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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路徑”與國際關系理論建構 ——對國際關系學科史上“第二次論戰”的再思考
2021年06月21日 10:58 來源:《國際政治研究》2021年第1期 作者:陳小屋 字號
2021年06月21日 10:58
來源:《國際政治研究》2021年第1期 作者:陳小屋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長期以來,學界對國際關系學科史上的“第二次論戰”存在誤解,實質上這場論戰圍繞如何對國際關系進行理論化概括展開,“經典路徑”和“科學路徑”的信奉者分別構建了不同形態的國際關系理論?!敖浀渎窂健睒嫿ǖ睦碚撌且环N哲理性思想,它由一系列有關國際關系且彼此間密切聯系的普遍性命題構成,其重點是展示對國際關系中心問題的哲理思考;“科學路徑”構建的理論是一種簡潔的理論模型,它由一整套彼此聯系且清晰扼要的假說組成,其重點是揭示特定研究領域的組織原則和內在邏輯。兩種形態的理論各有特殊價值,難以相互取代?!翱茖W路徑”在理論構建過程中離不開“經典路徑”的思維工具,這有助于破除以單一的實證主義標準來衡量理論合理性的觀念。

  關鍵詞:國際政治理論;經典路徑;科學路徑;國際關系理論;第二次論戰;學科史

   作者簡介:陳小屋,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現代國際關系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一門以理論構建為主要導向的學科,國際關系理論不僅提供了有助于理解和認識國際關系實踐的分析框架,而且是展示國際關系學科發展基本態勢的一個重要窗口。正因為如此,國際關系學科的發展往往以大論戰形式表現出來,其中比較著名的論戰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論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經典路徑”(classical approach)與“科學路徑”(scientific approach)的論戰;冷戰結束前后發生的“理性主義”(rationalism)和“反思主義”(reflectivism)的論戰。雖然這些論戰的具體議題和表現形式各不相同,但參與了這幾次論戰的國際關系研究者都試圖通過對國際關系研究的屬性及國際關系理論的本質進行討論,探明研究國際關系的合適路徑,進而影響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方向。(1)

  在現代國際關系學科史上,20世紀60年代發生在“英國學派”代表人物赫德利·布爾(Hedley Bull)和芝加哥大學政治科學教授莫頓·卡普蘭(Morton Kaplan)之間的“第二次論戰”(“經典路徑”和“科學路徑”的論戰)具有重要意義。由于這場論戰在當時進行得不夠徹底,以及論戰雙方使用一系列關鍵性概念時存在明顯歧義,學界對“第二次論戰”的認知存在許多誤解。(2)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回到“第二次論戰”的原始文本,對論戰的核心問題加以說明,并通過對既往研究的梳理,澄清論戰的本質。確切地說,國際關系學科史上的“第二次論戰”真正關注的核心問題是理論的構建路徑,“經典路徑”和“科學路徑”代表了兩種對國際關系實踐進行理論化概括的方式。雖然卡普蘭是論戰的直接參與者,但是“科學路徑”的理論觀直到肯尼斯·沃爾茲(Kenneth Waltz)出版《國際政治理論》后才得到系統闡釋,從這個意義上講,沃爾茲才是與布爾在同一層級上就理論化路徑問題進行對話的學者。

  對“經典路徑”和“科學路徑”代表人物重要文本的研究將揭示出兩種路徑所體現的理論觀:國際關系理論的含義是什么?對研究對象本質的認識如何影響了理論的形態?構建理論依賴何種思維方法?理論服務于怎樣的目的?按照“經典路徑”和“科學路徑”構建的理論雖然有不同的表現形態,但在現代國際關系理論中都有其特殊的價值和地位,無法相互替代;而“科學路徑”在構建理論的過程中,將歷史上那些與國際關系相關的思想作為其構建理論的一個極為重要的來源,離不開對“經典路徑”思維工具的運用。20世紀70年代后,按照“科學路徑”構建的理論在現代國際關系理論體系中逐漸占據了非常明顯的優勢,在此背景下重新審視“第二次論戰”,有助于破除那種將實證科學標準作為衡量理論合理性的唯一標準的理念,從而正視“經典路徑”在當代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中的意義。

  一、“第二次論戰”的本質

  在現代國際關系學科史上,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后期的“第二次論戰”是在“經典路徑”和“科學路徑”兩者間展開的,這場爭論的核心是究竟采取哪一種路徑才能夠構建出更好的國際關系理論。(3)由于這場爭論當時進行得很不徹底且雙方在一些關鍵性概念上存在明顯歧義,國際關系學界迄今對這場論戰的認識仍然有許多不足之處。國內學界的主要問題在于將論戰簡單化,將這場爭論簡單地歸結為歷史研究方法和科學研究方法的爭論;國際學界的主要問題則在于將這場論戰哲學化,重點關注這兩種路徑的認識論基礎,但卻忽略了導致這場論戰的實質性問題?!敖浀渎窂健焙汀翱茖W路徑”的爭論,是對國際關系實踐進行理論化概括的路徑之爭,赫德利·布爾和肯尼斯·沃爾茲的理論觀是“經典路徑”和“科學路徑”立場的最典型的代表。(4)

