉,持片訪之,云已往南山,未能見也。三時仍就原道回城。(27)

  劉文海著,李正宇點?!段餍幸娐動洝份d:

  五月七日,余攜小兒等乘馬去游文殊山。山在酒泉南郊外三十里許。所經多沙灘、石灘地。比至山麓,見桃杏方開,與山頂積雪相映,殊為奇觀。山腰中有煤礦,地面可見。俄而繞過一岔,一望豁然。有房屋數幢,屋頂皆樹長桿,上懸白布一方;屋前院中,遍植各種果木,甚覺幽雅可人,一面清流有聲,儼然世外桃源。正異驚間,有番服者出,操漢語行禮,余即下馬交談,知其為照料廟產之青海黃番。更前行數武,有小土山一座,遍山廟宇輝煌。余等決計步行向各處流覽。經歷四點鐘之久,尚未游遍,奈腳疲腿酸,不便繼續。又以日已西向,只得折歸。據聞,文殊山初有文殊菩薩廟,山因廟而名。廟為當地漢民與青海番族公共崇拜地。惟團體崇拜,各有定期:每逢春季,先由漢民演戲、焚香、禮拜,約十日后,由番族禮拜。后者于禮拜期間,輒化裝跳舞,男女均參與,手執泥人,舞后刀斬之。聞泥人為年羹堯之像,年氏平服西番時,以殘酷見稱,致番族至今恨之刺骨。(28)

  以上是諸西行之人對文殊山的記載,按此記載,晚晴民國時期的文殊山香火還是很盛,所謂有“住行腳二三百,經唄甚盛”,并且號稱“西來洞天”“西洞天”,陳萬里與劉文海對文殊山的記載更是詳細,如陳萬里對文殊山新修寺宇壁畫的記載,此外陳萬里言文殊山后山寺觀極多,且悉為道士所居,可見此處佛道之融合相處狀況。劉文海之記載更多了對山林風景的描述,稱之為世外桃源,且文殊山已成為附近番漢民眾之公共崇拜地。

  文化景觀是一個文化地理學的概念,我們這里主要是“拿來主義”,取其名字用用而已,并不對之做理論探討。西行之人在不著急趕路的情況下,必然是要深入的了解一下當地的,而對一地名勝古跡的探訪,就成為深入了解一個地方的開始。晚清民國距離現在,也不過一二百年,但是諸多的文化景觀卻被湮滅,而諸西行之人的記載恰恰可以彌補史書記載的不足,可以向我們展示當時的文化景觀,或許這些景觀并不能與享譽中外的景觀做比較,但他們卻是留在當地人記憶與傳說之中的瑰寶。

  三、西行文獻的現實意義

  縱觀歷代西行文獻,可以見到前人行走西北的艱辛與困難。在近代工業大發展以前,在使用相同的交通形式的情況下,即步行與馬車的情況下,晚清民國時期的西行狀況,可以上溯明代、元代、宋代,甚至是唐代、漢代,故可以籍此窺探此前之所有時代。通過祁韻士、林則徐、倭仁、袁大化的西行,我們可以想象法顯、玄奘、陳誠的西行,通過斯坦因、伯希和的東行,亦可想象馬可波羅的東行,因為他們雖然時代不同,但是他們所走的路線、所使用的交通工具是差不多的,雖然不能等量齊觀,至少可以相互參考。

  發掘歷代西行文化資源,還可以鉤織一張更為全面詳細的文化景觀網,將一些久矣不為人們所知的文化景觀展現出來。晚清民國時期的甘肅,距離今天不是很遠,但是很多歷史文化景觀卻被湮滅了,而被西行文獻記載下來的文化景觀多達幾百上千處,絕不是目前我們所知道的幾處。以蘭州為例,蘭州的文化景觀并不是僅有我們熟知的中山橋、白塔山、五泉山等,還有利濟橋、關岳廟、嘉福寺、普照寺、碑洞、拂云樓、烈妃祠、金天觀、雷壇廟、金山寺、斗母宮等等??傊?,利用西行文獻,發掘文化景觀,可以豐富甘肅乃至整個西北的文化景觀,增加歷史文化韻味。

  林則徐從西安到伊犁,共用了122天,而林則徐行進中的70天是在甘肅度過的,慶陽、平涼、蘭州、武威、張掖、酒泉、安西等等,皆有他的行蹤。其他西行之人所經行的主要路線、主要路段亦是多半在甘肅,故甘肅是西行最重要的路段之一,是歷代西行文化資源最豐富的省份。甘肅東西狹長,旅游景點之間的距離較遠,故目前甘肅東部旅游文化圈(天水、慶陽、平涼)與西部旅游文化圈(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之間的聯系十分不緊密,而發掘歷代西行文化資源,可以全面提升甘肅廣闊大地上歷史文化遺產、遺跡的綜合價值,即可以用一條線串起甘肅的東部與西部。

