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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
2021年06月20日 12:04 來源:《經濟研究》2021年第4期 作者:裴長洪 彭磊 字號
2021年06月20日 12:04
來源:《經濟研究》2021年第4期 作者:裴長洪 彭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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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創造了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當代國際政治經濟學。本文簡要敘述了這些理論創新的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分析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四個基本特征,即人民性、實踐性、民族性和時代性,回答了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夠不斷理論創新。結論是: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是理論創新的政治基礎和前提;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是理論創新的思想指引;勤于學習和善于學習是理論創新的思想營養;三大優良作風是理論創新的智慧來源和動力機制。中國共產黨風云激蕩的百年史,既是新民主主義實踐和社會主義實踐的偉大斗爭史,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偉大工程的建設史。展望未來15年,當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遠景目標的時候,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必將出現更加光輝燦然的前景。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一百年;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理論創新

  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來,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自己的思想武裝,緊密地與中國社會、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實踐相結合,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提出了黨的任務和目標,制定了科學的路線、方針、政策,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偉大勝利。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創造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使之成為中國共產黨全部理論的基礎。正如恩格斯所說,無產階級政黨的“全部理論來自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1列寧把政治經濟學視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最深刻、最全面、最詳盡的證明和運用”。2如何認識和總結我黨百年來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造性發展,不僅是我國思想理論戰線的重要任務,更是我國經濟學界最基礎的理論建設任務。

  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造性發展的三個組成部分

  以馬克思《資本論》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產生于19世紀資本主義經濟成熟的英國和歐洲國家,它的研究對象是典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國家經濟體。它以資本主義經濟的細胞——商品為分析的起點,論證了資本主義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整個社會化再生產過程,建立了完整的科學理論體系,揭露了資本原始積累的罪惡和資本剝削的秘密,揭示了資本主義私人占有與社會化大生產的內在矛盾,指出了資本主義社會必然滅亡的歷史趨勢,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認識真理、爭取自身解放開辟了前進的道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開始在中國傳播,一些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翻譯和宣傳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怎樣在中國運用呢?這成為1921年剛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最緊迫的理論問題。

 ?。ㄒ唬┲袊伯a黨的第一個理論創造: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學

  進入20世紀,中國已經完全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政治上,中國不再是一個完全獨立的主權國家,不僅領土與主權遭到嚴重侵犯,而且司法和行政也被分裂。經濟上,雖然有了資本主義工商業,但傳統的農業經濟仍然是中國經濟的主要形式。農村中地主階級占有大量土地,在土地租佃制下形成汪洋大海一樣的小農經濟,依靠手工勞動從事農業生產和手工業。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雖然逐漸被瓦解,但封建的土地關系,不僅依舊保持,而且與官僚買辦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相勾結,在中國社會經濟中占有絕對優勢。外國在華資本和依附于它的官僚買辦資本壟斷了中國現代產業和經濟,掌握了國民經濟的命脈,使中國經濟日益成為外國資本主義的附庸。民族資本雖然有某些發展,但在整個社會經濟中比重很小,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買辦資本主義的多重壓迫下,它沒有也不可能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的主要形式(汪敬虞,2000)。中國的現實圖景與馬克思《資本論》的研究對象存在很大的差距。中國共產黨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面臨十分艱難的理論探索。

  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就像剛出生的嬰兒,還缺乏準確的自我表達意識,她的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章明顯帶有共產國際“輔導”的痕跡。它規定黨的綱領是,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黨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實行社會革命。黨的奮斗目標是集中力量領導工人運動。3顯然,當時的中國共產黨還不能深刻認識中國國情和中國革命的性質,以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可以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對于中國這種特殊國情的國家能否立即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要經過哪些步驟才能進入社會主義革命等重大問題,都還缺乏理論思考和準備。換言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社會的運用,需要中國共產黨自己根據國情進行創造性發展。

  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完成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第一次創造性發展,形成了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學。1925年毛澤東撰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這是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開山之作。他把當時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分為: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中產階級即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分析了各個階級的經濟地位以及他們不同的政治意識和政治傾向?;卮鹆嗽诘谝淮螄鴥雀锩?,誰是我們,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1933年毛澤東撰寫了《怎樣分析農村階級》,分析了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工人的階級性質和特征,為正確解決中國農村的土地問題和土地改革工作提供了綱領性指導??谷諔馉幤陂g,毛澤東在延安從事了大量理論研究,集中全黨集體智慧,對中國革命經驗進行了系統總結,于1939年底至1940年初先后發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論》等重要著作,成為中國共產黨自成立18年來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實踐與理論總結,形成了完整系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它回答了中國社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性質;中國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地主階級;中國革命的兩大任務是對外推翻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革命和對內推翻封建地主壓迫的民主革命;中國革命的動力是工人階級領導的最廣泛的同盟軍,它包括農民階級這個堅固的同盟軍,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可靠同盟軍,民族資產階級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的同盟軍。由此得出結論,當時的中國革命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式的民主主義革命,這種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這種革命的前途是社會主義。他指出:“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政治,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标P于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這個共和國的國家所有”,但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不禁止“不能操縱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把土地變為農民的私產,實現耕者有其田。1947年12月毛澤東把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概括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4這標志著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實踐基礎上的創立。正如習近平所說,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創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這些都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造性發展。5

  雖然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處于戰爭狀態,但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十分重視革命根據地的經濟工作,對于實行土地改革和動員蘇區人民支持革命戰爭做過深入的調查研究和指導性論述;對于抗日根據地的經濟和財政問題也有許多論述。1942年12月毛澤東的著作《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是一篇戰爭經濟學的經典論著。他指出,只有使根據地的人民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長期的革命戰爭。在公私關系上,就是“公私兼顧”,或叫“軍民兼顧”。我們認為只有這樣的口號,才是正確的口號。只有實事求是地發展公營和民營的經濟,才能保障財政的供給。根據這個理論,1943年抗日根據地實行了“精兵簡政”,毛澤東由此還提出了人民政府行政工作的五個原則:精簡、統一、效能、節約和反對官僚主義。1946年他把解放區的經濟工作方針概括為:發展生產,保障供給,集中領導,分散經營,軍民兼顧,公私兼顧,生產與節約并重。在解放戰爭期間,他提出了“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要求軍事斗爭和經濟工作兩不誤。1947年9月中國共產黨制定和頒布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在所有解放區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不僅激發了億萬農民參軍、參戰和支援前線的熱情,而且也成功瓦解了國民黨軍,大量貧苦出身的國民黨軍士兵起義、投誠,投降后即俘即補,成為我軍人員的重要補充。毛澤東說:“全黨必須明白,土地制度的徹底改革,是現階段中國革命的一項基本任務。如果我們能夠普遍地徹底地解決土地問題,我們就獲得了足以戰勝一切敵人的最基本的條件?!?因此,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不僅是武裝斗爭的勝利,也是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勝利。

