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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文選】經濟周期視角下的中國財政支出乘數研究
2021年06月15日 17:2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8期 作者:陳詩一 陳登科 字號
2021年06月15日 17:2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8期 作者:陳詩一 陳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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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政策是政府宏觀調控的基本工具。財政支出效果歷來是政策當局和學者們共同關注的熱點話題,也是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重要課題。

  現有宏觀經濟理論較為一致的觀點是,政府財政支出效果呈現逆周期變化態勢。政府財政支出的效果集中體現在財政支出乘數的大小上,即一單位財政支出帶來的產出增加量。財政支出乘數越大,財政支出的效果越明顯,反之則反是。

  這一理論發源于西方發達國家,其所研究的對象也大都是發達經濟體。這些經濟體的共同特征是,發展階段已達到或者接近經濟學中的穩態階段。對此較為系統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凱恩斯對財政支出乘數的分析。

  財政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與經濟周期的演化緊密相聯,財政支出效果的系統評估離不開對經濟周期的考察。究其原因在于,公共部門財政支出對私人部門投資的擠出效應隨經濟周期發展階段變化而變化。既有宏觀經濟理論較為一致地表明,在經濟周期的繁榮階段,政府財政支出的擠出效應一般大于經濟周期的低迷階段,從而導致經濟周期低迷階段的政府財政支出效果好于繁榮階段。政府財政支出可以通過刺激社會總需求來增加總產出,然而進一步的一般均衡框架分析則顯示,政府財政支出還會通過一般均衡效應擠出私人部門投資,最終降低甚至完全抵消政府財政支出的經濟刺激效應。換言之,經濟理論本身并未能給出政府財政支出乘數的具體取值。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估算政府財政支出乘數的具體數值,有助于理解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在面對政府財政支出沖擊過程中的交互作用,這對于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均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國經濟來說尤為重要。具體來說,在給定其他條件都相同的情形下,較小的政府財政支出乘數所反映的是,政府財政支出的增加對私人部門具有較大的擠出效應,該情形下,為更好擬合現實核心宏觀經濟數據,構建相關經濟理論模型時則需要重點刻畫擠出效應,反之則相反。

  現有文獻識別財政支出乘數所面臨的一個共同的困難是,計量回歸模型中存在反向因果問題。具體而言,在政府財政支出影響產出的同時,產出也會反向影響政府財政支出。為處理該問題,現有文獻較為普遍的做法是施加理論識別假設,即假設政府財政支出在短期內不會對產出的變化產生反應。但是對于采用年度或季度數據的文獻,該假設是一個較強的理論假設,從而可能導致有偏的估計結果。

  關于財政支出乘數的具體數值,至今尚存在較大爭議。比如,Blanchard和Perotti估計了美國財政支出的產出效應,研究結果顯示財政支出乘數介于0.96-1.73之間。Romer和Bernstein運用大型宏觀計量模型對美國財政支出乘數進行了估算,發現美國財政支出乘數在財政支出政策推出后第8個季度達到最大值1.57。Ramey則進一步將預期因素納入計量分析模型,發現財政支出乘數存在較大波動,其數值大致介于0.6-1.1之間。Ilzetzki等考察了44個國家的財政支出乘數,發現不同國家間財政支出乘數大小存在顯著差異,發達國家財政支出乘數通常高于發展中國家。這些文獻主要選用宏觀計量模型估算財政支出乘數。此外,為豐富模型的經濟學含義,基于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DSGE)考察財政支出乘數逐漸受到學者們的關注。這類文獻中的財政支出乘數一般介于3-5之間。以上測算財政支出乘數的文獻,采用的是宏觀計量模型或者DSGE模型,使用的數據多為宏觀時間序列數據,這類模型更加強調基于模型的預測分析。

  隨著計量經濟學因果識別工具的發展與流行,以及高質量面板數據可得性的增強,采用更具經濟學含義的外生沖擊來測算財政支出乘數正成為該領域新的研究前沿。這類研究更加強調估計參數的因果解釋。比如,Acconcia等基于省級面板數據,利用意大利政府打擊黑手黨的外生沖擊作為財政支出的工具變量,估計了意大利省級財政支出乘數。其研究結果顯示,較之于2SLS估計結果,OLS估計結果顯著低估了財政支出乘數,從而進一步強調了選取外生沖擊識別財政支出乘數的必要性。Kraay利用世界銀行對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的項目援助信息對財政支出乘數進行了識別。研究顯示,這些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財政支出乘數平均為0.48,并且這一數值在不同的計量回歸模型設定下基本不改變。Serrato和Wingender利用美國人口普查對人口估計的修正作為財政支出的外生沖擊,估計了美國州層面的財政支出乘數,研究結果顯示,州政府的財政支出乘數介于1.7-2之間??傮w來看,這類文獻中的財政支出乘數介于0.4-2之間。

