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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法的守正與創新——以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規范需求為視角
2021年06月12日 18:0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5期 作者:趙駿 字號
2021年06月12日 18:0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5期 作者:趙駿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摘要:國際法的理論與實踐創新是內在于國際秩序演進史的歷史性議題,也是全球治理時代亟待回應的現實性命題。在全球治理視野下,國際法守正與創新呈現出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國際法創新的起點是守正,即遵從國際法的現代性、崇尚國際法的價值性、遵循國際法的規律性?,F階段國際社會的動態發展促生新的規范需求,從而為國際法的創造性發展創造空間。推動國際法創新符合國際法發展的客觀需求,也是我國維護國家利益的可行路徑。國際法創新的思維模式應處理好時空聯結、新舊傳承和內外互動,國際法創新的路徑應注重領域與層次的識別、規范模式的選擇以及時機和成本的考量等維度。作為新興大國,中國可在國際法創新中形成規范話語,引領規則創新,直面國際社會新生的規范需求,通過激活規則的有效性推進國際法治深入發展,展示中國的法治成就,通過推動中國國際法的理論和實踐創新,為國際法治提供中國立場和方案。 

  關鍵詞:兩個大局;國際法治;守正創新;全球治理;規范需求 

  作者簡介:趙駿,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杭州 310008)。 

 

    國際法的理論與實踐創新是內在于國際秩序演進史的歷史性議題,也是全球治理時代亟待回應的現實性命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球治理體系正處于調整變革的關鍵時期,我們要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做全球治理變革進程的參與者、推動者、引領者。國際法治是促進國際合作、推進全球治理的根本方式,因此,全球治理體系的調整與變革要求轉變國際法的既有話語格局。作為全球治理時代崛起的新興力量,中國需要積極、深入且高水平地認識、發展和運用國際法,通過推動中國國際法的理論和實踐創新,逐步形成契合對外交往需求,符合國際社會發展方向的國際法觀。

  無論是百年變局的歷史論斷,還是全球治理的時代要求,都凝練著一種規范視角下的秩序共識,即應當通過改革和完善國際規則體系來促進國際秩序的合理化,以期公平、有效地解決屬于國際社會之整體的治理問題,無疑,這一過程依賴于國際法理論和實踐的創新。如史久鏞先生所言,“隨著國際格局變化,現行全球治理體系及其規則的不合理性愈發凸顯,不能有效應對全球治理進程中的各種挑戰。因此,創新和完善國際法……是時代的要求?!币虼?,從規范層面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及時代要求提出了創新國際法的重要命題。

  全球治理失靈,國際格局深刻變化,國家利益深度調整,新型治理疆域興起,這些都呼喚著全球治理體系變革,而變革需要規范、秩序與法治。全球治理背景下,國際法理論與實踐的創新是一項基礎性的事業,它著眼于創新能力與創新需求之間不匹配的現實,希望通過增強國際法的創新、互動與影響能力,為國際法治和全球治理貢獻廣受認同與接納的中國方案。創新國際法是中國對全球治理體系進行反思性回應和建設性參與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國增強自身國際秩序主體性與參與度的重要工程。國際法創新著眼于優化全球治理體系,并以此為基礎,提升全球治理的效率,實現符合平等、公正、合理之價值的全球治理。

  本文旨在系統闡述全球治理視野下的國際法創新論,以新時代全球治理的體系優化和規則變革為視角,梳理和分析國際法創新論的基本要點,從理論根基、辯證要素、時代特征、國別角色及實現路徑等維度梳理并構建國際法創新論的基本框架,并嘗試提出中國國際法理論和實踐創新的可行路徑與未來圖景。

  一、法的動態性與國際法創新

 ?。ㄒ唬┓ǖ膭討B性及法律創新

  法首先是一種保守和追求穩定的社會秩序形式,但這種保守性并不排斥法律的變化甚或變革,它只是強調法律的演進應在尊重、檢視進而修正法律的保守狀態的路徑上展開。不僅如此,法律體系應當被持續地改變和更新,為使法律體系本身臻于完善或曰完美地符合理性,或者使其更好地調整社會關系,變化或變革成為法存在狀態的組成部分。

  法的動態趨勢首先是外生性的,多元動態的社會因素與法的交互作用構成法的發展和變化的源動力。這在內容上體現為新概念、制度或規則的引入。法的動態趨勢也是內生性的,它源于法律傳統與社會狀態之間的持續張力。

  法的動態性的實現手段是法律創新。法律創新是為法律體系所面臨問題提供解決方案的認知策略,它包括提出新的法律思維路徑或法學理論,促進傳統法律概念或制度的革新,創造新的法律規制領域,以及建立新的概念、規則和制度。法律創新涉及技術性層面的法律適用或解釋問題,但它的主要任務在于對社會治理中涉及價值性與結構性的議題作出回應。

 ?。ǘ﹪H法的動態性

  如同任何其他法律體系,國際法在面對現實世界時面臨著不可避免的矛盾狀態,它以穩定與可預期的道德性為基點審視并回應變化中的世界,又在肯定與否定的螺旋形博弈中證實自身的存在。首先,國際法的動態趨勢是國際法現代性在時空維度上的表達。國際法“以諾為則”,天然地具有結構和內容上的靈活性,這意味著國際法必然會隨著國際關系及治理需求的變化而不斷發展。也因為如此,國家在接納、闡釋和發展國際法方面具有相當的自由度,國際法的動態性才得以鮮明地體現出來,國際法的國家話語的表達及國際法立場才具有了現實可能。例如,世界貿易組織(WTO)第七任總干事奧孔喬-伊韋阿拉上任后的三大優先任務,即解決新冠肺炎疫情相關問題、改革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和實現多邊貿易規則現代化,無不具有鮮明的時代底色和現實意義,因應國際多邊貿易體制危機和WTO自身困境。但要形成具體化、系統化、普遍接受的WTO改革方案需要以WTO成員同意為基礎,并由此形成統一意見。國際法植根于政治力量和國家利益的均勢狀態,形成于國家意志的相互協調,但國際法的存在與作用時刻遵循著一種內在的理性或潛在的道德制約性,它代表著國際社會及構成之國家對國際公平和正義的追求。正是在傳統或既有國際法體系與這種理性或道德制約性的差距或張力中,國際法動態性體現出來,即國際法體系存在潛在的更新力,更加公平、合理的制度或規則總是被創造性的理論和實踐加以確立,并漸進地或突發地接替原先的國際制度或規則。