  毛澤東不僅創造性總結了新民主主義理論,形成了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學,而且在1941年初至1942年初大量闡述了中國理論的研究方法。這個期間他發表了《〈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等著作。他強調進行社會調查和了解情況的重要性,這樣才能使我們具有對中國社會問題的最基礎的知識;他主張研究理論必須以中國問題為對象,哲學問題要研究中國革命的邏輯,經濟學問題要研究中國經濟的特點,政治學要研究中國革命的策略,軍事學要研究中國特點的戰略戰術。他主張理論研究的基本方法論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要深刻認識中國許多問題的兩重性特征,例如保持共產主義的純潔性與保護社會經濟中有益的資本主義成分的對立統一和矛盾統一;區分反對黨內資本主義思想的斗爭與反對社會經濟中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界限。他還主張理論研究的具體方法是科學的分析和綜合的研究。毛澤東闡述的理論研究的方法論不僅是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而且是整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應當遵循的方法論。

 ?。ǘ┲袊伯a黨的第二個理論創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習近平指出:“世界上偉大的哲學社會科學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決人與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中創造出來的?!薄皥猿謫栴}導向是馬克思主義的鮮明特點。問題是創新的起點,也是創新的動力源?!?這表明問題導向對于理論研究是多么重要。新中國建立以后,中國怎樣從落后的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怎樣走上社會主義道路1949年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設想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農業國要變成工業國,二是新民主主義要轉向社會主義。這是一個目標很明確,但路徑又不清晰的問題。1950年5月召開了七屆三中全會,全會原來設想是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因為新中國建立以后三年是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實行的是新民主主義三大經濟綱領,就是沒收官僚資本,保護民族工商業,土地改革。而且毛澤東當時說了恐怕得搞十年,這還不叫社會主義。三年經濟恢復以后情況發生很大變化,首先公私經濟比重發生非常大的變化,國營工業占比提升到52.8%,國營商業提升到60.5%,私營工商業通過加工訂貨、經銷代銷、公私合營納入國家資本主義;農村互助組占農戶40%,事實上已經開啟了社會主義改造的序幕。8其次是國家工業建設對商品糧、工業原料的需求不能通過分散農戶得到滿足;與私人資本經濟的自由生產和貿易的矛盾顯露。面對這樣一個新的形勢,中國經濟建設的戰略目標究竟是什么?成為當時中共中央和國家領導人思考的第一個經濟理論問題。而回答這個問題的實質是中國工業化道路的選擇問題,說一千道一萬,當時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中國工業化道路怎么走,而且這也是二戰以后所有新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面臨的首要問題,本國的工業化道路怎么走。

  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回答了新中國的第一個經濟理論問題。1953年毛澤東首次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其完整表述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9此即“一化三改”,實際上一化是主導,三改是推動一化的手段。在這個指導思想下制定了第一個“五年計劃”。隨著實踐的發展,后來對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目標的提法做了不斷完善,例如1954年周恩來的政府工作報告表述為建設“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101956年“八大”制定的黨章總綱規定: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就是有計劃地發展國民經濟,盡可能迅速地實現國家工業化,有系統、有步驟地進行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使中國具有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11這些新表述更完整,但核心仍然是國家工業化。這就是新中國回答的第一個經濟理論問題。而國家工業化所秉持的建設方針則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這也是國內循環為主的內在要求。雖然我們得到了蘇聯156個工業項目的資金和技術援助,但是從資金量上看,蘇聯給予我們66億舊盧布的有償援助(相當于16.5億美元);其中包括3億美元貸款,按1950年匯率折算人民幣約合9億元。同時在蘇聯的帶領下,東歐各國向中國提供的技術設備援助共計30.8億盧布(相當于7.7億美元),中國從社會主義國家陣營中總共獲得了大致24億美元的工業化外來資本(沈志華,2002)。但是它也只占“一五”期間中國國民收入的2.7%。1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精彩故事是從這里開始的。其一,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由此建立:1956年國營經濟比重上升到32.2%,合作社經濟達53.4%;全國1.1億農戶中96.3%加入合作社。其二,1956年工農業產值、主要工業產品全部提前完成“一五計劃”,汽車、拖拉機、飛機、坦克等不能制造的歷史結束了。13由此開始,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14所以我們講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從這里講起,中國在這個時間節點上進入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我們跨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門檻的時候,我們遇到的第一個經濟理論問題是中國工業化的道路選擇問題,這是問題導向,不是概念、定義,是先輩們真實的實踐。

  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后,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十分重視新的歷史階段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毛澤東先后4次集中研讀《資本論》,多次主持專題研討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強調研究政治經濟學問題,有很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1958年11月,毛澤東向全國各級干部發出了《關于讀書的建議》,推薦了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兩本書,并且提出要撰寫中國自己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任務。15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改革開放新的實踐結合起來,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中,都有許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理論觀點。1984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通過后,鄧小平同志評價說:“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61992年,江澤民在十四大報告中評價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發展,為全面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論指導”。17這些重要理論成果包括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論,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理論,關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與發揮政府作用關系的理論,關于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理論,關于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論等等。2004年胡錦濤提出了要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2005年提出了堅持自主創新、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要觀點。在200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七大報告中,這個理論觀點得到全面闡發。他把科學發展觀概括為四個基本要點:第一,發展是第一要義;第二,以人為本是核心;第三,全面協調可持續是基本要求;第四,統籌兼顧是根本方法。18科學發展觀的提出,進一步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內涵。

