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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經濟學的興起及其與新古典經濟學關系的演變
2021年06月21日 15:1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那藝 賀京同 字號
2021年06月21日 15:1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那藝 賀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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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為經濟學的興起及其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拓展,成為當今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重要演變趨勢。然而,早期的行為經濟學與占據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卻呈競爭關系,一度導致行為經濟學邊緣化。但近30年來,二者的關系從競爭走向互適,并以新古典經濟學的拓展形式被廣泛接納與應用。

  一、行為經濟學的緣起:新古典經濟學主觀主義研究的困境

 ?。ㄒ唬┰缙谛鹿诺浣洕鷮W的主觀主義研究與困境

  考之歷史可見,主觀主義的研究傾向在英國古典經濟學時代就已顯端倪。然而,彼時心理學尚未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無法為經濟學的主觀主義研究提供可靠的實證基礎。因此,古典經濟學只能將其理論體系更多地建構于“客觀”法則之上,強調技術與生產條件對經濟現象的決定作用,對于經濟系統中的人的主觀心理因素,僅停留于對自利動機的簡單描述。

  然而,進入19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現代心理學在德國的興起,心理學作為獨立學科的地位逐步確立,這使得以斯坦利·杰文斯、卡爾·門格爾等為代表的“邊際革命”者,有機會借鑒這一新興學科的實證證據,構建新的基于主觀主義方法的經濟理論。

  在這種早期的新古典理論架構下,效用的可量化測度一再受到強調,但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新古典經濟學并未發展出一套測度效用的經驗方法。這樣一來,整個新古典經濟學將變成建立在不可檢驗假說之上的空中樓閣,其提出的一系列經濟學命題將難以具備可靠的實證依據。

 ?。ǘ┖笃谛鹿诺浣洕鷮W的主觀主義方法轉變與問題

  從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初,美國本土興起的行為主義心理學,并不關注心理變量的測度和分析,而是以探索人的行為規律為研究目的。在行為主義的影響下,20世紀前半期的新古典經濟學逐步放棄了對效用的測度與考察,轉而試圖將理論建立在可實際觀測的經濟行為之上。新古典經濟學從內省式心理學轉向行為主義心理學,實際上體現了其主觀主義研究方法的轉變,并具備了新的實證基礎來源,即現實中可觀測的基于個體主義框架的經濟行為,而這也是計量檢驗方法得到迅速推廣的原因之一。

  然而,這一過程卻不乏強有力的質疑之聲。其中,早期的批評者主要來自深受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影響的美國老制度主義者。他們對個體內在心理活動的推測與描述,明顯區別于新古典經濟學的行為主義研究方式,由此導致的對經濟波動的不同解釋,甚至引發了其后數十年間凱恩斯主義者與新古典經濟學之間的理論爭論與政策觀點分歧。這些不一致的聲音并未給出一個切實的研究心理過程的可操作方法,因此無力影響新古典經濟學在實證基礎上的行為主義趨向。

  二、行為經濟學的產生及其與新古典經濟學的競爭

 ?。ㄒ唬┬袨榻洕鷮W的產生

  一些新的經濟實踐問題,也要求經濟學家必須通過考察個體的內在心理過程,才能提出解決方案。這自然促使部分學者重新反思新古典經濟學的行為主義趨向,并嘗試基于認知心理學來重構經濟學理論的實證基礎,從而催生了行為經濟學。

  早期的行為經濟學家以喬治·卡托納與赫伯特·西蒙為重要代表人物??ㄍ屑{首次使用“行為經濟學”的術語命名其研究。西蒙開創了組織行為和管理科學兩大學術領域的研究,并嘗試通過在探計算機算法中嵌入認知機制,模擬個體經濟行為背后的心理過程,以圖提出一個有別于新古典經濟學的更有效的個體決策建模架構,即西蒙意義下的行為經濟學。在早期行為經濟學家的努力下,最遲于20世紀60年代,行為經濟學作為新興領域開始正式步入學術研究視野。

 ?。ǘπ鹿诺浣洕鷮W的挑戰

  由于行為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在主觀主義研究方法上存在差異,因此二者的分歧實則是由不同的心理學實證基礎造成的。在新古典的行為主義理論體系下,個體的經濟行為被置于“刺激—反應”模式之中來理解,并借助“效用最大化”的目的性模型,表述從“刺激”到“反應”的“中介過程”,這一邏輯鏈條的完結被稱為“理性行為”。然而,早期的行為經濟學家卻基于認知心理學視角。