  國際法的動態趨勢是全球治理時代的國際關系格局變革的典型特征。全球治理時代,國際法表現出更加明顯的動態性,關于國際法演進的話語也在不斷增強。一方面,通過定義和塑造國際社會的行為標準,國際法調整國際關系的現象愈加顯著;另一方面,國際法本身也愈加常態地被援引成為政治行為正當化與否的評判基準。這種政治與國際法之間的雙向動態關系構成當代國際法的系統化圖景,它既是國際法“力量”上升的平衡力,也構成國際法發展的挑戰。另外,全球治理時代,政治力量對比與治理需求發生重大變化,而國際法體系囿于既有平衡處于相對靜止狀態,這導致國際法的規范系統與運行系統之間的不平衡狀態不斷加劇,在這種緊張的關系中,國際法得以變化和發展的原始動力從中產生。國際法變化得以最終實現,不僅需要充足的政治氛圍,而且需要引領型國家發揮理論和實踐層面的創造性作用。

 ?。ㄈ﹪H法守正與創新的辯證關系

  國際法的守正和創新呈現出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就國際法本身的發展而言,守正與創新多相輔相成,使國際法能夠繼往開來;就國家借助國際法維護本國的國際利益而言,守正與創新因國家的不同利益目標而呈現相互對立的狀況。

  1. 國際法守正與創新的統一性

  國際法創新是促進國際法體系推陳出新,并朝向國際法治前進的關鍵手段。就法律自身的發展而言,為使國際法成為國際法治標準之下的良法,可通過守正創新的方式推動國際法治中良法的確立,守正與創新在實現國際法良法目標的過程中體現著統一性。例如,羅爾斯在借鑒盧梭、穆勒、康德等主張后提出的正義世界設想路徑;再如,在對國際法社會基礎重新認識的過程中,正是植根于傳統文化與經典學說,才推動國際法關系由國際社會到國際共同體再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轉變。國際法的創新源于國際法的守正,但在塑造國際良法的過程中是創新還是守正,需要對國際社會現狀進行分析。

  國際法創新是國際法體系保持活力,發揮構建和優化秩序功能的內在活動。國際法守正與創新的統一性不能簡單地予以割裂,這種割裂是對世界法律復雜性的忽視,是沒有充分認識到確立、復興、發展、發育等法律秩序形態。二戰后在聯合國框架下創立的國際經濟法律秩序迄今也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而是呈現出漸進式演進。國際經濟法律秩序的漸進式演進方式可以看作守正與創新內在平衡統一的產物,否則任何一方的偏頗失衡都會打破漸進式的狀態。守正與創新共同保證了國際法具備持久延續的生命力。

  2. 國際法守正與創新的對立性

  國際法創新在規范需求、博弈力量、新舊制度與規則的對立架構中發動并前進。守正與創新共同推動國際法治良法的形成,這種一元的價值目標能夠保障守正與創新兩者處于統一性關系之中。然而,如果從國家視角審視國際法的守正與創新,歸因于國際法中國家主體的多元性,守正與創新會在國家利益追求中呈現出對立性的關系。影響國際法守正與創新關系的主體是國家,尤其是大國。長期以來,西方大國把控著國際法的形成與適用,新興大國雖然在經濟上具備了逐步超越傳統西方大國的能力,但在國際法主張上仍然與發展中國家立場相似。發展中國家在國際法創新中的話語影響力有限,需要借助國際法維護其崛起成果。新崛起的大國需要充分依托國際法來梳理新型大國關系。國際法對大國的崛起可以產生促進作用。

  國際法創新通過立場、觀點的碰撞、沖突、交流、矯正與協調的動態過程得以實現。不同國家對國際法守正與創新的立場不同。比如,中國與美國的立場在某些場域有較大差異。美國是國際法創新的積極推動者,有著極為豐富的實踐經歷;中國則適宜正確評估改變和維護國際秩序的成本與風險。中國是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積極參與者和推動者,但現行全球治理體系的不公平性和不適應性日趨明顯,中國要維護的是公平、正義、合理的國際秩序,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創新。守正與創新的對峙現象還存在于具體的國際法領域。比如在WTO問題上,美國認為應當對WTO進行顛覆性的“破局”改革;中國則主張WTO基本的宗旨與原則保持不變。與在WTO領域美國對國際法的創新不同,在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領域其更傾向于“守正”。通過分析比較歐美在國際投資仲裁機制改革上的異同,可見美國堅持的投資者主導型改革路徑并沒有對既有機制形成較大改變,而歐盟提倡的常設仲裁模式則是東道國主導型改革路徑,構成對現有機制的創新與改變。

  不僅不同國家對待國際法守正與創新上有不同立場,同一國家在不同時期對國際法的守正或創新也存有對立的觀點。比如,近年來美國對某些多邊安排的背離是對現行國際規則下的全球化不滿,美國正通過各種途徑塑造全球規則,而被美國所背離的多邊安排有些也曾被美國所推崇。美國2012年雙邊投資協定范本對2004年范本所做出的若干重要修改,也是這一規律的實證呈現。

  二、國際法創新的起點:守正

  守正是國際法創新的起點。守正意味著遵從國際法的現代性,崇尚國際法的價值性和遵循國際法的規律性。守正意味著“推動各方在國際關系中遵守國際法和公認的國際關系基本原則,用統一適用的規則來明是非、促和平、謀發展?!?/font>

 ?。ㄒ唬┳駨膰H法的現代性

  首先,守正意味著必須承認國際法起源與發展歷程所秉具的基本特征,即國際法的現代性?!八^國際法的現代性,最核心的特征表達就是,在無政府社會之中,國家享有主權,彼此獨立,互不干涉,法律上資格平等。正是因為這些因素的存在,才沒有形成超越國家同意的規則,國家也就沒有義務去遵從其意志認可之外的規范或者體系”。國際法的正當性基礎在于國家同意,國家擁有商談、議定和遵守國際規則的權能。

  其次,守正意味著應當遵從利人利己與和諧共存的秩序構建思維。國家在追尋并構建一個國際秩序的同時,又出于利己主義而反對這一秩序。國際秩序起源于獨立的政治共同體的存在與共處。維護共存狀態,保持政治共同體的獨立,限制暴力以維護和平的原則、規則和制度使國際社會呈現秩序形態。國際法所鼓勵的并不是推翻國家體系而代之以更高的權威,而是在國際社會中實現共存與合作的目標。例如,在國際公共衛生體系改革中,作為國際公共衛生領域中基本原則和價值觀念的國際合作法律框架應予以保留和鞏固。守正須照顧各國的核心利益,避免依托強權推行規則。當國際法規則的運行危害國家的核心或根本利益時,國家便可能終止對于國際規則的贊同,“此后的情況就變成了一個政治層面的問題而非純法律問題”。