  黨的十八大以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的時代,習近平總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成功經驗,科學分析了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提出了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樹立和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的理論;做出了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判斷,提出了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理論;以及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的理論。在“三農”經濟領域,提出了農民承包的土地具有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屬性的理論以及鄉村振興理論;在統籌國內經濟與對外開放方面,提出了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理論以及統籌經濟發展和安全的理論,等等,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2017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是5年來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理論結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新成果,是黨和國家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必須長期堅持、不斷豐富發展。這說明,中國共產黨歷代領導人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在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不同階段,集中全黨的智慧,創造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脈絡。2015年12月,習近平正式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一學科概念,他說:“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堅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主線?!?9由此可以看出,總結新中國70多年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的成功經驗,使之上升為科學理論體系的時機已經成熟,是擺在中國經濟學研究面前的重大課題。

 ?。ㄈ┲袊伯a黨的第三個理論創造:當代國際政治經濟學

  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時代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是中國共產黨分析國際政治經濟問題的主要理論指導。列寧從基本生產關系分析入手,深刻而全面地揭示了帝國主義的經濟實質,指出壟斷是帝國主義的最基本特征,帝國主義也就是壟斷資本主義。列寧還對帝國主義的主要表現進行了分析,指出壟斷資本主義必然輸出資本,爭奪原料產地和勢力范圍,壟斷殖民地和經濟領土,瓜分世界市場。列寧的著作還揭示了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無論壟斷資本主義從經濟上對世界市場已經瓜分完畢,還是從政治上對殖民地等領土已經瓜分完畢,為了重新瓜分世界市場和攫取更多的殖民地,必然要發生帝國主義侵略戰爭。他指出:“在生產資料私有制還存在的這種經濟基礎上,帝國主義戰爭是絕對不可避免的?!?0

  中國共產黨從中華民族遭受西方列強,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戰爭中切身感受到帝國主義的本質,感受到列寧主義真理的光芒,并以它為指導,開始了國際政治經濟領域的理論探索??谷諔馉幤陂g,毛澤東進行了大量國際問題分析,提出了一些國際政治經濟學的重大理論觀點。首先是全世界所處的時代判斷。毛澤東認為,因為有了蘇聯,有了許多被壓迫、被侵略國家人民的覺醒,這一新形勢,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代的形勢大不相同?!皟纱问澜绱髴鹗莾蓚€完全不同的時代?!?1顯然,毛澤東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代處于列寧描述的帝國主義互相戰爭和瓜分殖民地的時代,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代則是后來被概括的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這個理論觀點發展和豐富了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列寧指出了帝國主義是壟斷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毛澤東則根據世界形勢的發展,指出了在這個相當長的最高階段中還存在各個不同的時代,有各不相同的主要矛盾,從而把列寧的帝國主義論講活了,變成了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斗爭的理論武器。第二個重大的理論觀點是國際政治經濟問題分析的價值觀判斷。在帝國主義互相戰爭與各國反侵略戰爭相互交織的時代,怎么用馬克思主義立場的價值觀來區分“義戰”與“非義戰”?毛澤東認為,這取決于主觀行動主體與人類利益是否一致,而和平是人類利益最基本的問題,人類利益是馬克思主義立場價值觀判斷的基本標準。爭取和平、爭取自身解放、支援被侵略、被壓迫民族的斗爭符合人類利益,是正義的斗爭;為壟斷資本利益相互戰爭或把戰爭強加于弱小國家則是非正義的戰爭;一些帝國主義國家聽任和縱容另一些帝國主義國家對弱小國家的侵略,則是“慕尼黑陰謀”。22第三個重大理論觀點是對二戰以后國際格局的判斷和中國歷史站位的確定。當時,在東西方冷戰和對峙背景下,形成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市場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國際市場,世界市場被分割為兩個平行對立的市場。23毛澤東認為中國不是倒向美國一邊,就是倒向蘇聯一邊,騎墻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在國際上是屬于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誼的援助只能向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去找。24這個理論觀點后來被新中國與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建立的經濟貿易技術的聯系合作所證明。

  1972年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25在中國共產黨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這個理論的依據是:首先,20世紀60年代后,蘇聯大國沙文主義急劇膨脹,走上對外擴張的道路,中蘇兩國關系受到破壞,中國退出了原來以蘇聯為首的陣營和經互會市場。其次,美國壟斷資本與其他西方各國壟斷資本的矛盾加劇,產生了“兩個中間地帶”。26美蘇兩國都想統治世界,它們之間有矛盾,也與西方各國壟斷資本有矛盾,這是一個中間地帶。另一個中間地帶是亞、非、拉。世界上只有美蘇兩國有資格挑起世界大戰、破壞世界和平。敵、我、友的界限已經很分明。三個世界劃分理論首次指明了中國經濟與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發生聯系的現實可能性。在這個理論指導下,中國于70年代中期與處在第二世界中的許多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和發展了貿易和經濟技術合作關系,成為中國在新的世界形勢下進行對外開放和經濟技術合作的重要理論依據和思想引領。

  20世紀70年代以后,世界經濟發生了很大變化。首先,以內燃機和電氣化為動力所催生的石油采掘和化學工業、機械制造業、電氣機械制造業和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等技術和產品已經成為標準化技術產業和產品,以跨國公司為組織載體的美國壟斷資本通過直接投資向西歐、日本和世界各地布局它主導的產業鏈,世界貿易從產業間貿易逐漸轉向產業內貿易轉變。這種資本擴張形式不僅與西歐、日本的經濟復興利益相吻合,而且也迎合了不少發展中經濟體工業化發展的要求,壟斷資本擴張有了非戰爭形式的更大可能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經濟獨立的要求高漲,兩次石油危機突顯了石油輸出國的集體利益訴求,通過戰爭來獲得利益已經不符合世界潮流。再次,70年代后,美元與西方貨幣實行浮動匯率,二戰后由布雷頓森林體制確立的美元與黃金掛鉤的體制受到破壞,美元的無限風光不再(巴里·埃森格林,2020)。這些變化都對國際政治經濟產生了重大影響。鄧小平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改變了以往關于世界戰爭難以避免的判斷,得出在當代條件下,世界大戰打不起來,中國爭取一個長期和平的國際環境是可能的結論。他認為以往關于時代特征是“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判斷已經不符合現實,提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兩大主題的新觀點。他明確指出:“現在世界上真正的大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7這是對毛澤東關于時代命題的創新發展,不僅為我國戰略中心轉移提供了科學依據,而且成為我們分析世界經濟政治問題的理論指南。