  打造西北旅游黃金線路,還必須借助西行文獻中記載的古驛站,他們是西北行走的必經站點,并且部分遺址、遺跡今天仍然存在,利用古驛站將整個甘肅乃至西北串聯起來,其實亦是西行文獻的另一個展現,因為明清乃至漢唐時代的人們,西行所依賴的就是驛站。而以古驛站為中心,定制10天、20天、30天的西北旅游黃金線路,就是非常切實的有效路徑,既有歷史文化基礎,又有實際操作方法。例如,林則徐經過蘭州時,他的日記《荷戈紀程》中記載了極其詳細的行進過程,蘭州附近的驛站有:甘草店、清水驛、三角城、十里鋪、定遠驛、東崗坡、空心墩、碑亭、蘭州、十里店、安定堡、沙井驛、關帝廟、苦水驛、紅城驛、金寺堡、南大通、莊浪城、平番縣城、武勝驛等。從這些驛站中選擇若干點,打造一條“林則徐之路”,展現林則徐的西行歷程,絕對是豐富又精彩,更可以串起甘肅的東部與西部,甚至是整個西北。

  總之,西行文獻是極其重要的,既有深厚的學術價值、學術意義,又有強烈的現實作用、現實功能,而加深對這批文獻的研究利用,不斷開拓“一帶一路”研究的新境界,就是一個重要的時代命題。誠然,唐宋時代的西行文獻數量較少,但大量明清乃至民國時代的西行文獻的存在,足矣給我們展現一個極其豐富的西北。微觀的認識,微觀的分析,對宏觀的補充與證明作用是不可或缺的,當一個個西行之人的文字被大歷史觀所審視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到長長的時間軸上的一個個的前后相繼的行走偉績,而加深對這長長時間軸上的行走偉績的分析,必然可以見到千百年來不斷被人忽視、輕視的西北開發史、西北發展史、西北奮斗史。

 

  注釋:

 ?、俸罂V骶帯段餍形墨I叢萃》(第一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胡大浚主編《西行文獻叢萃》(第二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年。

 ?、卩嵄?、張兵、段小強主編《中國西行文獻叢書》(第1輯),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7年;鄭炳林、張兵、段小強主編《中國西行文獻叢書》(第2輯),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8年。

 ?、劾钣駶?、耿彬《先秦文獻中西王母與西亞北非“獸尾”標識研究——兼談周穆王西征及先秦時期的中外文化交流》,《敦煌學輯刊》2020年第2期,第150-166頁。

 ?、躘清]祁韻士著,李正宇點?!度f里行程記》,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

 ?、輀清]林則徐著,李正宇點?!逗筛昙o程》,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

 ?、轠清]方士淦著,李正宇點?!稏|歸日記》,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

 ?、遊清]倭仁著,李正宇點?!渡囆杏洝?,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

 ?、郲清]陶保廉著,劉滿點?!缎撩绦杏洝?,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

 ?、嵩蠡?,王志鵬點?!稉嵝掠洺獭?,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

 ?、鈩⑷ā犊椌W與鑿井:中西交通史研究論稿》,北京:科學出版社,2019年,第191頁。

  (11)陳萬里著,楊曉斌點?!段餍腥沼洝?,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

  (12)林鵬俠著,王福成點?!段鞅毙小?,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

  (13)李燭塵著,楊曉斌點?!段鞅睔v程》,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年。

  (14)劉文鵬《清代驛站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頁。

  (15)[清]祁韻士著,李正宇點?!度f里行程記》,第15-16頁。

  (16)[清]倭仁著,李正宇點?!渡囆杏洝?,第75頁。

  (17)趙爾巽、柯劭忞等《清史稿》卷64《地理志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2120-2121頁。

  (18)趙爾巽、柯劭忞等《清史稿》卷64《地理志十一》,第2124-2125頁。

  (19)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8冊),北京:地圖出版社,1982年,第22-23頁。

  (20)劉文鵬《清代驛站考》。

  (21)劉全波、侯興隆《他者眼中的基督教:晚清民國〈西北行記〉所見西北地區基督教傳播研究》,萬明、杜常順主編《中外關系史視野下的絲綢之路與西北民族》,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第244-260頁。

  (22)馬鶴天著,陶雪玲點?!肚嗪?疾煊洝?,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6頁。

  (23)劉繼華《英國籍“西寧人”與清末民初青海社會——胡立禮在青海的基督教活動及其影響》,《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第162-166頁。

  (24)劉繼華《基督教內地會對近代甘寧青穆斯林的傳教運動述論》,《青海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第194-198頁。

  (25)裴景福著,楊曉靄點?!逗雍@鲣洝?,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6頁。

  (26)方希孟著,王志鵬點?!段髡骼m錄》,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1頁。

  (27)陳萬里著,楊曉斌點?!段餍腥沼洝?,第72頁。

  (28)劉文海著,李正宇點?!段餍幸娐動洝?,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16頁。

作者簡介

姓名:耿彬 劉全波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崔蕊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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