  擁有獨立理論是一個學科進入成熟狀態的主要標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隨著國際關系研究者的獨立意識和學科自覺的不斷增強,許多國際關系的研究者(尤其是英語國家的研究者)開始將目光投向理論構建的領域,希望通過國際關系理論的構建及不斷進步來增強國際關系學科的獨立地位。(5)在此背景下,20世紀50-60年代,國際關系學科中形成了兩種日漸分明的構建理論的途徑:一種是“經典路徑”,這派學者力圖按照傳統思想史研究的方式來構建國際關系理論,其具體理論形態主要表現為一種有關國際關系中心問題的哲理性思想;另一種是“科學路徑”,這派學者不滿足于傳統的理論構建方式,而是試圖將(科學)實證主義者倡導的那種已經在自然科學研究領域中取得巨大成功的構建(自然科學)理論的路徑引入到國際關系研究中,以期最終構建出一種能夠揭示國際關系領域普遍規律的理論。(6)

  基于對科學主義的堅定信仰、美國在戰后世界的領導地位及學界與政界密切互動的制度條件,美國學界率先出現了一批主張以自然科學的方法來從事政策研究和理論構建的學者,“科學路徑”逐漸成為美國國際關系研究中主導性的理論化路徑。(7)相對美國而言,英國的國際關系研究在政治、文化和制度的環境上有很強的獨立性,“科學路徑”在戰后英國學界始終沒有占據統治地位,這也使那種堅持以“經典路徑”來構建國際關系理論的研究傳統在英國能比較完整地保存下來。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是“英國學派”的幾個代表人物,馬丁·懷特(Martin Wight)、赫德利·布爾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約翰·文森特(John Vincent)。(8)隨著“經典路徑”和“科學路徑”之間的分野日趨明顯,兩種路徑間最終發生正面交鋒:1966年,布爾以《國際關系理論:為經典路徑辯護》一文率先提出對“科學路徑”的批判,卡普蘭隨后以《新的大辯論:國際關系研究中的傳統主義與科學主義》一文進行回應,這場交鋒后來被稱為國際關系學科史上的“第二次論戰”。(9)

  “經典路徑”和“科學路徑”的論戰雖然在國際關系學科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但學界針對這場論戰的核心問題卻一直沒有形成統一認識。按照布爾的界定,“經典路徑”和“科學路徑”是指對國際關系(實踐)進行理論化的兩種不同路徑,即爭論的核心在于什么是構建國際關系理論的有效路徑。由于這場爭論當時進行得很不徹底且雙方在一些關鍵性概念上存在明顯歧義,導致國際關系學界迄今為止對這場論戰一直存在兩種較常見的錯誤認識:一是將這場論戰歸結為研究方法之爭;二是將這場論戰歸結為兩種認識論立場之爭。國內學界的主要問題是誤解了這場論戰的本質,即把理論的兩種構建路徑之爭當成是兩種具體的研究方法之爭;國際學界的主要問題,則在于將重點主要放在對這場論戰的哲學根源的考察上,因而往往忽略了這場論戰的核心。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許多學者往往將“第二次論戰”簡單歸結為具體的研究方法之爭。在當代中國語境下,這種爭論往往被進一步簡化為以歷史研究為代表的傳統方法和以數據分析為代表的科學方法間的爭論,在此過程中,“研究方法”與“方法論”還被有意或無意地作為某種同義詞互換使用,進一步將這場爭論概括為“方法論”之爭。(10)這種理解有兩方面問題:首先,這種理解混淆了理論化路徑(approach)與具體研究方法(method)的區別。理論化路徑著眼于對國際關系進行必要的抽象和概括,其目的就是為理解復雜的國際關系提供一幅相對簡明的地圖(即理論),具有較強的穩定性。具體研究方法則是指研究者圍繞具體的研究對象采取的組織材料和分析材料的技術,所選取的技術受到研究對象性質的制約,這種技術通常也經常發生變化。(11)具體研究方法包括(但遠不限于)調查法、實驗研究法、文本分析法、測量統計法等;(12)其次,這種理解還混淆了“方法論”和“研究方法”的區別,兩者并不等同。方法論是具體研究中所使用的研究邏輯(logic of inquiry),探討方法論的目的是揭示研究的思維過程,從而為研究掃除障礙。因此,方法論不是研究方法的綜合,不能直接應用于具體的問題,而是一種對研究邏輯的澄清。(13)由于分類標準不一,方法論具有豐富內涵,例如,從獲取認識的思維方法的角度,可分為整體主義方法論(methodological holism)和個體主義方法論(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從實證主義推論邏輯角度,可分為描述性推論(descriptive inference)和因果性推論(causal inference)等。(14)

  國內學界之所以將“第二次論戰”理解為方法論之爭,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學界的影響,因為有許多西方學者在概括這場論戰的兩種立場時都使用了“方法論”一詞。但是,這些學者使用的“方法論”往往是有兩種指代:一是指分析具體問題時的研究方法,二是指理論建構的路徑。前者認為“經典路徑”和“科學路徑”分別代表了側重“特殊性”(idiographic)和側重“一般性”(nomothetic)的兩種研究取向,即“經典路徑”注重對特定事件的研究,“科學路徑”注重對普遍規律的研究。(15)這種觀點的問題在于將理論化路徑和研究方法混為一談,并且將“經典路徑”等同于歷史研究。事實上,“第二次論戰”并非針對具體的問題領域,而是針對國際關系進行一般性概括的理論建構途徑,而且“經典路徑”的內涵也不只限于歷史研究。同時,還有一部分學者認識到“第二次論戰”的實質是理論化路徑之爭,但堅持用“方法”來表述構建理論的路徑,進而將“第二次論戰”簡單地稱之為“方法論之爭”。(16)為避免出現理解上的歧義,后文中將統一采用“路徑”一詞來表示構建理論的方式。