  20世紀90年代以后,以計算機和信息通信技術為標志的新產業革命催生了美國新經濟,微電子和計算機硬件、軟件產業、新材料以及生命科學產業成為美國壟斷資本布局國內外產業鏈的重要領域,同時促進了交通運輸設備、機械設備等傳統產業向外轉移,形成了國際分工和再分工的新潮流,貿易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成為跨國壟斷資本對世界市場擴張和爭奪的旗幟(王新奎,2020)。江澤民對新的世界形勢做出了科學分析,認為和平與發展的時代特征沒有變,但世界出現了兩個新變化,一個是世界多極化,一個是經濟全球化。以信息科技、生命科技為主要標志的現代科學技術給國際政治、經濟、文化關系帶來了深刻影響,促進了各國的交流與合作,給予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更有利的發展機遇。28因此,在中國開始走上世界舞臺和世界多極化的新國際環境下,以往國家壟斷資本相互競爭已轉變為各國綜合國力競爭。他說,“世界多極化在曲折中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世界的力量組合和利益分配正在發生新的深刻變化?!?9

  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前后,中國經過了將近30年改革開放,與世界經濟政治的關系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國際金融危機更是把中國進一步推到了國際社會討論和處理重大問題的前臺。在此前后,胡錦濤對世界經濟政治做了大量研究,發表了許多重要論述。他用五個“繼續發展”、五個“深刻復雜”深刻分析了國際政治經濟的主要矛盾:政治上,世界多極化趨勢繼續發展,但單極還是多極的斗爭依然深刻復雜;經濟上,經濟全球化趨勢繼續發展,但國際經濟競爭依然深刻復雜;文化上,不同文明交流繼續發展,但國際思想文化領域的斗爭依然深刻復雜;安全上,國際戰略安全形勢總體穩定態勢繼續發展,但人類面臨的安全挑戰依然深刻復雜;治理上,國際協調合作繼續發展,但圍繞國際秩序的斗爭依然深刻復雜。30這個論述奠定了當代國際政治經濟學基本分析框架的理論要點。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影響我國發展和國際經濟的四個重大問題:一是世界經濟治理機制改革;二是關于世界經濟平衡發展;三是關于保護主義;四是關于應對氣候變化。31這四大問題已成為當代國際政治經濟學時代性、前瞻性的研究課題。在亞洲國際金融危機后,胡錦濤2008年11月在20國領導人會議上提出了關于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維護國際金融穩定的方向、原則和改革舉措。國際金融新秩序的方向是公平、公正、包容、有序;原則是全面性、均衡性、漸進性、實效性。四大改革舉措是: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合作,完善國際監管體系;推動國際金融組織改革,提高發展中國家代表性和發言權;鼓勵區域金融合作,增強流動性互助;改善國際貨幣體系,穩步推進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32這表明,中國共產黨對當代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探索已進入世界經濟政治的最核心領域。

  黨的十八大以后,習近平對國際政治經濟新形勢做了進一步深入研究,發表了大量論述,其中,對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具有重大貢獻的主要是:第一,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價值觀。33這是對毛澤東“人類利益”價值觀的繼承與發展??陀^上,經濟全球化,特別是資本邏輯的全球擴張,促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風險共擔的全球性社會,催生了必然王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但習近平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與此不同,它應當按照人類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自覺改造社會,按照合作共贏這一核心理念有意識、有目的地組織起來,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第二,做出了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科學判斷。其基本依據是:(1)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日益出現東升西降的趨勢,以綜合國力為基礎的大國競爭關系出現多種分化組合;(2)現代化文明和發展道路從單一美國模式變為包括中國道路在內的多種文明模式;(3)以互聯網、數字技術、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生命科學技術為標志的新產業革命正在興起,將深刻影響和改變世界經濟、政治、文化和安全;(4)全球治理將從美國獨家霸權治理轉向各國“共建共治共享”的民主化治理。第三,指出了經濟全球化歷史趨勢的新方向。當2019年和2020年全球面對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全球化的逆流、全世界都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嚴重沖擊,世界經濟深度衰退,國際貿易投資大幅萎縮,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國際交往受限的情況下,習近平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眼光提出,雖然未來世界經濟政治更加不確定不穩定,但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沒有變,我們要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堅定不移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盈的方向,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

  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四個基本特征

  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實踐道路是一個充滿人民特色、實踐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的奮斗過程,與此相對應,她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也具有了以下四個基本特征。

  第一是人民性。在社會科學領域,任何理論和學術都是為人服務的,在階級社會里,它是為不同階級服務的。占據社會主流的意識形態,包括理論和學術都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說:“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4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在當代西方國家中占據主流地位的經濟學,當然是以資本為中心,是壟斷資產階級的思想反映。當代西方經濟學粗略歸納是三大流派:正統的主流經濟學是新古典和新凱恩斯經濟學的綜合理論,盡管其內部還可以細分,但基本的邏輯都是回答如何使經濟效率最高和資本收益最大化,是典型的以資本為中心的理論體系,從而也是“華盛頓共識”的理論依據。第二個正統但非主流的經濟理論流派,如福利經濟學、公共經濟學、可持續發展理論、環境生態理論等,基本的邏輯都是回答如何使資本主義社會長治久安。所謂“效率與公平”成為正統西方經濟學永恒的主題(晏智杰,2013)。第三個流派是非正統、非主流,批判現實主義,以托馬斯·皮凱蒂(2014)的《21世紀資本論》為代表,他們批判現實,但沒有救世良方。與之相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以人民為中心,立場和價值觀都圍繞人民。但人民是誰呢?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需要搞清楚的基本前提?!叭嗣瘛痹诓煌膰液透鱾€國家的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毛澤東說,在抗日戰爭時期,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在解放戰爭時期,人民是指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35因此,新民主主義三大經濟綱領是為這些階級服務的。在建設社會主義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3620世紀80年代后,鄧小平提出了中國大陸與臺灣“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設想,37人民的概念進一步被擴展到一切贊成和支持兩岸和平統一、反對“臺獨”的港澳同胞、臺灣同胞、海外僑胞。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社會各階層在就業、分配等方面出現了多樣化,特別是涌現了大批私營企業,江澤民在中共十六大報告中明確指出:“在社會變革中出現的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科技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8在當下,中國大陸的工人(包括農民工)、農民、士兵、城市中各類主要以薪酬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體力和腦力勞動者是人民的主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主要就是為他們服務的,當然也為人民中其他階層的群眾服務。