  再次,守正意味著回應已有的社會基礎。主權國家的并立共存、國家間利益與矛盾的交織、國際社會組織化趨勢以及人類日漸增長的共同需求構成了國際法存在和發展的社會基礎。國家的獨立并存及相互交往生成和發展了法律規則,實定國際法反映著各國共同的需求,表達著最低限度的共同價值?;谔囟ㄉ鐣A而衍生的國際法必然呈現一個“多向度的立體結構”,它回應著不同國際法主體在不同領域內所形成的規范需求,若干向度的國際法規則共同支撐起國際法體系。以國際貿易領域為例,在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回潮的情境下,我們需更加注意在改革過程中維持基本原則。

  最后,守正意味著弘揚平等相待、民主協商、互諒互讓、多邊共贏的精神,充分考慮弱國與邊緣化人口的利益。以當前業已形成的全球數字治理規則為例,其目標指向之一便是消弭國家間數字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這樣的發展目標應當在未來繼續得到遵循。國際法的發展歸根結底取決于主權國家對特定規范形式的動議、認同和接納。當代世界,國家主權原則仍然是國際社會最為基礎的原則,國際社會結構仍然是比較優勢、地位、發展階段、發展利益不同的國家的組合體,國際法的公正與正當也不能按照形式平等原則簡單加以衡量。當前的問題是承認國家主權基礎性和不同國家在全球性問題上有不同的利益前提下,不可將一部分國家的意志強加給另一部分國家。

 ?。ǘ┏缟袊H法的價值性

  和平、公正、共同繁榮、人權等價值和理念是國際法演進的動力和方向,它們指引著國際法的發展,國際法守正也必須延續過往國際社會探索貫徹此類價值的有益成果。

  守正要求國際法創新應當繼續弘揚正確的國際權力觀與利益觀,并持續推動國際制度的共商、共建和利益共享。國際社會必然是朝著反霸權、反強權的方向發展的,政治主導的“叢林”不斷地讓位于法律主宰的更為平等、公平的秩序。全球化締造了歷史上未曾有過的國際間的聯系網,各國的相互依存形成了利益紐帶,個體利益與共同利益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融合。隨之,國際權力分配格局的重構也可以通過維護共同利益的國際制度和機制來維持和調整,服從于共同利益在相當程度上便服務于自身利益。

  守正要求國際法創新應當繼續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事業,并在更高維度上鞏固和增強國際、區域間的多維度聯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也是聯合國的崇高目標。目標遠未完成,我們仍須努力。當今世界,各國相互依存、休戚與共。我們要繼承和弘揚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币詳底诸I域為例,尊重網絡主權、維護和平安全、促進開放合作、構建良好秩序等價值理念仍需要在治理過程中予以秉持,反對個別國家借安全之名行單邊之實,反對將數據安全等法律問題政治化。又如,在國際公共衛生領域,團結合作是戰勝疫情最有力的武器。國際社會聯系的深度和廣度已經遠遠超越過去,已然呈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態,這種狀態使得各國的共同立場、共同行動和共同利益更具有現實性和必要性,主權國家可以通過國際合作構筑和平、正義與共同繁榮的國際共同體。

 ?。ㄈ┳裱瓏H法的規律性

  守正還意味著遵循國際法的規律性,使國際法創新緊密地反映人類社會的規范需求和發展趨勢。法律不會被單個主體的意志和任性左右,它反映的是特定社會關系所決定的國家意志。同樣,現代國際法建立在國際社會結構之上,必須服務并適應于國際社會結構及其內容的客觀變化。

  第一,遵循國際社會的客觀需求,致力于為國際關系的適時調整提供行為依據與判斷準則,妥善地平衡國際法規則、制度的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之間的矛盾,并體現對相關行為最為公平且高效的規范調整。因此,國際法理念、規則及制度的創設主體必須以普遍、平等及意志自治的狀態參與國際造法,而呈現共同需求,挖掘共同同意,展開共同協商,促進共同遵守則是國際法生命力的重要保證。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積極推進國際法治合作,是習近平法治思想關于國際法治系列重要論述的核心要義之一,也是中國對建設國際法治的重要貢獻。但全球治理變革,“不是推倒重來,也非另起爐灶,而是創新完善”。要辯證、全面地看待既有制度設計在滿足國際社會客觀需求方面發揮的功能,以WTO為例,雖然面臨危機與質疑,但其仍能在國際多邊貿易體系中發揮作用。中國一貫以來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反對單邊主義。尤其是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借助WTO的多邊平臺能夠加強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合作。例如:在中美大國博弈背景下,維護多邊機制一方面可以避免由于大國之間雙邊機制供給不足而造成的媒介赤字,又能為“一帶一路”倡議行穩致遠提供穩定的多邊機制,WTO仍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國際社會合作的客觀需求。

  第二,遵循國際交往發展的客觀現實,通過創制新規、調整立場、淘汰舊規等手段實現國際法體系的更新。國際法的發展史顯示,各個歷史時期的國際法發展都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同時,國際法的“守正”不應忽視地域國際法的重要性,應當重點考察新的歷史條件下地域國際法的變化與發展。

  第三,遵循國際利益博弈的客觀狀態。國際法創新通過利益與主張的沖突和碰撞而形成,它是廣泛互動之下的博弈、協商與妥協的過程所導致的規范狀態。國際法是一種均衡局面的規范表達。因此,國際法的形成環節必須充分地反映相互沖突、互為對立的立場和觀點,方才可能形成較為公允且廣為接受的成果。發展中國家為縮小南北發展差距曾有一系列法律嘗試,雖然其推動通過的《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宣言》由于試圖全面挑戰當時的國際經濟關系而以失敗告終,但發展中國家的特殊與優惠待遇在WTO中得到了體現。WTO改革不能簡單地用經濟總量來衡量成員的身份,而要正視發展中成員在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產業結構和競爭力、區域發展層次、教育文化水平、社會保障體系、參與國際治理能力等方面與發達成員存在全方位差距。圍繞規則和制度展開的觀點碰撞、立場沖突及利益矛盾是國際法自我審視和檢驗的機會,而國際規則的遵行狀態是確認國際法合理性與正當性的重要尺度。國際法演進過程伴隨著力量的對立、沖突與協調,所以國際法的守正也必然經歷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過程。

  三、國際法創新的思維模式與路徑選擇

  推動國際法創新符合國際法發展的客觀需求,同樣是我國維護國家利益的可行路徑。中國推動國際法的創新需要從宏觀、微觀兩重維度出發,處理好守正與創新的關系,妥善處理各具體問題。