  西方學界對“第二次論戰”認識上存在的問題,還在于過分關注這兩種路徑分歧的哲學根源,以至忽視了這場論戰的實質問題。這其中最典型的是將“第二次論戰”看作是認識論立場之爭,即是在“經典路徑”代表的有限理性論和“科學路徑”代表的無限理性論間的爭論,兩種認識論奠定了20世紀90年代期間的實證主義與后實證主義爭論的思想基礎。(17)這種看法有一定道理,因為如果對“經典路徑”和“科學路徑”的哲學基礎進行深入挖掘,兩種路徑確實存在著不同的認識論立場。但問題是,實際參與“第二次論戰”的雙方都沒有對認識論問題進行探討,激發布爾對“科學路徑”進行批評的,事實上是一個很具體的問題,即如何才能對國際關系進行理論化概括。將“第二次論戰”歸結為認識論之爭將問題復雜化,沒能準確把握這場論戰的實質。

  中外學界對“第二次論戰”的這些誤解,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場爭論在當時進行得不夠徹底造成的。布爾探討的“經典路徑”和“科學路徑”實質上是對“國際關系進行理論化的路徑”,其運用范圍針對的是國際關系理論構建這一特定領域。(18)由于對“理論”有著截然不同的定義,“經典路徑”和“科學路徑”的信奉者因而分別發展出了兩種從整體上對國際關系進行理論化的邏輯。布爾批評的其實是“科學路徑”構建理論的方式,而他提及模型建構、數據測量之類的具體方法,目的是說明采用這些方法根本無法得到“科學路徑”期望的那種理論。國際關系理論而非具體研究方法才是布爾的關注點。(19)遺憾的是,在卡普蘭對布爾的回應中,他沒有將研究方法和理論化路徑區分開來,而是認為布爾批評的主要是“研究國際政治的科學方法”,即是對國際關系問題進行研究的一般方法。而這意味著相比于探討理論的性質,卡普蘭更關注具體的研究方法。(20)由于卡普蘭對布爾的回應只是在研究方法層面上,同時,也忽視了布爾對國際關系理論本質的討論。因此,“第二次論戰”事實上是一場錯位的爭論,當回應方沒有對發問方的質疑進行有針對性的回應時,就不難解釋為什么后人對這場論戰會誤解叢生了。

  真正從“科學路徑”的角度對布爾所提出的實質性問題(國際關系理論的性質及什么是構建理論的合適方式)進行討論的,是當代美國著名國際政治學家肯尼斯·沃爾茲。雖然從沒直接參與過“第二次論戰”,但正是沃爾茲在其《國際政治理論》一書中,構建出“科學路徑”提倡者自20世紀50年代起就一直向往的那種國際關系理論,即以高度簡潔抽象的分析模式對國際關系進行解釋的理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沃爾茲不僅創立了符合“科學路徑”標準的理論,而且對理論的性質及構建方式進行深入探討,從“科學路徑”的視角回答了布爾提出的實質性問題。(21)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沃爾茲才是與布爾在同一層級上圍繞理論化路徑進行對話的學者,是“科學路徑”一方姍姍來遲的代表。由于戰后國際關系研究本質上是一門“美國的社會科學”,“科學路徑”也成為衡量國際關系理論合法性的首要甚至唯一的標準,這往往造成對按照“經典路徑”構建的國際關系理論的不恰當的誤解和貶低,這種情況從長遠看不利于國際關系理論的健康發展。(22)

  二、“經典路徑”的具體內涵

  采用“經典路徑”構建國際關系理論的學者延續了對國際關系問題進行哲理性思考這一項歷史悠久的傳統。由于早期學者在各自所處時代中都沒有形成明確的學科自覺,他們對國際關系的思考和總結往往散見于所撰寫的相關論述中。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國際關系學科日益成熟,“經典路徑”陣營中的許多學者開始對其中的許多問題(尤其是理論的含義及理論構建的方式)展開了更清晰的論述。其中成就較為突出的,包括以馬丁·懷特和赫德利·布爾為代表的“英國學派”,以及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與雷蒙·阿隆(Raymond Aron)。(23)按照布爾的界定,“經典路徑”是一種“源于史學、哲學和法學的構建理論的路徑,這種路徑的首要特征是明確依賴判斷力的應用和一系列前提假定,即如果拘泥于非常嚴格的驗證或檢驗的標準,那么,便很難能夠對國際關系提出多少有意義的見解;而有關國際關系的任何有普遍性意義的命題,因此也必定來自一種從科學角度看很不完善的感知或直覺的過程;與其來源的不完善相對應,這些具有普遍性意義的命題也只能是嘗試性和非結論性的”。(24)布爾界定的“經典路徑”涉及三個核心問題:第一,什么是國際關系理論及其理論化對象的本質?第二,“經典路徑”是如何構建國際關系理論的?第三,什么是國際關系理論的根本目的?對這三個問題的答案集中地體現了“經典路徑”對現代國際關系理論的實質性貢獻。