  在2015年11月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會議上,習近平就怎樣學習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問題談了六個重要觀點,第一個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觀點。在2016年5月17日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他又強調:“為什么人的問題是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根本性、原則性問題。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為誰著書、為誰立說,是為少數人服務還是為絕大多數人服務,是必須搞清楚的問題。世界上沒有純而又純的哲學社會科學?!?9在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中,以人民為中心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這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大道理,它是管各種小道理的。在我們的經濟建設實踐和理論研究中,我們會遇到各種各樣的矛盾,各種各樣的兩難問題,例如市場配置資源與政府干預的矛盾、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生態環境的矛盾、經濟發展與安全穩定的矛盾、企業中的勞資矛盾、社會各階層在分配中的利益矛盾、政府、企業與居民在收入分配中的矛盾、東部發達地區與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矛盾、城鄉居民收入差別的矛盾、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矛盾等等,解決這些矛盾的大道理和大邏輯就是要以人民為中心,要以我國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統籌解決這些矛盾的基本出發點和落腳點。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根本立場,也是它最基本的特征。

  二是實踐性。1959年毛澤東用了很大精力研究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他認為這本教科書有兩個缺點,一個是只講物質基礎,很少講上層建筑;另一個總是從定義、概念入手。他認為研究問題應該從歷史的分析開始,從人們看得見、摸得到的現象出發,來研究隱藏在現象后面的本質。馬克思《資本論》就是用這種方法??偸菑囊幝?、原則、定義出發,這是馬克思主義從來反對的方法。原理、原則是結果,這是要進行分析,經過研究才能得出來的。蘇聯教科書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繹法,只有形式邏輯?!耙豢淳涂梢灾朗且恍┲粚懳恼?,沒有實際經驗的書生寫的”,搞理論工作不懂得經濟實踐,“理論和實踐沒有結合起來”。40

  這里首先就有個認識論問題。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在毛澤東的《實踐論》中得到新的闡發和論證。他認為只有通過實踐得到感性認識,在頭腦中通過科學的方法加工后,得到理性認識,才有了理論,而理論是否正確,還要回到實踐中去證明和證偽。認識真理的過程就是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循環往復以至無窮,每一個循環都使認識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因此他非常注重調查研究,非常注重研究實際情況并非常注重親自投入實踐活動。沒有實踐依據的理論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習近平也殷切希望理論工作者深入調研,察實情、出實招,充分反映實際情況,使理論和政策創新有根有據、合情合理;從國情出發,從中國實踐中來、到中國實踐中去,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使理論和政策創新符合中國實際。41

  其次,所謂實踐性,在理論研究中實際上就是問題導向和解決問題的方法。馬克思曾深刻指出:“主要的困難不是答案,而是問題?!薄皢栴}就是時代的口號,是它表現自己精神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2發現問題、篩選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實際就是實踐與認識反復循環的過程?!顿Y本論》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是回答資本剝削的秘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以及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命題。中國共產黨創立的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回答中國社會的性質和社會的主要矛盾、中國革命的動力、對象和前途等命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回答中國從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路徑和制度選擇,以及經濟治理選擇,揭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客觀規律。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當代國際政治經濟學是回答如何促進和形成更加緊密穩定的全球經濟循環體系,促進各國共享全球化深入發展機遇和成果;并向世界提供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以及影響世界的組織方式和傳播方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治理理念和道路選擇。正如胡錦濤所說,堅持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學習和運用的統一,繼承和創新的統一,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理論發展的規律性。43

  再次,所謂實踐性,在理論研究中就是表現為根據實踐的變化對以往的認識進行修正和更新,得到更實際、更全面、更科學的新認識。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認為,任何認識和理論都不可能結束真理,而只是不斷開辟了認識真理的前進道路,因此理論創新是發展真理的必然結果。恩格斯早就說過:“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4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從來不認為自己的某些判斷和結論不能修正和更改。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一文說,由股份公司經營的資本主義生產已經不再是私人生產,而從股份公司進而來看那支配著和壟斷著整個工業部門的托拉斯,那里不僅沒有了私人生產,而且也沒有了無計劃性。45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蘇維埃俄國曾試圖實行沒有商品貨幣關系、平均分配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但后來列寧從實踐中認識到,“用無產階級國家直接下命令的辦法在一個小農國家里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生產和分配”的做法脫離了實際,“現實的生活說明我們錯了?!?6于是,列寧提出了新經濟政策,利用商品和貨幣關系恢復和發展經濟??梢?,理論的生命力在于創新。創新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永恒主題,也是經濟實踐深化、經濟不斷發展對經濟學的必然要求。理論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常青。正如習近平所說:“新情況新問題總是層出不窮的,其中有一些可以憑老經驗、用老辦法來應對和解決,同時也有不少是老經驗、老辦法不能應對和解決的。如果不能及時研究、提出、運用新思想、新理念、新辦法,理論就會蒼白無力,哲學社會科學就會‘肌無力’。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可大可小,揭示一條規律是創新,提出一種學說是創新,闡明一個道理是創新,創造一種解決問題的辦法也是創新?!?7

