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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文選】群體沖突“六方位”全景式把控
2021年04月12日 09:10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11期 作者:楊立華 陳一帆 周志忍 字號
2021年04月12日 09:10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11期 作者:楊立華 陳一帆 周志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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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我們對沖突的理解和認識,不僅關系到如何觀察和敘述沖突,而且關系到如何面對并解決沖突。沖突既有個體的,也有群體的,本文的重點在群體沖突。國內現在對群體沖突,在不同情境下,有沖突事件、群體性事件、社會突發性事件等不同稱謂。這里以群體沖突統稱。

  現有諸多研究,為理解當下群體沖突提供了豐富參考?;谝延械难芯砍晒?,對群體沖突進行六方位全景把控,希望既能解釋后果不好而必須加以控制或消除的沖突,也能解釋具一定合理性和有益性而應善加利用的沖突,還能解釋好壞難辨卻必須直面解決的沖突。

  西方有關群體沖突的研究由來已久,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后更趨系統和豐富。整體上可將其劃分為美國實證主義和歐洲歷史哲學傳統兩個類別。從解決具體群體沖突的角度而言,雖然歐洲歷史哲學傳統的沖突理論為理解群體沖突提供了更加深刻和廣泛的社會背景考察,但其過于整體主義的分析路徑,也促使其沖突解決方式往往不可避免地走向社會整體改造和變革的落腳點,這從歷史和社會變革與發展的角度而言,固然正確,但并不能很好地幫助我們理解并解決當下中國所面臨的問題。當務之急是在當前社會環境和系統的背景下,如何更現實地解決所面臨的各種群體沖突。對這點,美國實證主義傳統所提出的很多理論可能更具針對性和參考價值。

  基于美國實證主義傳統的這些理論,雖各有特點,解釋了群體沖突的不同方面,為理解中國群體沖突提供了理論素材,卻具有諸多局限性。主要表現在:(1)除了斯梅爾塞的價值累加理論和梯利的動員理論外,很多理論都比較零散,都只解釋了群體沖突的某些特征、原因或機制,缺乏系統性,既不能很好地解釋沖突,亦不能同時為沖突解決提供系統的操作性措施。(2)很多理論都只解釋了沖突為什么發生,卻沒有解釋“沖突為什么不發生或沒發生”。從硬幣的兩面看,直接解釋沖突為什么發生固然重要,但解釋發生的要素并不必然能解釋不發生。因此,為了更好地理解群體沖突,需要構建既能解釋“發生”,也能解釋“不發生”的理論,這不僅可提高理論的解釋力,也可為使用理論解決實際沖突提供更多可能。(3)很多理論都只是描述性理論,要么缺乏必要的、明確的核心變量,要么變量很難實際測量(如群體的集體感染、概化信念的形成等),降低了理論的可操作性和可應用性。(4)這些理論都是在美國背景下產生的,存在諸多和中國文化、傳統和現實不符的情況,不能直接用來解釋和解決中國群體沖突。實踐也證明,任何簡單照搬西方理論和方法指導中國現實,或簡單套用西方固有模型解釋中國現實的做法不僅不理想,而且會帶來災難性后果。我們迫切需要發展契合中國社會現實,能夠解決中國社會群體沖突,既具有高度可操作性和實際應用性,又能同時解釋沖突“發生”和“不發生”的群體沖突新理論。

  要發展既對現實沖突有強大解釋力,又有較強可應用性的契合中國本土的群體沖突新理論,意味著新理論涉及的變量不僅要符合中國傳統和現實,且要能被實際測量,并能據此指導群體沖突的解決。具體到理論模型的構建來說,則要求模型涉及的變量盡可能簡單,易于理解,并盡可能少。怎么才能建立這樣的理論呢?當然,不能憑空想象,也不能照搬國外,只有在對現實問題深入了解的基礎上,通過和現有理論對比互證,結合中國現實和模型建構具體要求,才可能發展本土理論,并進行檢驗完善。

  衡量導致沖突發生的“反抗”因素:“個體或群體的可使用反抗力”、“個體或群體的反抗機會”、“個體或群體的社會總刺激”。衡量抑制沖突發生的“控制”因素:“個體或群體的相對利益滿足感”、“個體或群體的維持或合作意愿”、“個體或群體的社會總約束力”。將上述六個變量衡量的“控制力”和“反抗力”相比較,則會有一個比值,可以此來衡量社會和平或合作程度及沖突發生或擴大程度。此比值可看作是兩種力量(“控制力”和“反抗力”)的對比,把其命名為“均衡值”。所謂均衡,就是控制力大于反抗力,社會維持原來和平狀態或沖突解決;所謂非均衡就是控制力小于反抗力,社會原有均衡被打破,沖突發生或持續。同樣地,所謂均衡或非均衡值,就是控制力與反抗力的對比值。