  縱觀以上文獻,無論是基于宏觀計量模型,還是DSGE模型,抑或是面板數據因果識別模型,由于未將經濟周期特征納入研究框架,均難以充分討論不同經濟發展狀態下財政支出乘數的特點。為此,Baum等將經濟周期納入模型,選用門限向量自回歸模型考察了G7成員國財政支出乘數與經濟周期的關系,發現經濟下行時期的財政支出乘數大于膨脹時期。Candelon和Lieb在短期門限向量誤差校正模型的框架內討論了經濟周期不同階段的財政支出乘數,也得到了類似的結果。Auerbach和Gorodnichenko估算了美國財政支出乘數,發現經濟低迷期的財政支出乘數是經濟繁榮期的2-3倍。Caggiano等進一步將預期引入模型發現,經濟低迷期財政支出乘數大于經濟繁榮期的結論依然成立。此外,Canzoneri等建立理論模型研究了財政支出乘數與經濟周期的關系,結果同樣表明,財政支出乘數具有顯著的逆周期特征,在經濟低迷期,政府財政支出乘數超過2,而在經濟繁榮期,這一數值則顯著小于1。不難發現,與財政支出乘數具體數值存在較大爭議不同,關于財政支出乘數在不同經濟周期階段的相對大小,既有文獻研究結果較為一致,即經濟低迷時期高于經濟繁榮時期。

  國內關于財政支出乘數的代表性研究較早可以追溯到郭慶旺等基于IS-LM框架的分析,他們發現中國財政支出乘數從1998-2003年逐年下滑。與此不同,陳詩一和張軍則采用非參數技術考察了中國省級財政支出的效率,認為在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支出效率總體上得到了改善。王國靜和田國強構建DSGE模型考察了中國政府消費與投資支出乘數,發現二者存在明顯的異質性。李永友從市場信心視角對中國財政支出效果進行了考察,發現市場主體信心的提振有助于增強政府財政支出效果。楊燦明和詹新宇以及賈俊雪和郭慶旺等學者對中國最優財政收支規則進行了細致的分析,對于中國財政政策實踐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周期性特征是中國經濟運行長期以來的一個重要典型事實??茖W評估中國財政支出效果不能忽視中國經濟發展的周期性特征。將中國經濟發展的周期性特征納入財政支出效果分析框架,不僅有助于理解中國過去的財政政策實踐,而且有助于政策當局制定和實施與新時期經濟發展特點相契合的財政政策,對未來財政政策的執行也具有借鑒意義。

  作為一個還處于轉型階段的發展中經濟體,在經濟增長約束、經濟發展特征以及經濟運行規律等諸多方面,中國與發達經濟體存在較大差異。與此相關的一個理論問題是,中國政府財政支出效果是否如發達經濟體那樣呈現逆周期變化態勢?實證考察中國財政支出乘數及其隨時間變化的特征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該問題。

  十九大報告明確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的要求?,F代財政制度的一項重要特征就是全面實施績效管理,而這離不開對財政支出效果的準確把握。將經濟周期特征納入中國財政支出效果分析框架,定量考察如下問題:第一,平均而言,中國財政支出乘數的具體數值是多少;第二,中國財政支出乘數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有何特點,是否與經濟理論預期一致,經濟低迷時期的財政支出乘數是否高于經濟繁榮時期;第三,更進一步地,特定時點的財政支出乘數是多少,以及政府財政支出政策何時推出更加有效。

  在克服已有模型設定的局限以及構建較為準確月度數據的基礎上,系統測算中國財政支出乘數,首次將經濟周期特征納入中國財政支出乘數問題研究框架,著重定量考察中國財政支出乘數與經濟周期的關系,同時進一步估算研究樣本區間內各時點的財政支出乘數,并基于此對中國財政支出的時機進行初步探討。一個核心目標是考察經濟周期不同階段中國財政支出乘數的特點,即對不同狀態下的財政支出乘數進行考察。

