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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關于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智慧的認識與評析
2021年06月19日 11:57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2021年02期 作者:高曉林 黃冰瓊 字號
2021年06月19日 11:57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2021年02期 作者:高曉林 黃冰瓊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摘要: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討論。為了弄清楚"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的問題,近年來,海外學者從黨的領導、黨的建設、執政理念、執政策略、執政戰略等維度剖析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理論與實踐,總結了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智慧: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堅持人民至上的執政理念;堅持立足國情,選擇適合中國的執政策略;堅持繼承本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同時借鑒他國優秀文明成果;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堅持依法治國;等等。系統研究海外關于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智慧的認識,有助于我們把握國際社會對中國發展的關切點,對外講好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故事,讓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中國奇跡"的奧秘。

  關鍵詞海外;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中國智慧;

  作者簡介:高曉林,法學博士,教授,復旦大學海外中共學研究中心,200433;黃冰瓊,博士研究生,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0433;

  基金: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一般項目“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百年歷程與經驗研究”(2019BDS003)的階段性成果;

 

  新中國成立70余年來,“我們黨領導人民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1 面對中國所取得的偉大成就,海外學者越來越關注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思考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實現長期執政?為什么執政70多年依然能保持生機和活力?為什么能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中國奇跡”?他們開展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試圖發掘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秘訣。系統梳理和總結海外關于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智慧的認識,既有助于拓寬我們的學術視野、深化已有的研究,為國內學界開展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研究提供不同的思路和方法,又有助于我們深入了解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的看法,不斷推動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智慧和經驗走向世界。

  一、關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及其自身建設的認識

  為什么中國共產黨能實現長期執政?海外學者將視野聚焦于中國共產黨內部,從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兩方面入手,總結了中國共產黨保持恒久韌性、領導人民創造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成功之道。

  (一)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成就“中國奇跡”的根本保證

  海外學者深入解讀“中國奇跡”發生的關鍵密碼,認為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進程中,表現出了高超的政治領導力、強烈的責任擔當和頑強的生命力。

  2011年2月9日,西班牙皇家埃爾卡諾研究所網站刊登了西班牙駐華使館前商務參贊恩里克·凡胡爾的《關于中國共產黨的八個關鍵問題》一文,指出:“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國家統一,使中國擺脫了19世紀中葉以來的長期危機狀態,變成一個在國際社會不容忽視、備受尊重的大國”;“共產黨正在領導的巨大經濟變革進程使人民生活條件大大改善,擴大了個人自由,擺在公民面前的機遇也成倍增加”。2 2013年7月,比利時工人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彼得·弗蘭森在接受《中國社會科學報》專訪時指出:“‘中國奇跡’出現的唯一原因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沒有共產黨的領導,沒有黨的實踐和理論工作,就沒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就沒有今天的中國”。3 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教授布蘭特利·沃馬克也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從根本上致力于人民主權”,“與大多數自由主義國家的分權相比,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既包括政治領導和官方行政,又包括指導和引領非官方社會結構”。4 由此可見,大多數海外學者充分肯定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力、決策力、執行力和戰斗力,認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取得偉大成就的成功密碼。

  (二)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是提高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的重要保障

  2017年10月18日,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打鐵必須自身硬。黨要團結帶領人民進行偉大斗爭、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必須毫不動搖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毫不動搖把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5 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政黨,勇于自我革命、從嚴管黨治黨是熔鑄在共產黨人血脈里的政治基因。2012年7月,荷蘭萊頓大學中國研究中心教授彭軻發文指出,中國共產黨能取得如此輝煌的執政成就,關鍵是“在繼承列寧主義政黨核心原則的基礎之上,重視自我建設”。6 事實上,這也代表了大多數海外學者的觀點。概括起來,海外關于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的研究主要涉及黨的形象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反腐敗斗爭、外交政策等,其中,又集中體現在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三個方面。

  1.黨的思想建設

  堅持理論創新,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指導實踐是中國共產黨實現長期執政、領導中國人民取得巨大成就的關鍵一招。

  2011年6月,南非共產黨副總書記杰里米·克羅寧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說:“中國共產黨發展之路盡管存在曲折,但之所以能迅速發展,主要是因為中共從一開始就掌握了強大的思想武器”,并“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國情、全球共產主義運動實踐相結合,在實踐中發展馬克思主義”,實現了指導思想上的創新與演進。7 2017年10月,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首席研究員埃列奧諾拉·皮沃瓦羅娃在接受《參考消息》記者采訪時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實踐、理論、制度緊密結合的,既把成功的實踐上升為理論,又以正確的理論指導新的實踐,還把實踐中已見成效的方針政策及時上升為黨和國家的制度。這些理論創新恰恰說明了中國通過多年改革取得經濟社會發展巨大成就的‘秘訣’,而中共理論創新的最新成果早已作為指導思想貫徹到了中國政府的工作中”。8 該所政治研究和預測中心主任安德烈·維諾格拉多夫在接受《參考消息》記者專訪時也指出:“中國當今社會發展進入新時代,迫切需要新的行動指南,賦予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最高理論地位,將其確立為中國共產黨的思想理論指南,是中國共產黨為完成其歷史任務所制定的全黨動員方針的合乎規律的發展”。9