  1)個體均衡值

  在只考慮個體行為的情況下,均衡值公式可表示如下:

  在以上公式中,分子是三種控制力量的相乘,分母是三種反抗力量的相乘。假定所有分子和分母變量都按相同標準衡量(例最大數值為100或10等,最小為0),則均衡值可用最大為1,最小為0的百分比來表示。如此,則:

  個體均衡值>1,表示均衡,個體采取維持現狀或合作措施;

  個體均衡值<1,表示非均衡,個體采取反抗或沖突措施;

  個體均衡值=1,表示處于均衡和非均衡臨界點,極不穩定,在不同刺激下,個體有可能采取維持現狀或合作的措施,也有可能采取反抗或沖突措施。

  以上公式,可幫助解釋個體為什么有些時候采取合作行為,有些時候卻采取沖突或反抗行為。

  2)公共均衡值

  如考慮群體,則以上均衡值就變成了群體均衡值。由于群體均衡值顯示的是社會群體的公共或集體行為,所以把它命名為“公共均衡值”。如此,則:

  公共均衡值>1,表示公共均衡,群體采取維持現狀或合作措施,社會和平;公共均衡值<1,表示公共非均衡,群體采取反抗或沖突措施,社會發生沖突;公共均衡值=1,表示處于公共均衡和非均衡臨界點,極不穩定,在不同刺激下,群體有可能采取維持現狀或合作的措施,也有可能采取反抗或沖突措施,處于非沖突和沖突的邊緣。

  以上公式,可幫助解釋群體為什么有些時候采取合作行為,有些時候卻采取沖突或反抗行為。

  3)基于個體行為加總的公共均衡值

  雖然公共均衡值有可能是個體均衡值的簡單加總,也有可能存在較為復雜的轉換關系,但即便如此,群體行為在總體上還可看作是群體所包含的所有個體行為的總和,因為群體不能離開個體,群體行為雖有獨立于個體的特點,但也必須通過個體行為表現出來。如假定可近似地將群體行為看成個體行為的加總,也可近似地將公共均衡看作是個體均衡的加總。于是,可把公共均衡看作是群體所包含所有個體均衡的求和,即:

  其中,i代表從1到n個可能的個體。

  多元線性回歸表明,總體上,公共相對利益滿足感(X1)、公共維持或合作意愿(X2)、社會總約束(X3)、公共反抗機會(X5)和社會總刺激(X6)均對環境群體性事件發生與否有顯著影響。特別地,公共相對利益滿足感、公共合作意愿及社會總約束力三個自變量的回歸系數均為正,表示它們對公共均衡值的提高有正向作用,數值越高,均衡值越高,事件發生可能性越低;而公共可使用反抗力、反抗機會及社會總刺激的回歸系數則均為負,表示其對公共均衡值的提高有反向作用,數值越高,均衡值越低,事件發生可能性越高。進一步驗證了公共均衡值計算公式的合理性。此外,回歸結果也顯示,在三個正向影響要素中,社會總約束力的系數最高;在三個反向影響要素中,公共反抗機會的系數最高。特別地,在六個影響因素中,公共反抗機會的系數的絕對值最大;表明其對公共均衡值的影響最大,其次是社會總約束力和社會總刺激。盡管按經濟地域、城鄉屬性、抗爭類型和污染類型等分組后,不同組別間的回歸模型值略有差異,但都顯示六個核心變量均對沖突發生與否有顯著影響。

  按“控制—反抗”的基本邏輯,將六個因素納入統一分析框架,提供了一個相對系統的整體性研究視角。六個變量始終存在于沖突發生的全過程,可隨時通過對六個變量的考察來分析不同時段的公共均衡和非均衡值。由此,不僅可解釋沖突發生與解決,也可描述和跟蹤沖突動態演變的全過程。這不僅提高了理論解釋力,也為動態研究及預防或解決沖突提供了可能。事實上,已有的群體沖突理論也曾提出不少有關沖突過程的論述。例如,龐蒂將沖突形成過程劃分為潛伏、知覺、感受、外顯和結果五個階段;托馬斯將沖突過程劃分為挫折期、認知期、行為期和結果期;齊美爾認為沖突是一個追求平衡的螺旋上升的過程;普魯特和金盛熙也描述性地分析了沖突螺旋上升的過程。我國學者羅成琳、劉德海、代玉啟等從利益博弈角度剖析了群體性事件的演化過程;汪偉全、劉德海、柳建文、熊光清等也具體論述了諸如環境污染抗爭、農村征地糾紛、網絡爭議等特定沖突的過程。但很多研究要么將沖突劃分成了缺乏統一理論解釋的不同階段(如龐蒂和托馬斯),要么處在理論化(如齊美爾)或描述性(如普魯特和金盛熙)分析階段,沒有統一、簡潔地描述沖突的全過程。