  現代西方學術傳統中歷來存在著兩種對理論的寬泛理解,即傳統主義和現代主義。傳統主義者認為的理論等同于哲學,它源于對世界的思考,是一種智識性知識的積累;現代主義者從自然科學角度出發將理論看作為一種演繹體系,這個體系乃是由一系列經過嚴格定義且變量間關系通常以數學形式表達的假設構成。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按照“經典路徑”構建的是一種傳統主義者倡導的理論,即一種哲理性思考意義上的理論。(25)在現代國際關系理論史上,首先從“經典路徑”視角對國際關系理論的性質做出明確界定的是馬丁·懷特。懷特將國際關系理論界定為一種“對國家間關系進行思考的傳統”,這是一種與對國家內部事務進行思考的傳統(即政治哲學傳統)相對應的傳統。在懷特的界定中,理論并非一種對國際關系現象提供解釋的一般性分析框架,而是歷史上的政治家、歷史學家、國際法學家對國家間關系的本質進行思考和分析而產生的哲理性思想。懷特是一位堅守傳統的理論研究者,他對“經典路徑”的自信使得他認為沒有必要與“科學路徑”展開任何爭論,因為以任何“非歷史和非哲學路徑構建理論是不可想象的”。(26)

  作為懷特的主要繼承者,布爾雖然認同按照“經典路徑”構建的理論,但他同時也認識到懷特思想中的模糊性和文學性可能違反了現代學術研究對清晰和準確的要求。因此,布爾對國際關系理論做出了更加符合現代學術標準的定義,即國際關系理論是由彼此密切聯系的有關國際關系或更寬泛意義上有關世界政治的一組普遍性命題(general propositions)構成的。(27)布爾認為,當代理論研究者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從浩繁的國際關系思想中辨識和抽取出那些最具關鍵意義的命題,使其以明確和清晰的形式展現出來,并且在此基礎上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從而為國際關系理論的深入發展打下堅實基礎。(28)布爾對國際關系理論的定義,實際上繼承了懷特思想中最核心的部分,即國際關系理論本質上是有關國際關系重大問題的哲理性思考,這些思考由于充分考察了國際關系中的矛盾之處和深刻揭示了人類長久面臨的兩難處境,因而具有濃厚的思辨色彩,這就使按照“經典路徑”構建的國際關系理論從根本上有別于“科學路徑”支持者推崇的那種自然科學形態的理論。值得注意的是,布爾同時也接受“科學路徑”相對于“經典路徑”的長處,他試圖要改善傳統研究中晦暗復雜的說理。他指出,任何形式的國際關系理論都需要具備連貫和準確的特征,也就是需要與“與現代科學的哲學基礎”相一致。(29)

  按照“經典路徑”構建的理論之所以總是以哲理性思考為特征,從根本上說是基于這派學者對國際關系本質的認識。任何國際關系研究者都必須面對這種現實:其研究對象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類共同體及其內部關系,這其中包含了不計其數的變量;研究主體與研究對象間不僅是主客體關系,甚至是互為因果性關系;國際形勢在研究者試圖要進行理論化時全都是瞬息萬變的。(30)面對這樣的世界,“經典路徑”支持者的興趣并不在于關注那些細枝末節的問題,如卷帙浩繁的外交細節或時時變動的新聞熱點。他們認為,國際關系理論必須觸及有關國際關系的本質性問題,這些問題要么是歷史上反復出現且具有持久意義的,并且在每一代人那里都曾引起激烈爭論;要么是可以勾勒出國際關系的基本輪廓,從而開辟出更廣闊的研究空間。(31)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按照“經典路徑”構建的理論,其理論化的重點對象主要是那些歷代的國際關系研究者反復思考和反復概括的有關國際關系的中心問題。(32)

  那些歷史上反復出現且被反復思考的國際關系中心問題一般具有如下特征:首先,這類問題具有整體性,對這類問題的深入探討將有助于形成一種理解國際關系的總體性視野,這不僅有助于塑造國際關系學科的核心議題,而且還可以為認識國際關系提供全局性思路;其次,除經驗性內涵外,這類問題還包含了規范性內涵,即它們都要涉及對道德問題和價值問題的探討,這種規范性問題通常又是與人類社會應該往何處去的方向密切相關,任何具有人文關懷的研究者都很難對此棄之不顧。由于不存在客觀性答案,這些問題通常被“科學路徑”信奉者排除在外,但“經典路徑”信奉者試圖以哲學的方式,“從某種人為的立場來探尋、澄清、表述和嘗試著回答這些問題”;最后,這類問題都有持續性,在不同時代中往往以不同面目出現,由于反映出人類社會面臨的“永恒難題”,因而會受到歷代思想家的普遍重視,這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對權勢與權利、道德與利益、正義與秩序、和平與沖突的考察和審視。(33)