  這些表述充分顯示,海外學者不僅看到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的繼承性,認為中國共產黨仍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基礎和行動指南的執政黨,而且還注意到中國共產黨在思想理論領域的與時俱進。

  2.黨的組織建設

  作為全球范圍內規模最大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黨員隊伍結構、黨員群體特點、黨員隊伍建設等吸引了海外學者的廣泛興趣,并對此展開了深入探討。2012年6月,英國謝菲爾德大學東亞研究院院長臧小偉考察了中國共產黨黨員群體的民族構成問題,認為:中國共產黨注重發展少數民族黨員,在入黨政策上向少數民族群體傾斜。受地理位置、政治等因素影響,黨員發展工作在少數民族之間也有所不同,如維吾爾族入黨的比例高于回族。10 8月,英國倫敦國王學院兼澳大利亞悉尼大學教授克里·布朗在其發表的研究成果中討論了中國共產黨的黨員隊伍建設,指出:中國共產黨積極面對復雜且日益分層的社會,特別是為了團結新的社會階層,努力為該群體尋找發聲渠道、社會空間以及創建新的政治身份。該舉措使這個曾處于尷尬境地的新的社會階層成為中共堅實的執政基礎。11

  與此同時,也有一些海外學者深入中國本土進行調研,通過考察中國共產黨黨校系統和領導干部培養等問題,發現黨校在黨和政府的發展運作過程中特別是在培養領導干部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2001年9—12月,法國學者艾米莉·唐在中共上海市委黨校進行調研,她認為,黨校的主要功能是承擔干部的繼續教育,培養更加專業化的領導精英,因而黨校在一定意義上是維持中國政黨—國家體制長久穩定的重要機構。12 又如,2004—2007年,彭軻在中共云南省委黨校進行田野調查和干部訪談,他認為,黨校的干部培訓工作不僅能提高干部所必須具備的個人品質和專業素養,而且能使其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產生歸屬感。13

  此外,還有一些海外學者對中國共產黨領導集體的新老交替和政治權力交接給予了極大關注。例如,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中國問題研究專家鄭永年認為:中國共產黨成功建立了兩套相互聯系的體制,即“從社會各個階層吸收人才的招募體制”和“老干部的退出體制”。這一制度化的權力交接體系實現了從社會基層到最高領導的全覆蓋,產生了積極的政治效應,如促進“政治精英的快速更替”,保證“國家政策的變遷與延續”。14 又如,2012年8月,美國紐約大學教授兼法國科學院高等研究員帕斯夸里·帕斯奎諾在接受《光明日報》采訪時指出,中國共產黨內部的官員選擇機制和定期的政治權力交班機制“是非常有價值和非常重要的,這種機制與一種政治權力的隱含原則緊密關聯:如果民眾極度不滿意于領導者的施政行為,基于‘天命’的傳統政治文化,就要將權力交給更有利于維護公共利益的領導者”。這種機制“有利于避免整體性的政策短視”,“完全可以和西方的競爭式民主的作用相媲美”。15

  由此可見,海外關于中國共產黨組織建設的研究涉獵范圍十分廣泛,涉及黨員隊伍建設、領導干部培養、組織結構調整、組織制度建設等多個方面,體現了海外學者研究視角、研究主題的多樣性和差異性。

  3.黨的反腐敗斗爭

  反腐敗斗爭是中國共產黨始終高度重視的問題,也是長期以來海外學者關注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要點之一,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來,海外學者紛紛將目光投向了習近平的“反腐新政”。

  2016年1月,美國杜克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墨寧撰文指出,中共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敗工作不僅持續時間更長、影響范圍更廣,而且還改變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激勵機制的結構,減少了官員的腐敗機會和反腐敗執法中的結構性障礙。這意味著中國共產黨正不斷朝著制度化反腐和善治邁進。16 2017年,美國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政府系教授裴敏欣在《當代中國研究》雜志舉辦的圓桌討論中指出,2012年底開始的反腐運動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歷時最長、強度最高、手段最嚴、打擊面最廣的整治內部腐敗的行動,把欺壓人民、濫用特權、生活腐化的官員送進了監獄,得到了民眾的廣泛支持。17