  基于產出對政府財政支出沖擊的反應以及政府財政支出對自身沖擊反應,采用Woodford所提出的方法計算財政支出乘數。該方法采用產出對政府財政支出沖擊反應之和與政府財政支出對自身沖擊反應之和的比值表示財政支出乘數。計算結果顯示:經濟繁榮期與經濟低迷期的中國財政支出乘數分別為0.37與0.85。換言之,經濟低迷狀態下的財政支出乘數顯著大于經濟繁榮狀態的財政支出乘數,中國財政支出乘數呈現出較為明顯的逆周期特性,經濟低迷期財政支出乘數是經濟繁榮期的2.3倍。

  經濟低迷狀態下財政支出的擠出效應最小,而經濟繁榮狀態下財政支出的擠出效應最大。一個自然的推論是,這兩種狀態下的財政支出乘數應當分別確定了經濟在常態運行條件下數值的上限與下限,即研究樣本區間內各時點的財政支出乘數應介于經濟低迷狀態數值0.85和經濟繁榮狀態數值0.37之間。財政支出乘數的均值為0.64。此外,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期間,財政支出乘數均較大。

  中國財政支出乘數高、低數值轉換比較迅速。以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為例,危機沖擊發生初期,財政支出乘數達到最高值0.85,而在危機發生后的半年和一年后該數值分別降低至0.54和最低值0.37。這意味著,精準把握財政刺激政策出臺時機至關重要,錯失財政支出政策推出的最佳時機很可能造成寶貴財政資源的無謂浪費。

  與其他主要經濟體類似,中國財政支出乘數也具有顯著的逆周期特征。一方面,財政支出乘數普遍具有逆周期特性,即在經濟低迷期的數值顯著大于經濟繁榮期;另一方面,中國財政支出乘數普遍小于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這一結論與Ilzetzki等所發現的發達國家財政支出乘數一般大于發展中國家一致。此外,Kraay利用世界銀行對欠發達國家的項目援助信息對財政支出乘數進行了識別,研究結果顯示這些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財政支出乘數平均為0.48,并且這一數值在不同的計量回歸模型設定下基本不改變。

  中國財政支出乘數雖然低于發達國家和地區,但高于欠發達國家和地區。與此相關的一個政策含義為,政策當局需要謹慎看待繼續采用特大規模財政支出政策來刺激經濟的做法,取而代之的應是比較審慎的財政支出政策。

  定量掌握中國財政支出乘數的這一逆周期特性,有助于政府因時制宜地實施更為合理的財政支出政策。研究結果還顯示,亞洲金融危機與國際金融危機期間,中國財政支出乘數顯著高于其他時期,兩次金融危機期間財政支出乘數接近歷史高值0.85。對各時點財政支出乘數的估計結果顯示,中國財政支出乘數變化呈現高低數值間迅速轉換的模式。財政支出乘數第4期滯后對當期值在統計上不再具有解釋力。這意味著精準把握財政刺激政策出臺的時機至關重要,政策當局在危機沖擊發生后較為及時地推出財政支出政策,有助于提升財政支出效果,錯失財政支出推出的最佳時機將可能造成大量寶貴財政資源的無謂浪費。

  研究發現,中國財政支出乘數低于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但這并不意味著積極的財政政策不應繼續發力。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積極的財政政策,“不是無邊界放水,而是精準發力”。積極的財政政策分為增加政府財政支出和減稅降費這兩類。由于存在較大的擠出效應,需謹慎使用特大規模政府財政支出工具。與此相對應,由于減稅降費這類積極的財政政策具有直接增加經濟主體實際收入的特征,因此能夠實現“精準發力”,有效規避大規模增加政府財政支出政策所產生的擠出效應,進而有助于積極財政政策的加力提效。

  財政支出乘數與經濟衰退概率二者之間存在一個相對比較穩定的非線性關系——當經濟衰退概率提升到一定程度時,財政支出乘數隨經濟衰退概率增加的速度加快。對于這一現象的解釋,可視作本文未來研究的拓展方向之一。

 

  (作者單位:陳詩一,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泛海國際金融學院;陳登科,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吨袊鐣茖W》2019年第8期。中國社會科學網 張征/摘)

作者簡介

姓名:陳詩一 陳登科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文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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