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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文學對話性批評精神的形成
2021年06月22日 10:4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王鵬程 字號
2021年06月22日 10:4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王鵬程

內容摘要:中國文學批評從古典到現代的轉型根植于五四時期的個性解放、獨立自由與人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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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被學界普遍認為是文學批評的世紀。雷納·韋勒克認為,20世紀之所以被稱為“批評的時代”,是因為“不但數量甚為可觀的批評遺產已為我們接受,而且文學批評也具有了某種新的自覺意識,并獲得了遠比從前重要的社會地位”。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在中西文化碰撞、古今文學變革的歷史語境下,在時代精神的感召下,的確“具有了某種新的自覺意識,并獲得了遠比從前重要的社會地位”,形成了現代批評意識。具體而言,經由清末民初西學東漸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浸潤,現代文學批評秉持實用主義立場,大量“盜來”西方文學批評的火種,自覺運用科學化、邏輯化與概念化的話語形式,傳播理性精神,呼應、關懷、規范、導引現代文學實踐,從而與傳統的點評批評、印象批評和鑒賞批評等分道揚鑣,形成了具有現代性的批評觀念和批評功能。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家以獨立的批評精神,構建起豐富多樣的批評類型、和而不同的批評格局與廣大開闊的批評空間。

  中國文學批評從古典到現代的轉型根植于五四時期的個性解放、獨立自由與人道精神。不過,這種轉型并非劈空而起、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晚清民初長時段不同層面的準備:其中既有梁啟超提倡的“文界革命”“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也有王國維那樣的追求學術自主與文學獨立——以現代西方理性分化的文化發展思路,重塑審美現代性思想的努力;亦有主張廢除漢語文字,采用以印歐語系為基礎的“萬國新語”一派與以章太炎為代表的“國故派”之間的論爭。運用自己的理性,維護自己的尊嚴,獨立地作出判斷,在五四時期文人群體中已經深入人心。運用自己的理性,一方面,宣告已與傳統社會結構相適應的價值觀念決裂,另一方面,標志著個人意識的覺醒。

  個人意識的覺醒和理性主導的“批判精神”,必然導致批評的功能發生轉變。就文學批評而言——批評不再是簡單地鑒賞,亦不是手段,不是工具,而是在人類美學經驗和價值情感的基礎之上,對審美價值進行甄別、評判和秩序化,成為與判斷主體的情感體驗、價值認同相融合的理性判斷和知性活動。這與中國古典批評中的“文章乃經國之大業”“文以載道”傳統以及晚清的“中體西用”原則有著本質的不同。

  一方面,五四時期呼吁理性、主張理性、運用理性,文學批評也立足理性,遵循自身的邏輯。關于文學批評的意識、本體及功能,從20世紀20年代起,即有不斷的反思和討論,形成了一大批“對批評的批評”的文章。這些文章基本都在努力達成這樣的共識:文學批評不能是工具,也不能是簡單地重申某種判斷,而是要形成一個自由開闊的思考空間、共同參與的對話機制和平等辨析的話語場域。

  另一方面,五四時期又是有些峻急的,有些主張和討論求之過急,態度偏于武斷。如陳獨秀和吳宓在文學爭論中有時較為專斷,甚至有些意氣用事。這種帶有情緒化的批評,缺乏冷靜的理性的思索,并不能代表人類的理性精神。五四時期文學批評的功能,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并未充分地發育和實現。但無法否認的是,五四時期個人的覺醒、批評意識的覺醒和理性的運用,立足于現實,連接著歷史,對此后文學批評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現代文學批評的空間經歷了一個復雜的發展過程?,F代文學批評在指向古典文學弊病的同時,兼收并蓄,不擇細流,吸納雜糅歐洲文藝復興至20世紀初的文學資源和批評理論,將批評的覺醒與文學的覺醒、人的覺醒聯系在一起,叔本華、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等張揚個體生命意志和直覺感性的思想學說,成為理論界和批評家筆下的時髦語匯。如胡適和劉半農的文學改良主義、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現代評論派”與自由主義文學思潮等,無不受到西方文化和文學批評的啟發或影響,甚至以西方為典范,與其他文學主張構成了激烈的對話、碰撞和交鋒。這些主張通過公開的辯難和檢視,形成了互動性的話語模式和文學空間。20年代后期,以蔣光慈、錢杏邨、馮乃超、李初梨等為代表的革命文學批評興起,“階級論”“工具論”等蘇聯社會主義文學批評話語在文學批評實踐方面,給革命文學以巨大影響。與之同步,西方文學批評的典范效應有所弱化,以梁實秋、朱光潛、李長之、李健吾為代表的文學批評話語受到一些批評。