  此外,也有一些海外學者以“紀委”的角色定位為切入點,剖析了中共十八大以來反腐敗工作取得顯著成效的原因。其中,2014年9月,美國吉爾福德學院教授郭學智在《中國季刊》上發文指出:中國共產黨調整、完善國家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機制,使地方“紀委”較之前更加獨立于地方黨委和政府的舉措,推動了中共十八大以來“打虎拍蠅”的反腐敗工作向前發展。18 鄭永年在《未來三十年:新時代的改革關鍵問題(修訂版)》一書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來反腐敗工作比之前更加有效、更加有力的原因在于“這次反腐敗主要是由中紀委來主導,中紀委成為唯一的反腐敗運動權力中心,改變了原來無人負責的情形”。19

  二、關于中國共產黨執政理念和執政策略的探討

  為什么中國共產黨執政70多年依然能保持生機和活力?海外學者進行了相關解讀,認為這與中國共產黨特有的執政理念和執政策略密切相關。

  (一)在治國理政中貫徹群眾路線,堅持人民至上的執政理念

  先進的執政理念是執政的理論基礎。海外學者對中國共產黨人民至上的執政理念給予了充分肯定,認為中國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同中國共產黨在治國理政的實踐中貫徹群眾路線,始終把人民群眾利益擺在首位密不可分。2008年3月,日本中國問題研究專家藤野彰撰文指出:“21世紀的中國共產黨不是依靠特定階級的政黨,而是以廣大人民的利益作為第一要務”。20 201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之際,德國聯邦議院聯盟黨議會黨團干事長曼弗雷德·格倫德對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成就給予了高度贊揚,肯定了中國共產黨為人民謀幸福的執政理念,他說:“中共是一個務實的執政黨,為所有13億人民謀福利。過去30多年,中國在經濟、社會和國際舞臺上取得的成就是中共執政能力的最好證明”。21 中國共產黨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注意傾聽人民的心聲,海外學者對此也有深刻認識。2011年1月18日,美國斯坦福大學國際問題研究專家弗朗西斯·福山撰文指出,中國政府努力了解民眾的意見,并就此做出反應,改變自己的政策。22 2017年12月,法國亞洲研究中心主任讓-弗朗索瓦·迪·梅利奧在接受《參考消息》記者專訪時也說:“廣開言路和傾聽基層是中國共產黨執政成功的關鍵”。23

  2013年6月18日,習近平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伴_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是實現黨的十八大確定的奮斗目標的必然要求”,“是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是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的必然要求”。24 海外學者對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給予了高度關注。2014年春,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裴宜理撰文指出,中國共產黨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意在使各級黨員干部改掉鋪張浪費、揮霍無度的作風和習慣,從而避免脫離群眾”。25 2017年5月,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角崎信也撰文指出,習近平高度重視“群眾路線”是為了“進一步凝聚民心,密切黨與群眾的關系,強化民眾對黨中央各項決策部署的支持”;促使地方黨員干部在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過程中“更加注重改善民生,不斷擴大內需”,推動經濟可持續增長;警惕國外敵對勢力“西化”“分化”中國,夯實群眾基礎。26

  (二)立足中國歷史、國情和現實需要,選擇適合中國的執政策略

  一些海外學者認為,從體制的角度無法解釋中國所展現出來的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截然不同的政治活力、國家行動力和執政成就。為避免宏觀體制研究的局限性,他們將目光轉向決策方式、政策風格等中觀層面,發現中國共產黨立足歷史、國情和現實需要,選擇了適合中國的獨特的執政策略。

  1.制定中長期發展規劃,保證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

  一些海外學者充分肯定中國共產黨高瞻遠矚、頂層設計的戰略思維能力,認為中國共產黨制定的極具前瞻性的發展規劃是中國維持穩健發展態勢的重要因素。2013年11月,德國特里爾大學教授韓博天等撰文指出,規劃在中國是“制定各種公共政策的主要手段”,其特點是“在松散的制度化基礎上,在不斷協商、起草、試驗、評估和調整政策的過程中,重新組合各種治理方式”。中國的“三級三類規劃”(國家—省—市縣以及與此對應的總體規劃—專項規劃—區域規劃)把各個層級、不同部門的政策主體相互連接成為一個龐大的規劃網絡,輸出關乎國計民生的政策文本,引導和協調經濟主體的活動,塑造或約束各級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土地使用、環境保護等方面的行為。27 2017年10月,法國前總理讓-皮埃爾·拉法蘭在接受《參考消息》專訪時表示:“中國是當今世界上不多見的對未來制定長期規劃的國家”,尤其是“十二五”規劃、“十三五”規劃的成效不僅證實了長遠戰略規劃的效果,還向世界傳遞了一個重要信息,即執政黨及其政府不能僅僅制定短期規劃,還要設定長遠目標和制定長期規劃。28 2018年3月,韓博天著書指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在“五年規劃”中期完成換屆,有效保證了政策的穩定和連續。29