 ?。ㄒ唬﹪H法創新的思維模式

  1.妥善處理新舊機制、規則之間的關系。國際創新必須明確新設制度和既有制度之間的關系,明確二者之間究竟是取代、互補還是秉承。舉例而言,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設立與運轉中,相關機制與規則方面需要考慮其與世界銀行及亞洲開發銀行之間的關系。又如,在關于無人船舶是否需要專門立法的問題上,需要先行評估當前已有海洋海事制度的可適用性,后決定是否需要新設制度。再如,“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的建構與改革也要充分考量與現有爭端解決機制之間的關系。清晰地掌握新制度與舊制度的關系,有助于評估新制度的潛力和效果,調整和挖掘新制度的適應性和可持續性。

  2.促進國際法治與國內法治的良性互動。國際規則與國內規則如何形成良性互動。此互動是雙向的,一方面,國際法治的發展不斷影響著各國的國內法治。例如,UNCITRAL發布的《電子簽名示范法》和《電子商務示范法》對各國制定更為具體的國內法提供了重要的指引和幫助。又如,WTO法治在規范層面具有較強的輻射力,不僅間接影響成員方的內部法治建設,而且直接強制要求成員方遵守WTO規范義務。另一方面,國內法也可能會向國際社會傳遞諸多信號,也可以為國際社會提供范本,也有可能成為國際制度公共品的借鑒,很多國際的義務需要通過國內法來具體落實。例如,智利等拉美國家關于“200海里海洋權”的主張最終演化為海洋法領域的“專屬經濟區”制度。又如,新時代楓橋經驗也可依托“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等渠道為國際法的變革提供新思路。再如,中國是最早研究和實踐法定數字貨幣的國家之一,數字人民幣能夠幫助中國擺脫美元霸權,保護貨幣主權,也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應對美國的經濟制裁提供可鑒之道,同時為國際貨幣金融法的變革提供了有益思路。在國際法創新的過程中,需要注重國際規則與國內規則銜接,也要在準確判斷的基礎上,以國內法創設與應用聚集起示范效應,同時積極參與國際公共法律事務,積極貢獻凝結中國理論智慧與實踐經驗的規則或制度產品。

  3.充分考察“他山之石”與“前車之鑒”。國際法創新需要充分考察前車之鑒和他山之石。曾經的或現存的全球治理機制及其歷史演進能夠為新理念、新制度的誕生提供經驗和教訓。比如在深入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過程中,需要充分考察歐盟治理體系的起起伏伏,需要認真梳理布雷頓森林體系從興旺發達到日漸式微的脈絡。再如,聚焦到人工智能的規制,人工智能對國際法居民制度的挑戰可以從《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91條、《國際民用航空公約》第17—21條以及《外空公約》第8條對船舶、航空器和空間物體的一般標準中尋找一些參考甚至答案。再比如,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在擴大資金來源、開展項目評估等方面的成熟機制可以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所借鑒、采納。又如,考慮到IHR第43條與《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第20條第2款,以及《實施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協定》第2條、第5條在內容和目標上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可以考慮將WTO在相關實踐中業已形成的規則移植到WHO法律體系中,以協助判斷成員的某項臨時措施是否合理。

 ?。ǘ﹪H法創新的路徑選擇

  在宏觀方面的指導下,中國在主導國際法創新時亦需要注重方式方法,具體包括領域選擇、規范形式與推進模式的選擇、時機和成本的考量、國際關系民主化等維度。

  1. 領域選擇

  其一是在我國已有成功實踐經驗的領域進行創新。例如:中國對于數字貿易相關規則的探索已經積累了相當的實踐。當前,數字經濟正逐步成為推動區域經濟增長與國際經貿發展的新引擎,各國數字貿易規則制定領域的博弈也日趨激烈。為更好地促進我國數字貿易規則的有序發展,參與和引領國際數字經濟治理,我國應當積極參與國際數字貿易規則制定的雙邊、區域和多邊談判,根據國際規則及時調整國內數字貿易立法、司法、執法,促進國際、國內規則的協調;其次,我國應主動借鑒國際社會的立法經驗及先進做法,完善國內數字貿易立法,與此同時,充分發揮政府、企業、研究機構等多方力量的作用,加快開展數字貿易相關規則的創新研究,形成一套系統、完備的數字貿易法律規則,為國際社會提供可復制的經驗范本,提升我國在國際數字貿易規則制定領域的影響力,實現我國數字貿易立法與國際經貿規則之間的良性互動。又如,中國率先在WTO提出投資便利化議題,并已有引領投資便利化國際合作的制度基礎。以投資便利化為推動國際法創新的抓手,中國要推動盡早明確投資便利化議題的涵蓋范圍,可以僅將涉及投資政策的應用納入其中,而不包括市場準入、爭端解決等內容。在具體法律承諾方面,可以將簡化流程和提高透明度作為兩個主要方面。一方面,可以參照世界銀行歷年《營商環境報告》中指標簡化流程,設立投資項目一站式服務中心;另一方面,在投資立法和投資執法兩個層面提高透明度。推進投資便利化的最佳渠道是多邊進程,在WTO以外,聯合各成員提議由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負責解釋、監督、落實,制定指導原則的實施細則及技術性解釋,梳理現有規則中與指導原則相矛盾、不一致的內容,加以警示,督促其清理改進。

  其二是在亟待夯實基礎或開展改革的國際熱點領域進行創新。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造成了巨大的沖擊。當前,全球走向后疫情時代,疫情防治、經濟發展、穩定政局與對外博弈成為全球各國必須面對的“四重困境”。在國際公共衛生領域,成員國的合作義務應當予以進一步細化,并增加懲戒措施以保證執行。同時,需要通過更詳細的規定將其轉化為具體的法律義務。此外,WHO框架下各國在公共衛生危機期間可以采取的臨時限制措施及其要求需要進一步完善。IHR第43條規定了WHO成員國在應對特定公共衛生風險或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可以采取的臨時措施,并從符合科學原則、有充足的科學證據、遵循世衛組織的指示和建議等角度對于各國采取的臨時措施進行了一定的限制。但這些規定仍然過于模糊,不便于實際執行,需要進一步完善。