  除國際關系理論的性質及其理論化對象的本質外,“經典路徑”還包含對如何構建國際關系理論的思考,這種思考也正是“經典路徑”與“科學路徑”的核心區別之一?!敖浀渎窂健彪m然是一種源于哲學、歷史學和法學的構建理論的路徑,但這并不意味著國際關系理論的構建就是等同于哲學、歷史學和法學的研究,而是指需要綜合運用這些“同源學科”(cognate disciplines)的思想與方法對國際關系中心問題進行探究。(34)通過歷史理解從歷史上國家實踐中總結出經久性教益、運用哲學思辨對那些涉及道德與價值的問題進行嘗試性的探尋、借助古今國際法思想分析國家間交往的問題。這種構建理論的路徑遵循了國際關系研究發展的自然邏輯:國際關系成為一門正式學科的時間較短,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對國際關系的思考主要存在于政治哲學家、外交史學家和國際法學家的相關性論述中,這些思想對構建現代國際關系理論不可或缺。(35)籠統地說,“經典路徑”主要有兩種構建理論的方式:一是從歷史上曾經對相關中心問題進行過討論的政治學、歷史學和國際法的思想中提煉出國際關系理論;二是從政治學、歷史學、國際法的多維視角對國際關系進行研究,以形成有關中心問題的理論思想。

  “經典路徑”的理論構建方式之一,就是從歷史上那些對中心問題曾進行過探討的政治學、歷史學和國際法的思想中提煉出國際關系理論。懷特曾經援引托克維爾的話說:“很難相信會有多少道德和政治的思想體系經歷了發現、遺忘、再發現、再遺忘的過程,當它們再次出現時,世界經常像看待新生事物一樣地感到迷醉和驚訝,這不是由于人類精神的多產,而恰是由于其無知”,學者們需要做的工作,就是通過“研究幾個世紀以來最富洞察力的學者對道德問題和政治問題的探討,從而重新揭示出在人類社會相應領域中循環往復的主要思想,并且將這些思想簡化成少數幾個思想體系,從而進行比較研究和深入評判”。(36)懷特的思想意味著,當代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學者的主要任務,就是從歷史上積淀下的國際思想中,找到與中心問題相關的思想,辨明其脈絡和假定,并且進而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個合適的分析體系。在此過程中,“批判”和“建構”分別是理論研究的次級目標和高級目標:“批判”是指從歷史上有關中心問題的各種相關思想中識別和提出基本假定,對這些假定加以提煉,并進而在此基礎上審視其合理性;“建構”就是指通過辨明這些假定中哪些是有效的及哪些是無效的,從而爭取在合理假定基礎上建立起一套較為可靠和較為完善的國際關系知識體系。(37)

  “經典路徑”提出的理論構建的另一有效方式,就是從政治學、歷史學、國際法的多維視角對國際關系進行研究,以最終形成有關國際關系中心問題的理論思想。在現代國際關系思想史上,按照這種方式構建的國際關系思想或理論的最為典型范例(但遠遠不限于此)不僅有17世紀英國政治思想家托馬斯·霍布斯和約翰·洛克兩人對國際無政府狀態的理論性思考,而且有17世紀荷蘭國際法學家雨果·格勞秀斯對國家間關系中統一性(solidarity)的分析,以及19世紀德國史學家利奧波德·馮·蘭克對歐洲均勢生成機理的揭示。(38)他們所處時代的學科分野遠不如今天這樣明朗,所有這些思想家對國際關系的相關思考往往是融合了他們對價值問題的審視、對歷史問題的考察以及對規范因素的分析,這些維度在哲理層面上都具有不可分割的整體性特點。這種對國際關系本質進行哲理思考的理論構建傳統,在很大程度上被當代研究者繼承下來。在當代學術分工體系已經十分成熟的背景下,這些研究往往見于國際關系、國際歷史、國際法和政治學的交匯處。例如,從宏觀角度對國家間關系變動的常在模式進行分析的國際史研究,結合政治哲學對國際關系中道德規范問題進行分析的國際政治哲學研究,以及對國際法的思想和實踐進行考察的國際法學史研究。(39)

  對“經典路徑”而言,無論是確立紛繁復雜的國際關系領域的中心問題,還是在此基礎上揭示出那些具有普遍性意義的命題,都必須“明確地依賴判斷力的運用”。而按照“經典路徑”構建的國際關系理論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幫助人們提升對復雜問題的洞察力。用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話來說,這是培養一種在最危險和最混沌的情況下發現“真實的微弱模糊的內在光芒”的能力及一種對復雜情境進行掃視并有效診斷的能力。(40)按照“科學路徑”構建的國際關系理論,一般都要竭力去除研究者的主觀因素的影響,即使不能完全做到價值無涉至少也應該做到價值中立。這一價值中立的標準很大程度上參照了自然科學的做法,同時也是反映了長久以來社會科學研究者對提升社會科學研究科學性的追求。(41)但問題在于,與自然科學研究中可以輕易實現主客體間分離不同,國際關系研究者的本身也是其研究對象——社會關系——的一部分,加之其研究對象(國際關系)的高度復雜性,研究者的主觀性作用可能是理解國際關系領域的唯一可靠的智識資源。(42)這正是導致“經典路徑”的學者對“科學路徑”進行詬病最主要原因之一,“科學路徑”通過對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的強調雖然增強了研究技能,但這種訓練在培養對國際關系的感知力及思想創新性上卻是非常貧瘠的,因為這種理論根本上削弱了人們獲得及提升其判斷力的主要途徑。(43)