  當這些早期行為經濟學家正形成其批判性觀點時,同時代的新古典經濟學卻仍僵化于行為主義心理學取向,因為這有利于構建一個基于一般均衡的分析體系。在新古典經濟學家眼中,均衡是任何經濟學模型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對經濟行為進行比較靜態分析的重要前提。只有具備完整的均衡分析體系,才能使經濟學如物理學那樣擁有嚴密的邏輯結構。

  在“形式主義革命”的推動下,新古典經濟學在20世紀50年代加快了數學化進程。這使得新古典經濟學迅速占據了經濟學的絕對主流地位。創刊于1972年的《行為經濟學雜志》(Journal of Behavioral Economics),被視為行為經濟學話語地位上升的標志。隨后,行為經濟學開始步入一個快速發展時期。行為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逐漸由分歧走向互適,促使原有的以新古典為核心的主流經濟學在內涵上得到擴容。

  三、行為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的關系轉變與互適

 ?。ㄒ唬┬袨榻洕鷮W的方法論調整

  面對來自“形式主義革命”的沖擊,一些新生代的行為經濟學家開始思考,應當如何調整行為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的關系。他們尋找一個新的研究起點,在實驗室條件下考察個體行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理性行為”模型。但這類實驗最初卻是由心理學家沃德·愛德華茲發起的,盡管其初始研究動機并非直接作用于經濟學領域,但客觀上卻促成了行為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的關系調適。

  愛德華茲及其同事實施了一系列被稱為“行為決策研究”的實驗。他相信,由于選取的實驗對象可被看作潛在的理性者,因此大部分偏離“理性行為”的實驗結果,都應是帶有均值回歸特征的難以預測的隨機誤差。然而,在年輕一代學者的實驗中卻發現大量違背“理性行為”模型的行為偏差是系統性的并且能夠預測,其中尤以特沃斯基及其合作者丹尼爾·卡尼曼的系列研究最具代表性。

  卡尼曼提供了一條新的處理思路,不要糾纏于“理性行為”模型是否正確,只需將其視為個體行為的某種“規范性”模型即可。他由此推斷,系統性的“認知失誤”在某種程度上可視為人類決策過程的給定特征,研究者的工作在于考察個體何時、怎樣以及為何會由“認知失誤”而偏離規范行為,這逐漸成為新生代行為經濟學者普遍采取的研究思路。

  上述這些研究盡管在形式上更應被劃作認知心理學范疇,但在內容上卻與經濟學的若干基礎性議題關聯密切。與早期行為經濟學相比,這些新生代的行為經濟學家在方法論上做出了兩方面的重要調整。(1)在理論的表述上,盡量采取與新古典更為接近的表述形式。(2)在處理與新古典經濟學的關系上,將新古典的“理性行為”模型視為一種理想情形,可作為一種參照理論或零假設。

  自此,行為經濟學開始逐步對其早期的研究方法與理論架構進行調整,無論在理論的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嘗試將自身表述為新古典經濟學的拓展形式而非替代形式。

 ?。ǘ┬鹿诺浣洕鷮W自身的發展問題與回應

  20世紀70年代后,新古典經濟學在將其運用于各個具體研究領域中遭遇了嚴重瓶頸。如在宏觀經濟學方面,以小羅伯特·盧卡斯和托馬斯·薩金特等為代表的一些學者,通過在一般均衡理論中引入時間、不確定性、預期等因素,發展出所謂的理性預期均衡,用于宏觀經濟分析,并試圖對“石油危機”以來西方世界揮之不去的“滯漲”現象給出主流學派的解釋。另一相似情形見于與新古典經濟學密切相關的解析博弈論。盡管其所基于的納什均衡不同于一般均衡分析,但它卻假定博弈的參與者具有無限認知能力,這在本質上仍然是行為主義的。

  新古典經濟學的行為主義信條還被金融學研究深度接納,此即20世紀70年代以來尤金·法瑪等倡導的有效市場假說。行為經濟學主張對個體投資者的行為建模,應引入認知心理學變量予以處理,尤其是直覺推斷法、判斷偏差和決策參照系等內容,試圖對基于計量檢驗方法的經驗證據與有效市場假說之間的差異,進行描述與解釋,此即行為金融學得以產生和迅速發展的內在動因。