  網絡信息技術是全球研發投入最集中、創新最活躍、應用最廣泛、輻射帶動作用最大的技術創新領域,是全球技術競爭的高地?;ヂ摼W技術的演進、大數據的發展、人工智能的建設、區塊鏈的興起為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帶來了挑戰和機遇。隨著網絡空間的博弈日趨激烈,推進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變革,攜手共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需要有中國智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以人類共同福祉為根本,堅持網絡主權理念,推動全球互聯網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邁進,也強調國際網絡空間治理應該堅持多邊參與、多方參與。中國在制度上豐富了網絡主權的內涵,并推動了網絡空間國際犯罪公約的制定。又如,跨境數據流動、數據本地化、數字知識產權、數字稅收、數字貨幣等全球數字治理熱點議題同樣是國際法創新的重要領域。比如,提升中國在全球數據監管領域的話語權,可以考慮在RCEP及其他合適的區域性貿易協定落地的談判細則中,積極表達中國在跨境數據流動領域的立場和主張。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在跨境數據流動層面,RCEP要求各締約國嚴格限制數據本地化措施,僅將“合法的公共政策目標所必要”和“保護基本安全所必須”作為限制數據本地化的例外,該規定與CPTPP的規則有共通之處。但與此同時,RCEP對“各締約方對于通過電子方式傳輸信息可能具有各自的監管要求”的自由給予了充分的尊重,即明確規定締約方確認實施此類合法公共政策的必要性應當由實施的締約方決定。故RCEP中該規則的加入實際上更為符合我國關于跨境數據流動的立法傾向和監管立場。中國可以考慮在未來進行其他關于全球數字治理的國際經貿談判過程中,以“一帶一路”為依托,以近期簽署的RCEP為參考,合理借鑒RCEP中關于跨境數據流動監管的良好立法成果,以實現在國內法與國際層面全球數據監管治理規則的良性互動和融合。

  在公平問題日益突出、南北差距有待彌合、可持續發展事業面臨嚴峻挑戰的當下,國際金融治理領域普惠性、流動性、責任性的制度創新將凸顯更大意義。隨著數字人民幣的推出和應用,積極發展數字貨幣和分布式賬本技術,可為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改革提供了有效工具。中國可以積極推動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的建設,并推進該系統的創新和應用,維護國際貿易和金融的安全穩定。同時,積極推進國際綠色金融,對環保、節能、清潔能源等領域的項目投融資、項目運營、風險管理等所提供的綠色金融服務。

  2. 規范形式與推進模式的選擇

  國際法上硬法意味著相對較強的拘束力,是制度創設的理想模式。然而綜合考慮各國的合作意愿與前景,以及領域本身的強制可能性的情況下,軟法在很多領域能夠促進各國共識的產生與發展,發揮更好的作用。硬法談判成本高,修改難度較高,而軟法具有靈活性,軟法所涉及的主權成本或者約束小得多。軟法還是一種交流機制,各國可以通過這種機制相互傳達信號,最終推動國際經濟法的創新。以“一帶一路”倡議與國際經濟法創新為例,“一帶一路”倡議在理念謀劃、制度設計方面富有創新性和多樣性,豐富了硬法性質的國際經濟條約制度,是對二戰后美國等西方國家主導下的國際經濟法的范式創新。

  推進國際法創新要正確處理多邊與區域之間的關系。一方面要堅持多邊模式。多邊主義模式具有典型意義,是廣泛的容納性、成熟的商談平臺、順暢的溝通渠道、強有力的執行機制、權威性的形象表征。而在多邊模式出現現實困境時,更具靈活性的區域模式便可以發揮多邊模式的“墊腳石”作用。例如,可以通過健康絲綢之路和“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強化WHO的職能,使其在促進國際合作、打擊政治污蔑等方面能夠發揮更強的執行力。中國可以通過健康絲綢之路倡議,將WHO框架下新冠肺炎疫苗實施計劃中成員國互幫互助義務具體化,并通過“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保證其能夠切實得到執行。同樣,在國際投資規則欠缺有效多邊機制的背景下,RCEP等區域性協定亦能提供良好補充;在規制跨境數據流動的多邊規則難以達成的背景下,區域性的合作往往能形成具有更高可行性的方案。再如,在WTO語境下,協商一致的多邊貿易體制仍需維護和追求,但存在嚴重的瓶頸。通過協商一致方式,有選擇地采用開放式諸邊談判途徑迂回實現多邊主義,不失為推動WTO前行的妥協次優方案。

  當前,區域合作正呈現出勃興之態,借助區域合作組織的新平臺分析既有國際機制的新疴舊疾,往往會形成有益積累,如區域經貿協定中就投資爭端解決機制做出的創新,包括探討建立上訴機制的可能性、增加仲裁程序的透明度、增加爭端預防機制、有機引入新時代楓橋經驗等。針對不同的領域,要因時制宜、量體裁衣地采取不同的方式。國際社會的合作以多邊、區域和雙邊為主要方式展開,面對微觀領域的具體問題的特殊性需要甄別、比較各種合作方式的利弊,從而得出恰當的結論。

  就國際法創新的不同層面而言,中國的貢獻可以是在理念、原則或者規則等不同層面。從理念層面來看,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洞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入思考人類前途命運,在繼承和發揚國際法基本原則和精神實質、總結提煉我國在國際法領域成功實踐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重要理念,其核心內涵是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不斷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其蘊含著中國在21世紀對國際法社會基礎的新認識,是對既有的國際社會和國際共同體理念的進一步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國際法的支撐和助力,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又能極大推動國際法的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引導著國際法從國家本位向國際社會本位的方向發展,這一轉變關涉國際法基礎理論層面的變革。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指引下,很多具體國際法部門中存在著發展和創新的空間。習近平總書記倡導建設新型國際關系、共建“一帶一路”,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重義守信的正確義利觀,交流互鑒的新型文明觀等重要理念,極大豐富了我國在國際法領域的理念和實踐。從原則層面來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一個典型例子。再如,G20杭州峰會上提出的促進包容、強勁和可持續的貿易和投資增長。從規則層面來看,無論是在人權、貿易、投資、海洋、網絡等多元領域,中國都有可能主導相關的國際規則的創新。

  3. 時機選擇與成本衡量

  時機的選擇關系到創新供給的有效性和普適性。例如,新冠疫情強化了社會大眾對可持續發展的認識,秉承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國家在防疫和抗疫中取得的成效更為顯著。同時,疫情使人類生活方式、商業模式發生改變,為電子商務等議題的推進創設了良好的社會基礎,削減了合作的成本。在疫情下,加速推進數字貿易、發力“數字基建”、構建“數字絲綢之路”能夠對沖疫情對貿易的影響。又如,在WTO改革中,國有企業問題所涉及的問題之一便是競爭中性規則,總體而言該規則目前仍然是具有概括性的規定。中國在與WTO其他成員方討論該問題時,可以借機一并討論“所有制中立”問題,反對因企業所有制的不同而設置不同的規則,反對在國際規則制定中給予國有企業歧視性待遇。在推動競爭中性規則達成的時機與方式選擇上,可以考慮采取由易到難的承諾方式,設置不同時間的過渡期。