  國際關系理論的概括對象不僅包括經驗事實,還涉及對國際關系的價值前提、道德困境之類的規范性問題的探究,這使“經典路徑”的信奉者對理論的進步往往持保守態度。他們認為,國際關系理論難以實現自然科學式的累積性增長,將長期處于圍繞中心問題展開爭論的階段,比追求理論進步更重要的,是要避免由于忽視前人思想而造成認識退化。(44)“經典路徑”的實踐者強調研究者的中心地位,主張學者直面國際關系的復雜性,通過理論的訓練改造并提升思維能力和判斷水平。理解和處理國際關系就如在危險的水域里航行,按照“經典路徑”構建的理論并不是一張窮盡各種危險的引領航向的地圖,而是力圖通過提高船員對危險的感知力和洞察力,讓他們或許能更安全地渡過危險的水域。正如雷蒙·阿隆指出,理論的作用并不是為人們提供一種預測未來的工具,它最多(但也是最重要的目的)只能使人們通過理論研習增長智慧,讓人本身在這個過程中發生質的改變。(45)當然,按照“經典路徑”構建的理論并不能夠保證每一個研習者都能夠獲得同等水平的洞察力,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任何就那些國際關系中心問題產生了真知灼見的研究者都或多或少運用了“經典路徑”提供的工具,即便是“科學路徑”的代表人物肯尼斯·沃爾茲在此問題上也不例外。

  三、肯尼斯·沃爾茲與“經典路徑”

  肯尼斯·沃爾茲是20世紀后半期的國際關系理論領域中成就最為突出的理論家,他構建的結構現實主義理論由于達到前所未有的清晰簡潔的程度,邁出了國際關系理論“科學化”的重要一步,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近40年來“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都是對沃爾茲理論的注腳”。(46)沃爾茲對現代國際關系理論發展產生的重大影響,不僅在于他創立的結構現實主義理論吸引了大批學者的追隨,且更在于他倡導的那種以高度簡潔且變量間關系受到嚴格界定為主要特征的理論觀,幾乎成為國際關系學界有關理論科學性的主要參照。(47)與他構建的實體性理論相比,沃爾茲對國際關系理論的最重要貢獻,是他從“科學路徑”的視角對國際關系理論的性質及構建路徑這兩個問題給出了迄今最完善的答案,這點也使他成為與布爾能夠在同一層面上展開實質性對話的“科學路徑”的代言者。(48)確切地說,沃爾茲闡述的“科學路徑”理論觀同樣也是圍繞布爾提出的兩大問題(國際關系理論的性質及理論構建的方式)展開的。盡管沃爾茲闡述的“科學路徑”理論觀與布爾闡述的“經典路徑”理論觀迥然不同,但若就具體的理論創新實踐而言,“科學路徑”在構建理論的過程中同樣離不開對“經典路徑”的依賴,這兩條路徑在長期發展中都吸收了對方的許多長處。

  沃爾茲對理論的界定很大程度上是迄今為止“科學路徑”對國際關系理論性質的最權威表述。(49)沃爾茲闡述的“科學路徑”理論觀集中體現在《國際政治理論》一書的前四章中,這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第一章有關對國際關系理論的性質及構建路徑的探討。沃爾茲對理論性質的探討以對理論和規律的區分作為開端。他認為,通過檢驗得到確證的假設可以被稱為規律,但規律不是理論;規律雖然可以揭示變量間的相關性關系,但無法回答這種相關性關系存在的原因;如果人們希望超越從現象中發現規律的階段,就必須訴諸理論。理論正是對規律之所以會出現的解釋,說明了變量間的聯系為什么會存在。(50)沃爾茲在闡述理論性質的時反復以物理學理論作為參照。他指出,將理論等同于規律的做法反映的其實是亞里士多德式的理論觀,亞里士多德揭示了推力和運動之間的相關性關系,但這種理論觀十分初級。他認為,牛頓通過創造質點、瞬時加速度、絕對空間和絕對時間等無法直接觀察的抽象概念,通過勻速直線運動理論對運動做出解釋,才構建出“對規律進行解釋”的理論。(51)沃爾茲以物理學理論來闡明他有關國際關系理論本質的認識,實際上體現了“弱式自然主義”(weak naturalism)的本體論立場,即認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雖然存在顯著差異,但這種差異沒有大到需要在兩個領域采取完全不同的理論化方法的地步,社會科學也可以參照自然科學的理論建構過程,形成類似的“科學理論”。(52)

  沃爾茲界定的理論是一幅在學者腦海中“形成的有關特定領域或活動領域的圖畫。理論揭示了這個特定領域的組織方式及其中的各組成部分之間的聯系”。(53)沃爾茲所說的“特定領域”(bounded realm)是指一個具有清晰且明確界限的研究領域,將這個特定領域從現實世界中分離出來是構建理論的首要前提。他設想的理論在具體形態上與“圖畫”相類似,能夠展示出“各組成部分之間的聯系”,而這點體現的是一種模型式的理論觀,即理論類似于一套結構清晰且各組成部件間聯系緊密的模型,揭示出特定領域的組織原則,從而可以對現象反復出現的原因進行解釋。(54)按照沃爾茲的看法,這種模型式的理論有兩項主要特征:一是簡潔(simplicity),二是優雅(elegance)。(55)“簡潔”是指理論不是對真實世界的原樣復制或等比縮放,而是從現實世界中抽象出關鍵要素并重新組織得到的結果,按照“科學路徑”構建的理論具有十分簡潔的形式,甚至可以用一種“有機式的、機械式的、數學式的”模型的形態呈現出來。(56)“優雅”意味著,在滿足簡潔性的同時,理論可以對研究對象做出“一般性的解釋和預測”,而這種“一般性”意味著國際關系理論的解釋對象并非特定的外交政策或國家間關系問題,而是“國際體系”這一相對獨立領域的組織原則,即以無政府狀態和國家間力量分布為表征的組織原則。(57)