  2.開展廣泛的政策試驗與創新

  以韓博天為典型代表的海外學者希望通過研究中國獨特的政策試驗機制來概括中國發展經驗并解釋其中奧秘。2009年7月,韓博天撰文指出:“過去幾十年里,中國在制定經濟政策方面表現出了強大的適應力,原因在于它把設定長期政策目標和廣泛的政策試驗結合起來,形成了異乎常規的政策制定過程”。30 他將這種通過試驗制定政策的方式概括為三個步驟:首先,中央設定大的政策目標;其次,在地方設立試點或試驗區,由地方摸索具體的實施方法;最后,從地方試點項目中挑選出成功的試驗,以點帶面、以點串線地復制推廣到全國其他地方。31 他認為,這種“試點”和“由點到面”的工作方法是中國政策試驗治理機制的核心部分,“能夠促進中央和地方的互動,將地方的創新精神有機融合到中央主導的政策制定過程中,提高國家政策的創新力和適應力”。32

  加拿大知名學者貝淡寧持類似觀點,他認為把地方改革創新的“試點模式”取得的經驗,如推動經濟發展的深圳模式、推動金融改革的溫州模式等推廣到全國,既是中國模式的一大優勢,也是中國國家政策活力的主要源頭。33 這些論述充分顯示,海外學者積極評價中國的政策試驗治理機制,認為這種機制是中國共產黨在面對紛繁復雜的國情時所采取的一種極具中國特色的執政策略,體現了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獨特智慧。

  (三)繼承和發揚本國優秀傳統文化,吸收和借鑒他國優秀文明成果

  海外學者還關注到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文化策略,認為中國能有底氣在世界上占據重要位置,關鍵在于中國共產黨不僅做到了跨越時空、繼承和發揚了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還做到了超越國度、大膽吸收和借鑒世界其他國家的先進文明成果。

  1.堅持繼承和發揚本國優秀傳統文化,從中汲取治國理政的智慧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所蘊藏的哲學思想、人文精神、道德規范、價值觀念等民族文化基因,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智慧得以生成的思想文化基礎。對此,一些海外學者也有著深刻的認識,他們研究中國傳統文化資源與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之間的關系,認為中國共產黨對本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創新提高了其治國理政思想的適應性、包容性。

  早在2004年,美國普渡大學教授洪朝輝在其著作中便指出:“中國現行的經濟制度,既不是西方教科書上所講的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也不是西方典型的市場經濟,它是建立在中國特殊的政治制度、文化傳統和社會結構之上的政治權力與經濟資本雜交的混合經濟。它是權力和市場互相雜交之后所產生的一種新的獨立經濟形態,并受到中國的孔孟文化、政黨文化和商品文化的三重影響?!?4 2012年,俄羅斯著名漢學家季塔連科在與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討論中國道路時特別強調,西方的“普世價值”及思潮不會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因為中國有自己的價值觀,比如自強不息從來就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和諧哲學,已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哲學;和合思想,已成為中國的天下觀、世界觀”。35

  2.注重借鑒和學習他國優秀文明成果,從中吸收有關國家治理的積極養分

  2019年10月31日,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從來不排斥任何有利于中國發展進步的他國國家治理經驗,而是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去其糟粕、取其精華”。36 一些海外學者對此也有深刻的認識,他們發現,中國共產黨會放眼世界,有選擇地借鑒國外文明成果,將他國有用的經驗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2009年9月,俄羅斯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研究所主任亞歷山大·薩利茨基在接受新華網記者專訪時便指出,中國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國提出并實施了綜合性發展方案。方案中囊括了一切:日本的經驗,新興工業國家、蘇聯和其他國家的經驗”。37 韓博天在研究中國的規劃體系時也指出,中國充分學習和借鑒了其他國家的規劃經驗,如日本的大都市發展規劃和模式、新加坡和韓國的人力資源管理和科技規劃、德國的空間和環境規劃以及北歐一些小國的社會福利規劃。38

  此外,還有一些海外學者注意到,中國共產黨不僅注重學習借鑒他國政治文明的成功經驗,還注重吸取他國的失敗教訓,尤其是蘇聯解體、蘇共喪失執政地位的歷史教訓。例如,2018年9月,克里·布朗指出:“中國共產黨把蘇聯解體和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所發生的事情看作是應當堅決避免重蹈覆轍的教科書”。39

  三、關于中國共產黨執政戰略的研判

  為什么中國共產黨能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中國奇跡”?海外學者從宏觀層面進行相關解讀,指出中國共產黨為落實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執政理念,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大政方針。

  (一)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海外學者充分肯定了中國所取得的巨大經濟成就,認為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已經發展成為全球舉足輕重的經濟力量。

  早在2008年,加拿大經濟學家迪利普·K.達斯便指出:“中國強勁的增長勢頭創造了經濟發展史上的新標準。經濟史上幾乎不存在與中國目前的增長表現相媲美的例子”。40 2018年7月,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經濟系教授郜若素撰文指出:“經過40年的發展,中國已經成長為一個龐大的經濟體,其經濟增長的速度和經濟性質的變化會對世界各國人民產生影響,其龐大的經濟體量會對發達國家與發達國家、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交往方式產生影響”。41