  第三是民族性。首先需要有民族文化的自信。中華民族有深厚的文化傳統,形成了自身特色的思想體系,是中國先賢幾千年來積累的知識智慧和理性思辨。這是我國的獨特優勢。在財經知識領域,古代中國知識分子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產生了大量關于國家理財和社會經濟治理的思想?!秴问洗呵铩?、《史記·貨殖列傳》、《商君書》、《管子》、《漢書·食貨志》等典籍文獻都有許多財經問題的記載;西漢時期的《鹽鐵論》更是有史記載的最早關于鹽和鐵等關系國計民生的產品,是由國有企業經營還是由民營企業經營的利弊關系爭論;北宋“王安石變法”則是加強國家經濟治理和宏觀調控的民族思想先河;沈括的貨幣流通速度理論比威廉·配第和約翰·洛克早了六百年。48其次要思考如何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的問題。這是因為,從近代以來,中國封建生產關系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當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創造了比以往所有時期更大生產力的時候,也催生了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而中國在落后的生產力水平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關系下,文化也落后了。這就需要用辯證的歷史的觀點來看待世界文化的多樣性,看待各民族文化的價值,看待東西方文化的差別。從文化的民族性看,每個民族都有長處,也都有短處。任何事物,有共性,也有個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異的方面。這是自然規律。只承認個性、民族性,否認共性、普遍性,拒絕學習外國優秀成果是錯誤的。只承認共性、普遍性,否認個性、民族性,照抄照搬外國的東西,同樣是錯誤的。因此毛澤東主張,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同時他也明確反對照搬照抄外國的東西。既反對文化保守主義,也反對文化教條主義。在如何向外國學習上,毛澤東強調:一要取分析態度,外國文化有優點,也有缺點,要學人家的優點,不要學人家的缺點;二要立足中國的實際,以中國人民的實際需要為目標,與中國的實際(包括現實實際和歷史文化實際)相結合,使之中國化,以適合中國的需要,“洋為中用”;三是反對迷信外國,強調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習近平就中國經濟學如何借鑒西方經濟學有過精辟的論述。他指出,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并不排斥國外經濟理論的合理成分。西方經濟學關于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理論中的專用名詞、范疇、概念和一些分析方法,都是可以借鑒的。但是對其中反映資本主義制度屬性、價值觀念的內容,對其中具有西方意識形態色彩的內容,不能照抄照搬。經濟學雖然是研究經濟問題,但不可能脫離社會政治。在我們的經濟學教學中,不能食洋不化。

  民族性的另一個問題實際是發展方向問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包括各個經濟學的分支學科,都不可能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因為新中國以前的歷史沒有產生過成熟的經濟學理論;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因為它只提供了普遍的原理,是共性的認識,而不是每個民族國家個性化的認識,它不能替代每個國家每個民族的在自身實踐基礎上的認識;也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與理論的再版,且不說國與國之間本來就有很大的差別,就中國這樣特殊的大國,其國情、民情和歷史文化很難在世界上找到相似性,這就決定了中國的理論必定是民族的;更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歐美實現現代化基礎上所產生的理論,在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沒有找到可以照搬照抄的案例,更不用說對中國這樣特殊的發展中大國??傊?,中國理論的發展不可能找到現成的教科書,中國的經濟學應該以中國人當時和現在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從中國自身實踐中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當然,中國理論的民族性決定了它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來說,其中的共性規律具有參考和借鑒的意義,但總體上也不可能是“普世價值”,也不應當、不可能被照搬照抄。

  民族性的最后一個問題是話語表達。所謂話語體系,首先是語言表達方式的民族風格問題。中國的語言文化傳統厚重、博大精深,但主要為知識分子所掌握;“五四運動”以后,新文化運動實行了通俗化、大眾化的話語革命(陳平原,2015),奠定了中國書寫形式的話語表達的基礎,為廣大民眾喜聞樂見。同時隨著中國殖民地化的加深,外來語和洋涇浜式的話語表達也在大城市市民社會中流行,影響了中國的知識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曾經尖銳地批評一些知識分子“常常夾著一些生造出來的和人民的語言相對立的不三不四的詞句”。49中國由于缺乏經濟學理論的傳統,因此在我們大量引進國外經濟學的名詞、概念和范疇時,就更需要注意通俗化和大眾化。二次世界大戰后,歐美主要國家興起了計量經濟學,5020世紀70年代后風行西方世界,產生了一些嚴肅的經濟學家和學術性較強的研究成果,但也有相當一部分是庸俗化的,只是為了彌補思想的貧乏,常常用極復雜的數學邏輯來論證已經不需要證明的公共知識,或無關國計民生的經濟現象,或泛化應用到不可能用數學模型論證的問題上。在經濟學研究中運用數學模型和計量方法,在一些特定領域和專題研究上,特別是有條件占有充分數據來源的情況下是有益的。我們在學習和引進中要區分精華和糟粕,抵制庸俗化。并不是大多數領域和問題都需要用計量方法,能用中國語言把話說清楚,就不要使用只有數學家才看得明白的數學模型。馬克思的《資本論》也有數理模型,但簡單明了,而且在敘述和論證中只起輔助作用。應該肯定,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一百年,中國的語言和話語表達已經與時俱進,不斷現代化了,這其中也包括吸收外來的因素。吸收多少,怎樣吸收,衡量的標準就是大眾的接受度,所謂民族風格也就是大眾風格。怎樣讓中國的話語表達易于在國際傳播,語言翻譯確實是重要因素,相當程度上是一種思維邏輯的轉換,有很強的學術性和技巧,但語言翻譯不能通過改變或曲解中國故事的性質來遷就外國的標準邏輯以謀求外國人的青睞和贊賞。我的就是我的,你贊賞也罷,不贊賞也罷,你知道了就行。能否取得國際話語權,不在于我們的遷就和弄巧,而在于我們的故事有沒有強大的事實說服力。1919年巴黎和會上,圍繞中國領土山東的主權問題,滿口流利英語的中華民國大使顧維鈞照樣敗給了英語說得糟糕得像日語的日本外相牧野伸顯(唐啟華,2014)。關鍵問題上,國際話語權是由母國綜合國力決定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國際傳播效果最終也是由它的實踐成果決定的。

  第四是時代性。恩格斯說:“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它所涉及的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1因此,回答時代之問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使命。時代是出卷者,中國共產黨人是答卷者,人民是評卷者。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其中國化過程中,不斷回答了時代之問。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回答了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性質,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經濟綱領,并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當代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探索;以鄧小平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科學回答了時代主題的變化和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實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里程碑飛躍;以江澤民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回答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和基本框架,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以及建設開放型經濟等重大問題,豐富和完善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內容;以胡錦濤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深刻認識和回答了新形勢下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以及完善開放型經濟新體系等重大問題,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習近平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深刻回答了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互聯網時代生產力的變化以及深化生產關系變革、五大建設相互聯系、樹立五個新發展理念,堅持經濟全球化和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等一系列時代課題,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提升到全新的境界。今天,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并沒有結束,我們仍然面臨著許多時代之問,怎樣認識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新生產力的發展對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影響;怎樣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怎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怎樣建設生態文明,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實施總體國家安全觀,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怎樣認識資本組合的公司組織向數字技術組合的平臺經濟主體的變化;怎樣認識數字技術與金融資本的結合加快了國際壟斷平臺的形成;怎樣認識國際壟斷的發展進一步加深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加劇了發達國家之間,以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矛盾競爭;怎樣探索穩定全球經濟循環,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等等。這些都是未來具有原創性、時代性的概念和理論課題。