  國際法不僅是規則體系,也是話語體系,中國應當注重通過國際法話語創新,從而引導國際法律制度的演進。當前,美國在背離多邊機制的同時也在輸出并重塑全球規則,主要方式是國內法、雙邊協定及區域協定。我國應當對美國的重塑行為引起警覺,不放棄可能影響新規則創設的各種機會?!耙粠б宦贰苯ㄔO、“金磚五國”合作等,可能是中國創設話語的重要機會。

  中國追求的并非對既有國際秩序基石性制度的挑戰,而是通過合作和磋商進行漸進式的、能夠給發展中國家及美國等發達國家同時帶來效益的變革??疾鞖v史上國際秩序重大變遷的案例便可得知,塑造國際秩序需要超強的綜合國力、和平的變遷手段、足夠多的重要國家的支持,并且需要遵循從區域到全球的路徑。這些條件并非為時下的中國所全然具備。因此,戰略上,中國應全面評估各方面的成本與風險,避免陷入“戰略過于擴張”和“戰略透支”。戰術上,中國應當秉持東亞優先的原則,正確定位國際身份,努力打造超強的國力、領先的科技水平。唯有此,中國才能在時機來臨時以可預見且適當的成本付出,把握住創新國際法規則體系和話語體系的時代機遇。

  4. 秉承共享共商共建的國際法治觀,注意國際關系民主化

  全球治理所依賴的規則與共識要容納更多國家的認同和參與,國際法創新不能由一個或幾個國家發號施令,而要依照各國共識。封閉排他的“小圈子”可能對聯合國等多邊機構的權威性和有效性產生破壞,無益于人類應對共同挑戰。國際法創新的重要領域,諸如國際貿易規則、數字治理規則、國際公共衛生治理規則、全球金融治理等需要關注國際社會的共同聲音,可以通過加強國際金融的普惠性,避免小國窮國陷入缺乏資金發展的惡性循環,加強定向扶貧力度。在數字鴻溝對廣大發展中國家提升自主發展能力形成重要阻礙背景下,發達國家應依托自身數字經濟發展優勢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充分協助,提升發展中國家自主發展能力,并在數字經濟和貿易規則的談判中堅持包容性的原則,平衡地反映各方訴求?!?1世紀的多邊主義要守正出新、面向未來,既要堅持多邊主義的核心價值和基本原則,也要立足世界格局變化,著眼應對全球性挑戰需要,在廣泛協商、凝聚共識基礎上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體系?!?/font>

  四、國際法創新的中國模式定位

  當前,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西方大國的經濟構成和產業結構已經不足以支撐其在國際權力體系中所享有的傳統政治地位,國際社會呈現出發展中國家上升勢頭明顯、發達國家經濟復蘇乏力的狀態,國際力量對比正在發生近代以來最具革命性的變化。毫無疑問,大國在國際關系中舉足輕重,其興衰常常導致國際關系結構性變化。既有大國與新興大國的碰撞與交流是當今世界最為引人關注的議題,它們本身對國際法存在巨大影響。作為正在快速發展中的新型大國,中國現象、中國實踐及中國立場為研究新興大國與國際法之間的關系以及國際法創新提供了理想樣本,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國際法確實發生了一場“悄悄的革命”。作為新興大國的中國需要在國際法創新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ㄒ唬┬纬梢幏对捳Z,引領規則創新

  權力分布與制度生成是秩序衍生、存在和變化的關鍵因素,大國在國際法層面的創新力與其在國際秩序中的影響與作用緊密相關。常有情形是,制度化程度與秩序穩定性、延續性呈現正向相關,制度被內化的程度越高,秩序越穩定?!爸贫茸冞w的核心動力是通過權力的選擇和支持將一些特定的觀念變成制度”。因此,國際法創新是大國參與并變革國際秩序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與關鍵能力。

  大國須能夠調動國際共同體內部的綜合性互動因素,使它們參與并貢獻于國際法的創新過程?!叭祟愃幹鐣淖罱K單位不是國家、部落、帝國、階級或黨派等團體,而是在某種意義上永久且不可毀滅的個人”。正因為如此,世界各國人民交往的依歸不僅來自國家或政府間的協議,政策、規則及其所產生的法律調整,也來源于人民的國際交往活動所產生的規范需求與期望??鐕髽I、社會團體和個人的交往營造了國與國之間的真實的依存度,國家需要為便利和鞏固國際交往活動創立恰當的規范框架,以容許它們的共同利益以及共同體的價值得到維護。全球化時代,國家對跨境經濟、技術、信息和資金流動的控制逐步減弱,非國家行為者在國際法的形成過程中的作用日益增強。國際共同體概念的意義在于提供國際法運行和發展的社會學基礎,綜合性互動因素是國際法創新的最為積極的動量。國際法強國具有調動綜合性互動因素參與國際話語的生成、塑造以及引領國際規則創新過程的能力,這不僅將增強國家促進國際法創新的智識動力,也有助于夯實國際法創新的社會基礎。

  話語生成和塑造是國際法創新的前奏和基礎,它能夠為國際法創新設置氛圍,積蓄支持國際法發展和變革的力量。作為新興大國,中國在國際或全球治理進程中正在發揮著愈發重要的角色,但常有的情形是,中國的努力面臨來自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猜疑、誤解甚或有意限制,這里除了中國自身強大所造成的壓力之外,關鍵在于中國仍然面臨著話語表達欠充分的問題。??碌脑捳Z權理論指出,“話語并非僅是斗爭或控制系統的記錄,亦存在為了話語及運用話語而進行的斗爭,因而話語乃是必須控制的力量”。話語能夠為規則的創造或變革提供可行性與合理性支撐,更能夠使規則蘊含國際道義與正當性。國際法創新首先是圍繞話語展開的提議、論證、協商、說服與實施過程。國際法話語蘊藏國際法創新的潛在可能性,話語形成能力代表著大國引領國際法發展的“動能”,國內法規則與法律實踐的國際化或廣泛推廣便是國際法強國的典型特征。