  海外學者對中國經濟的認識和肯定沒有停留于表面,他們從不同視角出發深入發掘中國經濟取得偉大成就背后的原因。2013年3月22日,法國學者馬西莫·普蘭迪在法國《回聲報》發文指出:“在自由經濟和統制經濟之間,中國揭開了第三條道路:一黨領導下的市場經濟。這是一個成功”。42 2015年5月,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教授黃宗智撰文指出:“土地、資本、勞動力、創業人才和技術這五大偶然共存和交匯的因素可以較充分地解釋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爸袊伯a黨及政府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憑借廉價土地、廉價勞動力、稅收政策以及相對寬松的環境法則等優惠來招商引資,充分調動民間和黨員干部中的創業型人才,大力引進國外先進技術以及發揮中國人自身的實用創新精神”,“這些共存和交匯的條件共同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造就了中國經濟的獨特歷史”。43 同年9月,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斯科特·羅斯高在批駁西方學界和媒體提出的“中國崩潰論”時指出,相較于西方經濟而言,中國經濟更為強韌的原因在于“中國經濟與生產掛鉤,而西方經濟與金融密不可分”。44

  (二)堅持改革開放,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

  大多數海外學者對改革開放政策表示贊賞,認為中國與那些為在全球范圍內同西方國家開展合作而被動接受西方發展模式的發展中國家不同。中國在對外開放、積極融入全球經濟的同時,對內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

  1.堅持對內改革,探索符合本國實際的發展道路

  改革是中國順應時代發展潮流的關鍵抉擇,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2008年12月,日本東洋學園大學教授朱建榮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指出:“中國逐步形成了立足國情、全面開放的發展模式,避免了全盤照搬西方模式和過分強調國情兩種錯誤傾向。中國的發展模式是以改革先行,以改革促發展,以發展促穩定,民眾在享受發展和穩定后,支持進一步改革,從而形成了一種良性循環”。45 2009年,季塔連科評價中國的改革政策是“內部社會與生產組織模式的一種范例”,“能夠在第一時間抓住國民經濟的最薄弱環節,在短時間內達到改革的效果”,“是除西方自由發展模式之外的另一種選擇”。46 2018年9月,美國斯坦福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魏昂德在分析中國改革道路的歷史意義時指出,中國的改革開放“大膽地實踐了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流傳已久的觀點,即官僚社會主義存在缺陷,而使市場調控與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指導互相配合將帶來各種好處”。這是“蘇聯以及1950年代的中國所‘沒有采取的’一條道路”,“為組織社會主義經濟提供了一條大膽的新途徑”。47 由此可見,海外學者認為中國共產黨從國情出發,科學謀劃、穩步推進改革,實際上是在探索符合本國實際的發展道路。

  2.堅持對外開放,深度融入世界

  對外開放是中國經濟騰飛的重要秘訣,也是中國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對此,海外學者有著高度一致的認識,他們認為,為了深度融入世界經濟,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政府在不斷調整和完善對外開放的戰略布局。早在2007年2月,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喬舒亞·庫珀·雷默便指出,對外開放是實現中國經濟復興之夢的捷徑。因為它不僅有助于中國國內改革的推行,還有助于加快中國經濟融入全球化的歷史進程。48 2015年春,巴基斯坦伊斯蘭堡外交部主任塔希爾·侯賽因·安德拉尼克撰文指出,鄧小平指導的改革開放實踐不僅擴大了中國的對外經貿合作,而且還為中國引進了國外先進技術、現代管理知識和外國資本,大大加快了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49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的對外開放無論是在理念上還是在實踐上都邁上了一個新臺階,尤其是“一帶一路”倡議、國際進口博覽會等一系列促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措施吸引了海外學者的廣泛關注。2017年5月,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余虹指出:“一帶一路”倡議展示了中國對外開放政策的新方向,“在此倡議下,中國企業有著強烈動機投資沿線國家、拓展全球業務,落實‘走出去’戰略”。50 2018年11月,韓國慶南大學遠東問題研究所教授李相萬告訴《人民日報》記者,國家間的開放合作可以增強地區經濟活力,“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展現出中國開放市場、擴大自由貿易的努力和決心,也成為中國開辟自由貿易發展新空間的重要契機”。51

  (三)堅持依法治國,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國家法治體系

  依法治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一些海外學者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法治建設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中國的法治建設是在走自己的路,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法治體系。