  沃爾茲的理論觀本質上參照的是自然科學中有關理論的標準,這點不僅體現在他對理論的性質和形態的界定上,也體現在沃爾茲設定的國際關系理論的目的上。沃爾茲指出,理論的最基本作用是進行解釋和預測,但最終目的是要實現某種控制,控制是要比預測更能夠體現人類主動性的活動。(58)確切地說,預測可以基于經驗性規律做出,但僅憑從經驗現象中總結出的規律,人們最多只能知道將發生什么,卻無法改變事情發生的軌跡。與此相反,如果理論能夠揭示出規律發生的原因,闡明現象背后的運行機理,那么,人們對事件進行控制的可能性便大大提高,可以通過對條件的調節得到預期的結果。(59)盡管沃爾茲最初對符合科學標準的理論信心滿滿,但自從他的理論創立以來,幾乎所有按照“科學路徑”構建的理論不僅在預測上備受質疑,更沒有達到實現控制的要求。20世紀90年代初期,沃爾茲對其理論觀進行重要修正,大大淡化了理論的“預測”和“控制”的功能,轉而強調對國際政治現實的“解釋”才是理論的最主要作用。(60)

  沃爾茲認為理論是一種簡潔優雅的模型,這種理論與按照“經典路徑”構建的理論性質和形態大相徑庭,但是,當他轉向理論的構建時,卻明確地顯示出對于“經典路徑”的依賴。從嚴格意義上說,按照“科學路徑”構建理論,需要完成從積累經驗性事實到揭示組織性原則的跨越,這一質變過程中的關鍵就是對經驗世界進行簡化,具體步驟包括:首先,對研究領域進行“分離”;其次,通過“提取”與“聚合”發現經驗現象中的重要因素并加以組織;最后,通過“抽象”建立起一種具有一般解釋力的理論模型。(61)盡管這些具體的步驟足夠清晰,但卻無法回答簡化過程中最關鍵的問題:鑒于研究領域的組織原則往往是“無法直接觀察到的事物間關系”,那么,如何才能識別出那些復雜的經驗現象中的“最重要趨勢”和“主導性動力”呢?(62)事實上,按照“科學路徑”構建理論的過程,絕非像定義得那么簡單明了,沃爾茲將理論的構建過程概括地稱為是一種“創造性過程”,他明確指出,漫長而痛苦的試錯過程不一定能夠產生理論,除非在理論構建的關鍵時刻出現了某種“高明的直覺”和“創造性想法”。(63)

  從嚴格意義上說,“高明的直覺”和“創造性想法”的背后實際上蘊含的,恰恰是“科學路徑”的實踐者從來沒有明說的理論源泉——對“經典路徑”的依賴和運用。事實上,沃爾茲在構建結構現實主義理論的過程中,正是有賴于“經典路徑”推崇的那種對判斷力的運用:從既往的國際思想中獲得靈感,從而在辨別和分析的基礎上構建他的理論。沃爾茲指出,“高明的直覺”和“創造性想法”的獲得,有賴于研究者對古典政治哲學思想的系統性梳理和揚棄性繼承,因為那些古典政治思想家思考的問題通常都具有某種永恒性,因而“能幫助我們獲得構建國際政治理論必需的那種靈感”。(64)值得注意的是,沃爾茲所說的古典政治哲學思想,既不是用來佐證假定的材料,也不是用來獲取數據的資料庫,相反,這種思想直接構成了他理論的最核心思想的直接來源。沃爾茲對“高明的直覺”和“創造性想法”的運用及實際效果,最為明顯地體現在他所創立的結構現實主義理論的思想基礎和分析基礎,幾乎都來自對17世紀以來的西方古典政治哲學思想的系統性梳理和創造性借鑒。(65)

  就思想基礎而言,結構現實主義理論的核心,即國際無政府狀態的邏輯及其影響,與17世紀英國政治思想家托馬斯·霍布斯首創的“自然狀態論”一脈相承。這點集中體現在沃爾茲借鑒霍布斯首創的“國內類比”(the domestic analogy)推論。(66)根據霍布斯的“自然狀態論”,在缺少一個公共政府或一個公共權威的自然狀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必然處于一種“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狀態”。通過將自然狀態中個人間關系類推至無政府狀態中國家間關系,霍布斯指出,國家間由于缺少一個國內政府那樣的國際政府,無政府狀態中的國家間關系也必然呈現出一種類似自然狀態中個人間關系那樣的漫長持久的敵對狀態即戰爭狀態。這就是霍布斯首創的國際政治的“國內類比”。(67)沃爾茲的理論非常完整地借用了霍布斯首創的“國內類比”推理模式,將無政府狀態中的國家類比于自然狀態中的個人,將自然狀態中的個人關系類比于無政府狀態中的國家關系,即由于國家間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公共權威,國家將處于一種持續的戰爭狀態中,由于戰爭隨時有可能會發生,國家最好的生存策略就是自助。(68)無政府狀態是結構現實主義理論首要的結構要素,這體現出沃爾茲深受自霍布斯以來的現實主義思想傳統的影響,沃爾茲最重要的貢獻實際上不是在于理論的實質,而在于理論的形式,他以一種符合“科學路徑”標準的理論形式闡述或重述了國際無政府狀態的邏輯及其影響。(69)