  在“五四”開放多元的思想場域和審美趣味中,稍加留意我們就會發現,中國現代文學批評與古典文學批評相比,有一個非常顯明的特征——就是對話精神與交往功能更為突出。這是因為現代文學批評有可以自由運用理性的空間,可以通過對話、交鋒、批評、反批評等,探討文學作品的審美價值和文學事件的社會意義,提升批評的對話性,開拓文學的發展空間。因之,一系列文學觀念與文學思潮才能落地生根,一大批文學作品的美學價值和社會意義也得以闡釋和確立。

  批評的對話精神,主張不同思想的交流和碰撞,形成了多元的兼容的文學空間,為新文學的出現和新批評的繁榮提供了條件,注入了“活水”。這在周作人、茅盾、郭沫若、聞一多等人的文學批評上表現得較為充分。作為五四時期具有代表性的批評家,周作人立足“人的文學”,肯定提倡新道德、新倫理與新思想的文學作品。魯迅、茅盾、郭沫若、聞一多等人也以開闊的胸襟和開放的視野,為有個性精神與現代意識的作品吶喊,為受到爭議的作品辯護,共同維護充滿活力的文學批評空間。魯迅扶掖新人的文學批評,將柔石、葉永蓁、葉紫、蕭軍、蕭紅、殷夫等一大批新人推上了文壇。

  京派批評在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影響甚大,其代表人物朱光潛、梁宗岱、李健吾、李長之、蕭乾、葉公超等在藝術趣味和價值觀念上不盡相同,但基本上都持古典主義的批評觀,主張創作主體的情緒要控制在適當的范圍之內,在與作家的對話和對作品的分析中,京派批評為現代文學批評開辟了新的類型??箲鸬谋l改變了現代文學的發展走向,也改變了文學批評的方向。在“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時代要求和文藝救國的形勢需求面前,文學以通俗化、大眾化的形式助力抗戰,鼓舞人心,產生了無法估量的積極意義。

  從現代文學批評的發展軌跡和存在空間來看,五四時期的文學批評盡管不無分歧,但整體崇尚理性,尊重“人”的價值,突出平等對話精神與交往功能;20世紀20年代后期,社會和民族問題成為時代關注的焦點,左翼革命文學批評從階級話語和集體話語出發,注重集體主義和群體精神,成為現代文學批評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具有顯著的對話精神和交往功能,這內在地決定了現代文學的批評和反批評現象尤為活躍。絕大多數批評與反批評,雙方能夠積極對話與良性互動——能在審美追求與價值趣味不盡一致的前提下,聯系多方面的社會、歷史、道德、倫理等領域內的觀念形態,對具體的、動態的、存在于作品中的普遍性審美進行分析,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當然,也有一些批評與反批評跨越了批評的界限,或自說自話,或進行道德評判和倫理批判,甚至進行人身攻擊,偏離了批評與反批評的正軌。

  真理越辯越明。在現代文學發展史上,一系列文學主張、文學觀念和文學思潮無不是在批評與反批評的話語交鋒中,顯露出自己的合理性和正當性,并得以存在發展的。五四時期文學革命派在與復古保守派的往復論戰與反批評中,使新的文學主張和文學觀念逐漸深入人心,新文學也因此逐漸在理論上站穩了腳跟。20世紀20年代中期以魯迅、周作人為代表的《語絲》與以胡適、陳源等為代表的《現代評論》發生的激烈論戰,表現出不同的個性精神和文化理念,“確保了五四新文學在發生之后,循著多種可能性發展,從而為風格迥異的各類文學樣式提供了無限廣闊的空間”。1230年代的左翼文學(馬克思主義文藝)與自由主義文學(“新月派”“論語派”“京派”),以及“京派”與“海派”之爭,無不是在不斷的論爭和反批評中,展示自己,發展自己,完善自己,既注重自己主張的合理部分,同時也對對方主張的偏頗起到一定的糾正和補充作用,共同確保了現代文學批評的話語生態與生存空間,促進了現代文學的發展。