  2014年6月,韓國首爾大學國際關系研究生院教授趙英男從政治改革的角度分析了中國的法治政策,指出:“依法治國”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政治改革的重要方向,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化戰略。52 2015年7月,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戴杰指出,習近平將“全面依法治國”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中國進一步加強法治建設的起點。53 2017年2月,澳大利亞格里菲斯大學教授蘇珊·特雷克斯指出:“‘依法治國’這一理念是在20世紀80年代社會主義法治思想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在國家行政管理中更加重視法律法規的運用”;“‘依法治國’是一個關于如何實現善治的口號,旨在通過法律法規更好地監督和限制行政權力”。54 2018年7月,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德懷特·帕金斯探討了中國經濟領域的法律法規,認為與1978年改革初期的法律體系相比,當前中國在經濟領域的法律制度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尤其是中共十九大以來,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政府通過提高司法和法律領域的專業化程度,穩步推進法制建設。55

  四、對海外關于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智慧認識的評析

  綜觀海外關于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智慧的研究,我們可以發現,海外學者研究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視角豐富多元,反映了海外學者的學術志趣、思維特色和關注熱點,這為我們開展相關研究提供了新的思維方式和參考。但海外學者在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主觀臆斷、以偏概全的錯誤認識,需要我們加以辨析和回應。

  (一)海外關于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智慧認識的主要特點

  海外學者從黨的領導、黨的建設、執政理念、執政策略和執政戰略等角度出發,對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智慧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觀察研究??偟膩砜?,他們的研究呈現出以下特點:

  1.研究主體豐富多元

  在職業分布上,主要以政治學、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等領域的專家學者為主,還包括與中國交往較為密切的政商界、國際媒體以及國際智庫等方面的人員。在年齡分布上,既有從事中國問題研究的資深專家學者,也有關注當代中國改革與發展的青年才俊。在國家分布上,主要以美、英、俄、日、澳等海外中國研究重鎮的學者為主。

  2.研究范圍廣泛

  近年來,海外對當代中國的研究在內容上主要以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經濟社會發展為研究主線,這是隨著中國自身的顯著發展而逐漸形成的。但受政治立場、學術背景、研究視角和研究經驗等因素的影響,有的海外學者側重于政治體制、經濟制度等宏觀層面,有的則側重于反腐措施、黨校系統、政策制定方式等中微觀層面??傮w來看,海外對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智慧的研究覆蓋范圍廣泛,涉及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多個領域。

  3.研究方法多樣

  大多數海外學者在分析中國共產黨取得的執政成就及原因時采用了比較研究法,有的選擇將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舉措置于世界政治的范疇中進行橫向對比,充分挖掘中國共產黨較之于他國執政黨所表現出的獨特智慧;有的則選擇將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舉措置于中國歷史長河中進行縱向考察,從歷史與現實之中分析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帶領中國人民實現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強起來的偉大飛躍。還有一些海外學者或著重分析中國政府的文件、刊物等資料,或采用以訪談和調查為主的實證研究法,著重分析在中國實地調研和訪談搜集的資料。

  4.較為強烈的務實主義研究動機

  海外學者對中國共產黨及中國政治的研究大多都以其現實的戰略需求為出發點,具有較強的政治導向性。近年來,面對“中國之治”和“西方之亂”,越來越多的海外學者能夠較為客觀地分析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理論和實踐。他們試圖通過分析和總結中國共產黨在政黨建設和國家治理方面的經驗來為各自國家或地區提供某種借鑒,或制定相應的對華政策。

  (二)海外關于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智慧研究的貢獻與不足

  長期以來,海外學者深受西方意識形態的影響,對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理論和實踐的研究存在較多偏頗。但隨著中國經濟占世界經濟比重的增大和國際地位的顯著提升,許多海外學者在研究中國問題時逐漸趨于理性和客觀,形成了一系列較為科學的認識和判斷。

  一方面,海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國內學界的不足,有助于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智慧,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應注意海外研究存在的不足:一是現有研究或多或少仍帶有“西方中心主義”的價值觀念。由于長期受西方社會輿論、意識形態,尤其是各國政治經濟利益的影響,一些海外學者在研究中國問題時難以徹底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立場,其研究結果難免存在某種偏見。二是缺少鮮活的一手資料。隨著國際交通和通信的發展、國際貿易和學術交流的增多,一些海外學者有機會來中國實地調研,收集鮮活的一手研究資料,但仍然有很多海外學者受語言文化等因素的制約,無法親自到中國進行實地考察和跟蹤研究。他們僅憑對相關的二手或三手文獻資料進行理論分析,是無法深入了解中國現實國情的,也難以全面掌握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實際效果,更遑論準確把握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智慧的精髓。因此,我們要對海外學者的研究保持應有的警惕和鑒別力。

  (三)幾點啟示

  通過對海外關于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智慧研究狀況的梳理和分析,可以給我們以下幾點啟發:

  第一,應高度重視海外關于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相關研究。密切跟蹤海外的研究動向和最新成果,有助于我們及時了解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及中國政治的關切點,準確把握國際社會關注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動機和目的。我們應以理性的、辯證的態度對待海外關于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思想的分析和評判,既要從中發掘可供國內學界參考和借鑒的意見,又要保持高度的鑒別能力,警惕其中或明顯或隱晦的錯誤言論。

  第二,應努力構建一套既符合中國實際又融通中外的當代中國學術話語體系。自近代以來,西方大國憑借其強大的綜合國力和成熟的理論研究范式掌握著人文社科領域的話語權,使得國際學術話語格局呈現出“西強中弱”的特點。受此影響,不僅海外學者習慣用西方的理論范式來生搬硬套地解答中國問題,而且還有一些中國學者也習慣套用西方的學術話語和理論框架來裁剪中國的現實問題。但實際上,西方既有的政治學和經濟學理論難以解釋中國過去幾十年的持續發展。這就需要中國學者立足于現實,盡快構建一套既體現中國文化、具有中國特色,又易于被國際社會理解和接受的學術話語體系,以扭轉中國學術話語體系的弱勢,向世界闡述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獨特智慧,闡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

  第三,應加強對外傳播工作,主動向世界講好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故事,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和中國共產黨。近年來,隨著綜合國力的不斷攀升,中國的國際話語權有了較大程度的增加,但依然與當前國家地位不匹配,“時常處于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正面說得少、負面被夸大的境地” 56。傳播力決定影響力。為此,我們要多管齊下,加強對外傳播工作,壯大對外傳播隊伍,創新對外傳播方式,拓寬對外傳播渠道,主動向世界傳播中國聲音,及時回應和澄清海外關于中國的錯誤觀點,消除海外對中國共產黨及中國政治的曲解和誤解。我們應主動增加信息供給,向海外民眾詳細闡述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理念、內涵、策略和戰略等,讓他們有機會真正了解“中國共產黨是什么”“中國共產黨做了什么”“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等問題,進一步提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國際影響力。

  注釋

  1《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19年11月6日。

  2〔西班牙〕恩里克·凡胡爾:《關于中國共產黨的八個關鍵問題》,《參考消息》2011年2月14日。

  3〔比利時〕彼得·弗蘭森:《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奇跡”》,《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7月1日。

  4Brantly Womack, “The Zone of Respect in the Chinese Party-State: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14, No.2 (May, 2016), pp.151-152.

  5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人民日報》2017年10月28日。

  6Frank N. Pieke,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Social Management in China”, China Information, Vol.26, No.2 (Jul., 2012), pp.149-150.

  7《南非共產黨副總書記杰里米·克羅寧:中國選擇的發展道路適合中國實際》,鳳凰網,http: //news.ifeng.com/c/7fZvJblR7ag,2020年11月21日。

  8《理論創新是中共成功“秘訣”》,《參考消息》2017年10月19日。

  9《中國新時代需要新行動指南》,《參考消息》2017年10月26日。

  10Xiaowei Zang, “Group Threat and Ethnic Variation in Party Membership Attainment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1, No.75 (May, 2012), pp.519-530.

  11Kerry Brow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Ideology”,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10, No.2 (Aug., 2012), pp.52-68.

  12呂增奎:《執政的轉型:海外學者論中國共產黨的建設》,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第169—183頁。

  13Frank N. Pieke, “The Production of Rulers: Communist Party Schools and the Transition to Neo‐soci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Social Anthropology, Vol.17, No.1 (Feb., 2009), pp.25-39.

  14Yongnian Zheng, “Where Do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Go From Her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10, No.2 (Aug., 2012), pp.84-101.

  15《突破西方政體類型學的當今中國政治制度》,《光明日報》2013年8月20日。

  16Melanie Manion, “Taking China’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Seriousl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 Vol.4, No.1 (Jan., 2016), pp.3-18.

  17Minxin Pei, “Assessing Xi Jinping’s Anti-corruption Fight: Views From Five Scholars”, Modern China Studies, Vol.24, No.2, 2017, p.6.

  18Guo Xuezhi, “Controlling Corruption in the Party: China’s Central Discipline Inspection Commission”, The China Quarterly, Vol.219, No.3 (Sep., 2014), pp.597-622.

  19〔新加坡〕鄭永年:《未來三十年:新時代的改革關鍵問題(修訂版)》,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100頁。

  20呂增奎:《執政的轉型:海外學者論中國共產黨的建設》,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頁。

  21《國際社會盛贊中國共產黨成立90年取得巨大成就》,中國新聞網,https: //www.chinanews.com/gn/2011/06-02/3086912.shtml,2021年1月26日。

  22Francis Fukuyama, “Democracy in America Has Less Than Ever to Teach China”, Financial Times, (Jan.18, 2011), p.9.

  23《中共注重廣開言路傾聽基層》,《參考消息》2017年12月4日。

  24《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307—310頁。

  25Elizabeth J. Perry, “Growing Pains: Challenges for a Rising China”, Daedalus, Vol.143, No.2 (Spring, 2014), pp.5-13.