  當新古典經濟學試圖將其分析體系擴展用于更多問題領域時,就不可避免地受限于它的行為主義心理學本質,不得不轉求認知心理學的方法與依據, 從而與行為經濟學在實證基礎上達成了潛在一致。這促使新古典經濟學開始考慮與行為經濟學的合作可能。在此背景下,各種學術資源開始向行為經濟學傾斜,尤其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相關學術期刊和出版物陸續創辦和出版,以行為經濟學為主題的學術活動日益頻繁。

  貫穿整個20世紀晚期及至21世紀以來,大量新生代學者被吸引至行為經濟學領域的研究。這些學者大多接受了由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所倡導的方法論,在確定性選擇、風險選擇、跨期選擇、利他選擇等問題領域發展出了一系列以新古典情形為參照系的描述性理論,使行為經濟學的理論內容日益豐滿,并逐漸與新古典經濟學形成了相互映照的綜合性理論體系。這些發生于經濟學基礎教學之中的調整,深刻反映了新古典經濟學主流地位的相對弱化,及其與行為經濟學的融合之勢。

  四、行為經濟學對新古典政策設計的拓展

 ?。ㄒ唬┱咴O計的理論思路拓展

  戰后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下的政府政策設計,主要以“理性行為”模型為前提,將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作為設想中的政策干預對象。然而,這種干預思路未考慮個體決策背后的認知進程,其政策效果往往難以實現。這意味著政策設計的理論基礎,應從行為主義向認知主義拓展。

  作為認知心理學家兼行為經濟學家,卡尼曼與特沃斯基認為,如果可構建合理的任務環境來“干預”個體的認知進程,那么就能推動其行為向“理性行為”趨近。這一思想啟發了他們的重要學術伙伴、美國芝加哥大學商學院教授理查德·塞勒。塞勒提出了一套立足于“參照系”的系列描述性理論,即著名的心理核算理論(mental accounting theory),探討外生的“參照系”對個體的信息感知、信息歸類與信息復核三個認知階段的影響。逐漸形成了關于政策設計的新理論思路,通過改變那些能夠影響個體“參照系”的外生變量,可有效引導市場主體選擇那些福利水平更高的行為,或是達到更優的資源配置方式。這種政策設計被形象地稱為“助推技術”(nudge techniques)或是“選擇情境構造”(choice architecture)。

  近十多年來,塞勒等行為經濟學家所倡導的“助推”式政策設計,已在多個國家引發關注并用于實踐,可視為行為經濟學當前最為矚目和最有潛力的發展內容之一。拓展了新古典的政策設計理論與政策工具箱,同時由于無需采用傳統的實物或貨幣激勵措施,又在一定程度上節省了社會執行成本。

 ?。ǘ┱咴O計的實證基礎推進

  行為經濟學所依賴的認知心理學,在最初卻難以為此提供清晰的實證證據指引。為了突破在表述認知機制方面的局限性,認知心理學在20世紀50年代末出現了借鑒神經網絡,構建認知模型的新趨勢。即通過效仿神經元相互聯結的特性,以網絡整體活動來類比人的認知機制,對人類認知活動的形成過程進行揭示。這為行為經濟學提供了一種可能,通過構建一個內含多元認知系統的一般性模型,表達個體的認知機制。

  這種處理認知機制的方式,一方面使新古典與行為經濟學在更堅實的認知科學實證基礎上得到統合;另一方面也為行為經濟學強調的認知干預政策,提供了自然科學層面的證據支撐。

  結語

  行為經濟學突破新古典的行為主義研究框架的局限,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分析前提推進至個體認知層次。一方面,新古典理論面對日益復雜的社會經濟關系,其單一的理性經濟人模型難以應對新的實踐問題;另一方面,心理學、認知科學、神經科學等自然科學領域新的研究成果不斷涌現,為新古典經濟學重構實證基礎提供了可能。這兩方面因素共同主導了行為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關系演變的歷史邏輯,使二者逐步由競爭走向互適與統合,充實了西方主流學派的主觀心理分析。

  借助行為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的實證基礎萌生了從唯心主義向直觀唯物主義的轉向。但其主觀主義的研究,本質仍是以個體主義理解經濟現象,未能揭示制約個體行為的社會歷史條件。

 ?。ㄗ髡邌挝唬耗祥_大學經濟研究所?!吨袊鐣茖W》2019年第5期,中國社會科學網 閆琪/摘)

作者簡介

姓名:那藝 賀京同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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