  三、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夠不斷理論創新

  首先是她的先進性。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但是無論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工人階級都不占生產人口的多數。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只有工人階級才具有自覺的階級意識并能提出整個階級的訴求,其他階級則都不具備這種自覺性。那么中國共產黨怎么能夠在工人階級只占人口極少或較少的情況下領導全體中國人民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呢?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力量的保障。中國共產黨不僅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而且她廣泛吸收各階層人民群眾中的先進分子,這些先進分子接受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并以共產主義思想武裝自己,從而成為了各階層人民群眾中的表率,起到了政治上的模范作用。這與毛澤東在井岡山斗爭時期提出的“支部建在連上”的建軍道理是一樣的。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先進性來源于她的思想的先進性。共產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理想和信念,它的實踐活動需要具體的路徑指引?!叭齻€代表”重要思想就是中國共產黨人實踐活動的道路指南。當絕大多數中國共產黨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使全體中國人民相信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方向、代表先進文化、代表全體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時候,他們就會義無反顧地與中國共產黨保持步調一致。中國共產黨領袖十分重視普通共產黨員的這種先鋒模范作用,毛澤東寫的《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向雷鋒同志學習”的號召,劉少奇寫的《論共產黨員修養》等,都說明他們對這個經驗的高度肯定,這是解釋中國故事里所有創造性事物的一個關鍵。

  保持共產黨先進性的一個重大理論發現是關于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黨的思想理論的先進性不僅來源于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還來源于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認識。中國革命勝利后,黨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探索執政規律成為黨必須面對的歷史性重大課題。胡錦濤把黨的執政規律概括為“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52進一步發展了黨的先進性理論。十八大以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開創了黨的建設偉大工程新局面,不僅深入開展了反腐敗斗爭,推進了黨風廉政建設,而且創造性地把保持黨的先進性的思想建設高度概括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成為所有黨的先進性活動基本實踐的總結。此外,能否保證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先進性還表現在領導集團的成熟、團結和領袖人物的個人品質。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來,黨內也產生過不同認識、矛盾和黨內斗爭,但中國共產黨始終沒有分裂。在長期的實踐中,中國共產黨找到了一條正確處理黨內矛盾和斗爭的正確方法,這就是“團結-批評-團結”、“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同時也找到了選拔和遴選領導集團成員和領袖人物的正確方法,這就是“德才兼備”的標準。他們應該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較高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和高尚的共產黨員的道德修養。顯然,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隊伍、思想武裝、領導集團和領袖人物的先進性是她能夠不斷進行理論創新的政治基礎和前提。

  其次是她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基礎。毛澤東說:“沒有哲學家頭腦的作家,要寫出好的經濟學來是不可能的。馬克思能夠寫出《資本論》,列寧能夠寫出《帝國主義論》,因為他們同時是哲學家,有哲學家的頭腦,有辯證法這個武器?!?3對立統一、矛盾的普遍性等是唯物辯證法的基本觀點,毛澤東運用這些觀點提出了農、輕、重協調發展和《論十大關系》,鄧小平運用唯物辯證法,提出了“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等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觀點。54習近平也十分強調學習唯物辯證法,發表了《辯證唯物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55他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觀點提出了五個新發展理念,以及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重要理論觀點。特別是,如果沒有唯物辯證法,我們就很難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一樣。恩格斯說,“一個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現實,就像兩條漸近線一樣,一齊向前延伸,彼此不斷接近,但是永遠不會相交”。561895年,當恩格斯搞清楚了卵生的鴨嘴獸可以是哺乳動物的時候,他對自己50年前的無知傲慢向鴨嘴獸道歉并勸告朋友在研究理論中要尊重現實存在。57這就是理論與實踐的對立統一。如果沒有唯物辯證法,我們就很難理解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的消滅私有制是共產黨人的理論概括與今天非公有制經濟存在的矛盾。從理論上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今天非公有制經濟存在的理論依據,從實踐看,今天的非公有制經濟,無論在資本原始積累、資本集聚,還是所有者出身、經濟制度土壤、社會環境與聯系等各方面都與社會主義改造之前的私人所有制有了根本不同,后者已經消亡,馬克思說的消滅私有制在這里已經實現。今天新生的非公有制經濟具有了更多的兩重性,其中有利于社會主義經濟的一面已經有其內生的需要,以及更多的制度與政策保證,它已經不屬于馬克思說的“消滅私有制”的范圍,而屬于“支持和引導”的范圍,這是今天非公有制經濟存在的實踐依據。同樣,過去的國有、國營經濟,農村人民公社經濟也已經消亡,而新型國有、國營經濟和新型集體經濟正在祖國大地生機勃勃探索前行,這就是事物螺旋式上升發展的規律。

  再次是她上下貫通的學習機制。中國共產黨不僅是注重實踐的黨,而且也是勤于學習、善于學習的黨。她把總結經驗教訓、學習理論和新知識、教育學習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國共產黨自身特色的學習機制。黨在抗日戰爭期間開展的整風運動,開創了第一類型的全黨普遍學習活動,它的特點是總結歷史,棄舊迎新。為了提高全黨的思想理論水平,糾正“左”傾錯誤,1941年9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學習研究組,組織在延安的高級干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各抗日根據地還成立高級學習組,除了閱讀黨的歷史文件,還學習和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方法論,為全黨普遍整風做了重要的準備。改革開放后的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整黨的決定,用三年時間分期分批對黨的作風和組織進行一次全面整頓。這也是一次全黨普遍的學習教育活動,以肅清“文革”十年錯誤的流毒,解決黨內存在的思想不純、作風不純和組織不純的問題。第二類型的學習活動以正面教育為主,達到學習提高的目的。例如,從1995年開始進行的“三講”教育活動,1997年黨的十五大提出“繼續在縣級以上領導干部中深入進行以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為主要內容的黨性黨風教育”。2004年11月7日,中共中央發布《關于在全黨開展以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主要內容的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的意見》,決定從2005年1月開始,用一年半左右的時間,在全黨開展以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主要內容的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十八大以后,在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指導下,已連續開展了四次主題教育活動。2013年6月全黨開展了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2015年又開展了主要對象是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的“三嚴三實”教育活動;2016年全黨普遍開展了“兩學一做”學習教育活動;2019年6月全黨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這些大范圍的普遍學習教育活動,對于廣大黨員都是一次次思想拷問和清洗、一次次鞭策和激勵。第三類型的學習活動,以結合工作實踐,學習理論和新知識為主要目的。1986年中央政治局開始舉辦法治講座,前后共4期;1994年12月中央政治局舉辦了關于國際商法和關貿總協定的講座;到2001年7月,共舉辦了12期法治課。十六大以后,從2002年12月26日開始,胡錦濤總書記提出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要作為一項制度長期堅持,而且講座內容從法律擴展到經濟、科技、歷史、文化、國防、黨建等至少十六個領域。在中央政治局帶動下,各級地方黨委都建立了理論中心組學習制度,中央黨校和各級地方黨校也都建立健全了學習制度和學科體系,充實了師資隊伍,確定了學員對象的來源。這些都大大提高了全黨學習理論和新知識的積極性,大大提高了中國共產黨人吸收新理論、新知識的能力,從而為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創新準備了豐富的思想營養。