  26〔日〕角崎信也:《習近平的執政特點:“頂層設計”、“群眾路線”與“反腐敗”》,《國外社會科

  27(26)學》2017年第4期。

  28(27)Sebastian Heilmann and Oliver Melton, “The Reinvention of Development Planning in China, 1993-2012”, Modern China, Vol.39, No.6 (Nov., 2013), pp.581-618.

  29(28)《中國把握時代需求令世界受益》,《參考消息》2017年10月10日。

  30(29)Sebastian Heilmann, Red Swan: How Unorthodox Policy Making Facilitated China’s Ris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182.

  31(30)Sebastian Heilmann, “Maximum Tinkering Under Uncertainty: Unorthodox Lessons From China”, Modern China, Vol.35, No.4 (Jul., 2009), p.451.

  32(31)Sebastian Heilmann, Red Swan: How Unorthodox Policy Making Facilitated China’s Ris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5-7.

  33(32)Sebastian Heilmann, “From Local Experiments to National Policy: The Origins of China’s Distinctive Policy Process”, The China Journal, Vol. 59, No.1 (Jan., 2008), pp.1-30.

  34(33)〔加〕貝淡寧:《當代賢能政治是中國的大進步》,《環球時報》2013年1月29日。

  35(34)徐覺哉整理:《國外學術界熱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科學報》2008年4月24日。

  36(35)胡鞍鋼:《社會主義:中國成功的制度優勢》,《經濟導刊》2014年第4期。

  37(36)習近平:《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求是》2020年第1期。

  38(37)《俄專家:中國讓“現代化”的概念在世界得以普及》,搜狐網,http: //news.sohu.com/ 20090907/n266520730.shtml, 2021年2月24日。

  39(38)Sebastian Heilmann, Red Swan: How Unorthodox Policy Making Facilitated China’s Ris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138.

  40(39)Kerry Brown, “The Belt and Road: Security Dimensions”, Asia Europe Journal, Vol.16, No.3 (Sep., 2018), p.219.

  41(40)Dilip K. Das, The Chinese Economic Renaissance: Apocalypse or Cornucopi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20.

  42(41)Ross Garnaut, “40 Years of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Challenge of 50”, Ross Garnaut, Ligang Song and Cai Fang eds., China’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1978-2018, Australia: ANU Press, 2018, p.30.

  43(42)《中國成功走出“第三條道路”》,《參考消息》2013年3月28日。

  44(43)Philip C. C. Huang, “How Has the Chinese Economy Developed So Rapidly? The Concurrence of Five Paradoxical Coincidences”, Modern China, Vol.41, No.3 (May, 2015), pp.239-259.

  45(44)〔美〕斯科特·羅斯高:《我眼中的中國經濟不會崩潰》,《環球時報》2015年9月15日。

  46(45)《專訪:中國走出了一條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中國政府網,http: //www.gov.cn/jrzg/2008-12/11/content_1174924.htm,2021年2月23日。

  47(46)〔俄〕季塔連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國際意義和中國改革的經驗》,《當代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6期。

  48(47)〔美〕魏昂德:《中國改革道路的歷史意義》,《國外理論動態》2018年第9期。

  49(48)Joshua Cooper Ramo, Brand China, London: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7, pp.27-28.

  50(49)Tahir Hussain Andrabi, “Understanding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Reasons and Lessons”, Strategic Studies, Vol. 34/35, No. 4/1 (Winter 2014 and Spring 2015), p.92.

  51(50)Hong Yu, “Motivation Behind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s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6, No.105 (May, 2017), pp.355-358.

  52(51)《擴大開放合作 共享發展成果》,《人民日報》2018年11月9日。

  53(52)Young Nam Cho, “‘Gover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the Law’: China’s Rule of Law Policy as Political Refor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Vol.21, No.1 (Jun., 2014), pp.21-36.

  54(53)Jacques DeLisle, “The Rule of Law with Xi-Era Characteristics: Law for Economic Reform, Anticorruption, and Illiberal Politics”, Asia Policy, No.20 (Jul., 2015), pp. 23-25.

  55(54)“FORUM: Interpreting the Rule of Law in Xi Jinping’s China”, Ivan Franceschini, Kevin Lin, et al. eds., Made in China Yearbook 2016: Disturbances in Heaven, Australia: ANU Press, 2017, pp.100-102.

  56(55)Dwight H. Perkins, “The Complex Task of Evaluating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Ross Garnaut, Ligang Song and Cai Fang eds., China’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1978-2018, Australia: ANU Press, 2018, pp.141-144.

  57(56)何建華:《“西強我弱”國際話語格局怎樣改變》,《解放日報》2017年2月14日。

作者簡介

姓名:高曉林 黃冰瓊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韓卓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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