  國際法話語能夠轉化為國際法規則,受制于話語與國際社會規范需求的契合程度,取決于其本身所體現的價值性與可接納程度,但首先源自國內法治理論與實踐能夠生成話語并演化出優秀的規則。國際規則往往源于國內主張與行為的規范化與國際化,話語權也由大國在相關治理領域中話語與規則的生成能力凝聚而成。這種話語或規則的生成能力依托大國的綜合實力,至為關鍵的是提出動議或主張并使其合法化的法律實力。具體而言,法律實力體現為立法、執法和司法的豐富且成熟的規范實踐,包括國內法的域外適用,也包括可供移植通用的示范規則及其解釋和適用方法。由于國內法會對國際法的發展產生影響,使得國際法多元化特征增強,大國都注重從國際視角塑造本國的法律體系與法律實踐,強化國內法治在型構國際法體系中的角色與作用,最終達到主導話語、引領創新的目標。例如:作為數字經濟的先發國家,中國數字治理的經驗和實踐為引領和掌握數字法治話語提供了機遇。數字經濟中所涉的數字(設施)本地化、數字貿易市場準入、跨境電子商務、數字支付、數字經濟爭端解決機制、數據安全、數字鴻溝等方面,我國應高度重視這些議題上的國際態勢,打造開放包容的示范性規則,引領規則的創新。

 ?。ǘ┗貞幏缎枨?,推進國際法治

  國際法創新應當直面國際社會新生的規范需求,這考驗大國在面對全球治理議題時的規范反應及回應能力。全球風險社會和共同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政治對立與觀點分歧,人類生存危機所產生的規范需求將全球意識、協同意識及行動意識注入國際法創新進程。但毫無疑問,既有的全球治理體系是不合理的,新興國家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在相當程度上被排斥在有效的治理機制之外,經濟發展、貧困削減、環境保護、氣候變化等領域面臨危機。面對國際社會的規范需求,通過國際法創新予以及時、有效的應對構成了國際法體系穩定性、合法性的基礎。

  國際法創新應當抵制實力導向、強權政治與單邊主義的回潮,通過激活規則的有效性推動國際法治的深入發展。強權的起伏常常帶來國際關系的演變,在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大國崛起的背景下,國際法的應用既有挑戰也有機遇,挑戰主要在于當前缺乏有效的管理強權的機制,機遇在于新興國家的崛起將使得國際社會更加民主化。全球治理旨在貫徹共同價值,追尋共同利益,而享有較大權力份額的大國在這種社會狀態與基礎中更適于展示其規范回應能力,話語霸權、程序控制和議題設置則都會使這種意識形態轉變為國際法的基本價值,在其國內法治實踐與國際輻射力的基礎上推動國際法創新,創制良法,推動善治。與此同時,國際法創新應當反對借國際法的名義推行霸權、強權或進行政治操作的傾向。國際法是國際秩序的“壓艙石”,國際社會不存在統一的法治模式,也不存在原理性的法治判準;國際法創新要在國際法基本原則基礎上展開,關注最為迫切的和平、公正與發展問題,使最為邊緣的國家與最為底層的人口都能夠享受國際法治的建設和發展成果,這是國際法創新最為迫切的領域,而大國在這些領域最有發言權,也最有可為。

  國際法創新應當著力國際社會對創新性理念與制度的認同與支持?!袄鏇Q定國家的政策行為,而認同指引著利益前進的方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人民深知,中國發展得益于國際社會,愿意以自己的發展為國際發展作出貢獻。中國對外開放,不是要一家唱獨角戲,而是要歡迎各方共同參與;不是要謀求勢力范圍,而是要支持各國共同發展;不是要營造自己的后花園,而是要建設各國共享的百花園?!闭w而言,中國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利益攸關者”,中國將以兼具包容性與自身特色的治理思維與治理方式貢獻于人類社會的共同利益。中國貢獻的主要方式是創新發展國際法體系,促進更具道義凝聚力、道德感召力、法律拘束力與現實執行力的國際規則與國際制度的形成和完善,以此促進全球問題的有效應對,推動各國和平共處,共同繁榮。作為新興大國及國際秩序良性重構的主力軍,中國將推動全球治理朝向公平、合理的方向發展,通過國際法創新成為國際秩序發展的正向力量。例如:中國應當合理完善WHO規則,進一步增強WHO在全球衛生治理中的主導作用,助力推進以信息共享原則加強對流行疾病信息共享平臺的建設,以國際協作原則提高各國對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應對和管理能力,以結構性改革為原則強化WHO的執行能力。

 ?。ㄈ┱故局卫硖厣?,強化國際共識

  塑造國際秩序需要超強的綜合國力,主導國必須能為其他國家提供有吸引力的思想。國際法創新必須注重理念、制度與規則的吸引力、適應力和獨特性,它們要具有廣泛的正向外部性,展現中國社會治理的成果,為國際問題的解決提供共贏互利的視角與方案。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具有強烈的問題導向與責任意識,它將國內與國際問題加以綜合,從更高層面去衡量國家本位主義所無法衡量的問題。中國的國際法理論與實踐需要展示并傳播中國法治成就,始終秉持百年法治進程所形成的兼收并蓄但獨具特色的觀點、立場與方案。

  第一,國際法創新需要堅持開放、多邊的姿態和立場。在西方發達國家普遍糾纏于全球化好壞的爭論時,中國堅定地支持多邊、開放且平等、互惠的全球經濟體系。中國不僅面向世界開放國內市場,而且依托“一帶一路”倡議積極謀劃提供其他有效的公共產品,彌補經濟、貿易等治理領域國際公共產品的重大缺口與既有缺陷,務實地推動雙邊和地區合作,成為發展中國家發展壯大的堅實依靠和重要合作伙伴。因此,中國的發展不能與發展中國家脫鉤,中國應當繼續堅持發展中國家的身份觀念和身份認同,不能脫離發展中國家這一最廣大的國際社會基礎。

  第二,國際法創新需要延續新中國構筑共同體的事業,并將該事業在新時代推向更高水平。中國成為新型全球化的引領者將重塑發展中國家和中國的關系,顯著提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能力。

  第三,國際法創新應當體現新興大國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擔當與關鍵角色,將國際民主與包容性發展的訴求貫徹到規則創新和發展過程中。此前,部分發達國家學者與政府官員在分析全球治理問題時,鑒于對新獨立的民族國家在建設能力方面的擔憂,并未給予發展中國家視角足夠的重視。而中國將會注入發展中國家的國內國際訴求。這有助于矯正傳統的全球治理中缺乏發展中國家因素的局限。

  第四,國際法創新應當順應經濟一體化、法律趨同化以及治理結構立體化的潮流,在制度創新、區域協同、新興領域法治等方面發揮領軍作用。中國應當在深化國際經貿合作的基礎上,推動多邊和雙邊合作深入發展。