  從現實問題解決及社會層面看,轉型期中國面臨著“發展”與“秩序”問題。如何有效應對群體性事件,引導各方良性互動,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內容。目前有關群體性事件解決的各種措施總體上仍是集體主義指導下的政府干預。從這一特定情境出發,可通過對公共均衡值大小的精準刻畫,來預見社會沖突與和平的整體態勢,為群體沖突應對者提供更加接近于事實“原貌”的公共的、可檢驗的知識與決策依據。這不僅對群體性事件治理具有指導意義,而且為社會管理創新和沖突綜合治理提供了全新思路。

  群體沖突的爆發、演進與平息,實質上是公共均衡六個核心變量互動作用的結果。沖突應對者應將工作思路的重點放在引導變量間的互動關系格局重回公共均衡。同時,實踐者和政策制定執行者也必須認識到,既然社會沖突發生與否、解決與否、解決得好壞是六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在沖突預測預防與解決中就必須同時考慮六因素;否則,抓住一點,不及其余,就會發生問題。例如,如預測沖突,僅看到社會總約束力很強,大家對社會和政府等整體上還算滿意,也愿意合作解決問題,但沒有看到隨著社會發展和變化,人們的可使用反抗力也在增大,社會所提供的反抗機會也在增多,在這種情況下,稍不注意,就會在一定社會事件的觸發下陡然升高社會總刺激,從而使三個反抗力量的乘積猛然間超過三個控制力量的乘積,導致沖突驟然發生。這也是當前我國很多群體沖突事件發生的基本邏輯。有些管理者總認為,明明民眾的相對利益滿足感都很強,也大都安于現狀和樂于合作,且社會控制力量也很強,怎么突然因一件小事(如某人失蹤,某信息被披露等)就引起了大規模社會沖突和群體性事件,其奧妙就在此。同樣地,如要解決沖突,也要同時從六個方面發力。不能一方面想方設法滿足人們的利益、要求和愿望,提高其相對利益滿足感;一方面卻又不斷地采取蔑視、疏懶等錯誤方式提高社會刺激,提供新的反抗機會??傊?,只有擺脫“碎片化”思維與行動模式,實現對群體沖突發生機理的“六方位”全景式把控,才能進一步提高群體沖突治理的科學性,有效紓解和平息各種群體沖突,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和健康發展。

  既然沖突發生與否、解決好壞不是單一要素影響的結果,而是六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僅一兩個要素的變化,并不必然導致沖突發生或解決。這就說明,在維持公共均衡值一定的情況下,可容許六要素相互調適和變化。這也啟示我們:要更好地預防和應對沖突,首先應建立起能更加包容六要素不斷調適變化的強彈性社會。強彈性社會不僅注重提高人們的相對利益滿足感、相對維持和合作意愿以及社會總約束力,也盡量容許不同程度的可使用反抗力、反抗機會和社會總刺激,是整體上更加動態、強健和更富有活力的社會。而且,沖突本身具有諸多正面功能,會和社會彈性產生更大的正向乘數效應。因此,建立強彈性社會,不僅有助于更好地預防和應對社會群體沖突,也更有助于實現我國治理現代化的宏偉目標。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講,建立可包容公共均衡調整的強彈性社會,也應是當前我國社會轉型必須努力追求的迫切目標。

  需強調的是,未來研究要深入探討如何能更系統、精確和有效地測量新理論所涉及的六個核心變量;除了相對直接的問卷測量之外,也要探討是否可開發更加系統精確的量表或找到更加合適經濟的替代性測量方案。同時,六個核心變量是否會因文化、社會和制度環境的變化而變化,也是未來研究需特別關注的問題。  

 

  (作者單位:楊立華,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國家治理研究院;陳一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周志忍,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原題《“公共均衡與非均衡”沖突新理論》,《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11期。張征/摘)

作者簡介

姓名:楊立華 陳一帆 周志忍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文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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