  作家與批評家之間的批評與反批評,這一時期也有很多,且留下彌足珍貴的經驗和啟示。反批評不但有利于問題的澄清,同時也可能帶來雙方藝術觀念上的變化。如茅盾的《蝕》三部曲發表后,被錢杏邨等批評為“只有悲觀,只有幻滅,只有死亡而已”,只有病態的人物、病態的思想、病態的行動,其“所表現的傾向當然是消極的投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人物的傾向”。對于這種批評,茅盾以迂回的形式,系統研究了一大批作家,寫下了《魯迅論》(時間稍早)、《王魯彥論》《徐志摩論》《女作家丁玲》《冰心論》等,深刻地揭示革命文學與五四新文學的聯系,并使得“作家論”這一文學批評文體有了成熟的范例。20世紀30年代李健吾與巴金的批評與反批評,既維護了文學批評的獨立與尊嚴,同時彰顯出批評者及被批評者雍容大度、和而不同的個性與氣量,非常典型,并有啟示意義。

  整體來看,中國現代文學對話性批評精神的形成,實際上涉及文學批評兩個最基本的問題:批評的自主性和自律性問題。批評的自主性主要取決于制度層面的建構。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世界精神為養料,追求人的個性的全面發展與徹底解放,中國人的所謂現代人格得以出現”,文學批評也因制度層面的保證而建立起開放的對話場域。

  批評的自律性可能出現在一個自主的文學場,如朱光潛、李健吾、李長之、梁實秋等人的文學批評,基本上來自文學內部對批評之對話性、平等性的呼喚。20世紀80年代后,批評界追求批評本身的自律性,追求對話與碰撞,出現了短暫的“復興”,但很快又受到兩種他律性因素的干擾:一種是90年代興起的市場經濟以及形形色色的實利主義批評,一種是被“現代”和“后現代”等話語綁架的各種肢解式批評。這種風氣和影響延至今日,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當下中國的部分文學批評缺乏自律性,無法有效對抗外在的他律性因素的影響,缺乏對話和批評,更缺乏創造和建設。這種狀況恰如車爾尼雪夫斯基批評當時的俄羅斯文壇所說的那樣——“當代批評所以無力(順便說說)的原因,是在于這種批評變得過分退讓,含糊,要求低,滿足于那些十分渺小的作品,贊美那些勉強還算過得去的作品。它是跟它所贊美的作品站在同一個水平上的;你們怎么能要求這種批評對讀者有生動的意義呢?它比讀者還低;只有他們的拙劣之作得到這種批評所贊美的作家,才會對它感到滿意:讀者既滿意于這種批評,同樣也就滿意于在這種批評底溫和的評論中所要介紹給讀者注意的那些詩歌、戲劇和長篇小說了?!睂Υ?,車爾尼雪夫斯基說:“不,批評如果要名副其實成為批評,它就應該更嚴格些、更認真些?!?/p>

  我們的文學批評“如果要名副其實成為批評”,除了車爾尼雪夫斯基要求的“更嚴格些、更認真些”之外,追求批評的自律性——恪守批評的獨立精神,創設積極的平等的交流對話語境,構建理性健康的批評生態至為關鍵,同時,也不能忽視寬容開放的批評場域的建構。而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留存下來的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的優良傳統和豐富資源,也是不可或缺的寶貴經驗與重要支援。

 

 ?。ㄗ髡邌挝唬何鞅贝髮W文學院?!吨袊膶W批評》2021年第1期,中國社會科學網 韓卓吾/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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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鵬程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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