  最后是她始終保持的三大優良作風。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是中國共產黨的三大優良作風。保持這三大優良作風是中國共產黨能夠不斷理論創新的智慧來源和動力機制。理論聯系實際,就要接觸實際問題,面對實際矛盾,迫使我們解決問題、解決矛盾;舊的問題和矛盾解決了,新的問題和矛盾又產生了,又要采取新思路、新方法解決新問題、新矛盾,因此理論聯系實際是理論創新的動力。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是創造歷史的動力,這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人民群眾中蘊藏的智慧常常出乎我們的意料,因為他們處在所有社會實踐的第一線,所有問題和矛盾的解決都離不開他們,由此積累的經驗和知識是理論創新的最基礎的材料。只有密切聯系群眾,傾聽他們的呼聲,才能獲得這些寶貴的材料,這是民族智慧最深厚的來源。正如鄧小平所說:“改革開放中許許多多的東西,都是群眾在實踐中提出來的”,“絕不是一個人腦筋就可以鉆出什么新東西來”,“這是群眾的智慧,集體的智慧”。58有無認真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是馬克思主義政黨與資產階級政黨的重要區別,世界上只有中國共產黨敢于揭露自己的問題,承認自己的錯誤,并有勇氣認真糾正自己的錯誤。1945年4月,擴大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原則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總結了黨從成立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這一時期、特別是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這一時期的正反兩方面的斗爭經驗,深刻批評了黨內右傾和歷次“左”傾路線的錯誤,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思想理論上已經成熟。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建國以來的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特別是“文革”和毛澤東同志的功過,做出了科學分析和總結。這樣深刻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政黨能夠做到。中國共產黨中央和各級黨委按照制度開展的民主生活會,更是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常規性教育活動。每一次重大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都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的序曲,《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催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個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的產生;《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鄧小平理論產生的前奏。這說明,中國共產黨能夠不斷理論創新具有其內在的必然性。

  四、結語

  中國共產黨風云激蕩的百年史,既是新民主主義實踐和社會主義實踐的偉大斗爭史,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偉大工程的建設史?,F在,各種經濟理論五花八門,但只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具有無限拓展的光明前景。展望未來15年,當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遠景目標的時候,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必將在學術文化領域脫穎而出,發展為具有世界性意義的理論體系。它將引領經濟學“東風壓倒西風”的歷史潮流;它將引領中國理論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各分支學科基礎理論的重新塑造;它將引領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基本方法論,實踐邏輯、歷史邏輯、經濟學邏輯三統一的學術范式,分析與綜合相結合的敘事方法,時代化和大眾化的民族風格和話語體系在中國經濟學整個學科體系中的廣泛應用,從而真正實現中國經濟學在世界上的民族自信、理論自信、學術自信。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頁。

  2.《列寧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2頁。

  3.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頁。

  4.《毛澤東選集》第4卷,《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習近平:《不斷開拓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求是》雜志2020年第16期。

  6.《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6頁,第1252頁。

  7.《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9日第2版。

  8.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頁。

  9.同,第185頁。

  10.《周恩來經濟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頁。

  11.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96頁。

  12.同,第206頁。

  13.同,第360頁。

  14.1997年9月12日,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的報告》。報告確認:“從五十年代中期我國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督瓭擅裎倪x》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頁。

  15.《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2—433頁。

  16.《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頁。

  17.《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5頁。

  18.《胡錦濤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6—167頁,369頁,622—625頁?!逗\濤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7頁。

  19.《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人民日報》2015年12月22日第1版。

  20.《列寧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第2版,第182頁。

  21.《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頁。

  22.《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1頁、第593—600頁。

  23.《斯大林文選》,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93—594頁。

  24.《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8、1473、1476頁。

  25.《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1頁。

  26.《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頁。

  27.《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05、127頁。

  28.《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9、519頁。

  29.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二○○一年七月一日)》,《人民日報》2001年7月2日第1版。

  30.《胡錦濤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03—507頁。

  31.《胡錦濤文選》第3卷,第280—285頁。

  32.《胡錦濤文選》第3卷,第138—139頁。

  33.2013年3月23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發表演講,首次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他指出:“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font>

  3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頁。

  35.《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75頁。

  36.《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05頁。

  37.《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0頁。

  38.《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9頁。

  39.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40.《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140頁。

  41.《習近平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0年8月25日第2版。

  4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290頁。

  43.《胡錦濤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39頁。

  4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6頁。

  45.《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6—67頁。

  46.《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0頁。

  47.《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9日第2版。

  48.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簡編》,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版,第335頁。

  49.《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51頁。

  50.1926年挪威經濟學家弗里希(R.Frich)提出了“econometrics”(中譯計量經濟學)。1930年12月,他與荷蘭人丁伯根(J.Tinbergen)等人在美國克利夫蘭發起成立國際計量經濟學會。二戰以后其影響力迅速擴大,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P.A,Samuelson)曾說:“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經濟學是計量經濟學的時代?!?969年首屆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弗里希和丁伯根。

  51.《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154頁。

  52.《胡錦濤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60—464頁。

  53.《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140頁。

  54.《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

  55.習近平,2019:《辯證唯物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求是》第1期。

  5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6頁。

  5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11頁。

  58.《鄧小平思想年編》(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711—712頁。

作者簡介

姓名:裴長洪 彭磊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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