  第五,國際法創新應當立基于國內與國際兩個大局的關聯互動,依托于國內法治與涉外法治的統籌推進,把握新時代世界變局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所代表的實踐邏輯,遵守中國特色國際法理論和實踐成果繼承與發展、接續與創新的歷史邏輯,因循以我為主、兼蓄東西并致力于打造國際法治、全球治理中國方案的理論邏輯,在國際法創新發展過程中實現時代特征、歷史傳統與中國特色的高度統一。特別地,新時代中國法治與國際法治建設具有明顯的同時性,涉外規則、制度和機構的創新與中國國際法創新存在觀念、內容、效果上的緊密聯系,推動涉外法治建設與國際關系法治化并駕而行,協調推進國內治理和國際治理是國際法創新得以成行的重要保證。因此,中國國際法創新需要逐步完善涉外法律法規和法律服務體系,增強創制和運用國際規則的國家能力與人才儲備,提升參與、引領國際法治和促進國內外法治互動的理論蘊藏和實踐基礎。在方法論層面,國際法創新應當注重對現有的、較為成熟的國際法方法的整理、歸納和總結,特別要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作為分析國際法問題的根本方法,建立起以馬克思主義經典觀點為邏輯起點的、以中國特色實踐為基礎,為中國發展服務的國際法方法論體系。

 ?。ㄋ模┓沾髧饨?,助力法律斗爭

  政治上有利,道義上有理,法律上有據,這是外交的最佳狀態,而讓公平正義在國際關系中王道浩蕩,則是現代外交的一大目標。深刻認識和用好國際法,對于捍衛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對于維護世界和平穩定與發展繁榮、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都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國際法在外交實踐中的實現國家利益、鞏固外交成果、消除前進障礙、落實遠大目標等功能需要在新時代繼續發揮。國際法乃大國發展之制度重器。從現實觀照的角度考慮,對國際法進行創新不僅有利于一國在國際社會重獲得更多的資源和利益,同時也能夠增強國家獲取這些利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在很大程度上減輕其在成長時所面臨的困難與阻力。國家成長的道路從來都不缺少危險與挑戰,霸權國家的壓制、大國聯合抗衡以及弱小國家的警惕注定使得只有少數國家能實現崛起。掌握國際法創新的時機,巧妙地將國際法創新與國際局勢相結合,才能更好地利用國際法維護自身利益,同時使自己的意見可以更好地被國際社會傾聽和接受。比如:鑒于美國將美元政治化與武器化,中國參與推進的“去美元化”一系列措施,對于服務大國外交、助力法律斗爭,都大有裨益。因此,國家利益是國際法創新過程中最為國家重視的因素之一,一國為維護本國國家利益會推進國際法創新?!傲⑵撇⑴e、滌舊生新”的大變局演進之道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漸進過程,也是曲折的過程,西方傳統國家對此種發展形勢充滿焦慮,試圖通過經濟制度、文化優勢、政治安排來遏制和打壓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勢頭,保持其在國際關系中的優勢地位。國際法的創新也能讓我們更好地參與到當前的法律斗爭當中,堅定捍衛我國核心和重大利益,有效地管控爭端。同時,國際法創新應當尊重各國的文化多樣,促進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鑒。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話語體系是對中國外交的文化語境、價值理念和政策實踐等的表達,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文化和意識形態沖突經常是爆發爭端紛爭的導火索。包容互惠需要建立在文化交流、文明借鑒、相互理解的基礎上?!拔覀円獦淞⑵降?、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币虼?,國際法創新應當妥善處理不同文明之間的關系,促進包容互鑒、文化交流、尊重文化多樣性,實現文化“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目標。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重要任務是從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把中國的前途命運與世界的前途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中國一直致力于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尊重并推動世界文明多樣化。國際法創新應當體現國際社會結構與國際關系的發展,特別是遵循中國與世界國家的新變化。當前,國際格局“東升西降”,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整體力量上升,中國的崛起成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最大的變量。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已進入新階段,國際法創新應在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中發揮出重要的保障作用。

  結語

  國際法創新是源自國際力量升降、秩序重構和時代嬗變所產生的國際法實體內容和方法論層面的回應性過程。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國際秩序調整的規范格局加速迭代,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規范需求日益增長,國際法的理論和實踐創新已然成為一個兼具歷史性和現實性的關鍵命題。法律的動態性是理性主義法律觀的一種映現,既有外在驅動,也有內在助力,而法律創新是實現這種動態性的進路。在全球治理時代,法律動態性的表現愈發顯著,是國際法規范系統與運行系統之間不平衡性的衍生品和應對方案。

  法律守正與法律創新的辯證關系是法律成長過程中不可忽視的一組關系。挖掘守正的國際法內涵、分析守正與創新的辯證關系,是推動國際法創新的基礎。在國際法維度,守正意味著遵從國際法的現代性與規律性,崇尚國際法的價值性;創新則往往基于各種動因,包括全球治理、國際格局、國家利益、新型疆域都是推動國際法創新的動力。借助守正與創新的統一,可以使法律朝著良法的方向發展;正視守正與創新之間的差異與獨立,則可以明晰影響法律成長的不同因素。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要論述包含著國際秩序和國際法“變”與“不變”的哲學蘊意,傳遞著國際法在時空聯系、新舊傳承與內外互動方面的理論訊息。對中國而言,國際法創新既是參與和引領國際秩序調整的規范性任務,也是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價值性引領,更是提高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統籌能力的主體性使命。

  國際法創新是中國參與和引領國際法治進程和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重要支點,也是構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際法理論體系和實踐格局的必然選擇。大國在國際關系中居于重要地位,是國際關系結構發生變化的影響因素。作為新興大國,中國在國際法創新中需要扮演這樣的角色:能夠形成引領創新的規范話語,能夠回應推進國際法治的規范需求,能夠在強化法治基礎的過程中展示治理特色。國際法的創新要與客觀需求契合同步,新舊規則銜接的歷史維度、國內外法治互動的內外維度以及往今機制考察的現實維度,都是推動國際法創新需要沿循的思維框架。而國際法創新的具體路徑,則要在領域層次、規范形式、時機成本、推進方式等方面做好選擇衡量。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潮流之中,國際法規范的守正與創新既是“物競天擇”的適應性篩選,又是“人工引導”的前瞻性謀變,是變革中的國際社會恒久面臨的一個論題。中國不僅要應對大變局,而且要籌劃大變局、塑造大變局。通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指引,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在宏觀上推動國際法理論的守正創新;通過在各具體治理領域不斷總結實踐經驗、形成規范要素進而實現話語引領,推動構建中國特色國際法理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國際法治保障。(注釋略)

作者簡介

姓名:趙駿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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