  就分析基礎而言,沃爾茲結構現實主義理論構建成功的前提,是他對國際關系研究中的層次分析問題(the level of analysis issue)展開研究,這項研究也有賴于對經典政治哲學思想的梳理和借鑒。在現代國際關系理論史上,沃爾茲1959年出版的《人、國家與戰爭》一書首先對層析分析問題的解決做出實質貢獻。(70)沃爾茲在書中首次對歷史上有關戰爭起源與和平條件的解釋進行了系統梳理和歸納,并在此基礎上提出著名的“三個意象”(即人性、國家、國際體系)理論。沃爾茲提出的“三個意象”不僅使長期困擾國際關系研究的層次分析問題有了實質突破,而且奠定了沃爾茲對體系理論和簡化理論進行區分的基礎,這種劃分也是他構建結構現實主義理論的必要前提。(71)沃爾茲的“三個意向”和懷特的“三大傳統”在理論構建方式上是相通的,都是先對經典政治思想進行系統的梳理和分析,再根據解釋來源層級或是基本解釋取向的不同對其進行歸納和分類,然后從中總結出對國際關系中心問題做出解釋的“意向”或“傳統”。(72)這也是為什么布爾在1966年將沃爾茲與阿隆和霍夫曼并列為“經典路徑”的代表性學者。上述分析反映出,即便在“科學路徑”最杰出的代表肯尼斯·沃爾茲那里,“科學路徑”也無法單獨承擔理論構建的任務,當理論家需要為認識世界政治提供具有啟示性意義的一般性分析時,他們難以擺脫經典國際關系思想提供的理論源泉。(73)

  在理論上,“經典路徑”和“科學路徑”兩者間既有顯著差異,卻又存在難以割裂的聯系,這兩種路徑的首要差異在于它們構建的理論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形態?!敖浀渎窂健睒嫿ǖ睦碚摫憩F為一種哲理性思想,由一套連貫有序的命題組成,展示出研究者對國際關系中心問題的思考,不確定性及一定程度上的模糊性正是其內在特征;“科學路徑”構建的理論表現為一種抽象的理論模型,由一整套密切聯系且清晰扼要的命題或假說組成,揭示出研究領域的組織原則和內在邏輯,簡潔優雅是其突出特征。這兩種理論具體形態的不同,很大程度上源于兩者對研究對象的性質和理論的主要目的有不同的認識?!翱茖W路徑”的實踐者堅持自然主義的本體論觀點,將自然科學的理論觀訴諸國際關系研究,即強調理論旨在實現預測甚至于控制的目的,需要從現實中抽象出清晰明確的理論模型;“經典路徑”的實踐者則順應國際關系領域特殊的復雜性,強調理論不僅旨在對國際關系的進行解釋,更重要的是要提升人們對復雜問題的判斷力,其形態普遍呈現為有關國際關系中心問題的哲理性思想。

  雖然“經典路徑”和“科學路徑”構建的理論在具體形態上有很大區別,但由于這兩種路徑在長期發展中互相影響,按照這兩種路徑構建的理論在不同程度上兼容了彼此的一些特征。這種兼容的具體表現是兩者都認為國際關系理論的構建應該符合科學哲學的標準,即理論必須提供連續、準確、有序的知識。值得注意的是,這兩種路徑的實踐者雖然都談論科學哲學,但他們對其內涵的理解卻各不相同:“科學路徑”實踐者希望國際關系研究能盡可能地貼近自然科學的標準,“經典路徑”實踐者認為,提高研究的清晰性和準確度便是踐行科學的內涵。(74)按照“科學路徑”構建的理論雖然在戰后國際關系理論體系中占據了主導性地位,但布爾在1966年則指出“科學路徑”的缺陷:首先,“科學路徑”的實踐者由于堅持以“邏輯和數學的證據或嚴格的經驗檢驗程序”來研究國際關系,其構建的理論往往偏離國際關系的本質問題,而將注意力傾注在那些邊緣性問題上,這點從長遠看勢必損害國際關系理論的健康發展;其次,“科學路徑”實踐者由于在理論構建中要依賴對經典國際關系思想的梳理和借鑒,他們得出的許多有關國際關系中心問題的真知灼見,可能往往超出了“科學路徑”的范疇,而是不自覺地運用“經典路徑”得到的結果。(75)

  四、對“第二次論戰”的反思

  “經典路徑”和“科學路徑”本質上是指國際關系宏觀理論構建的兩種不同途徑,僅從學理上講,這兩種路徑迄今為止并沒有出現明顯的高下之分,但實際情況卻與此相反。由于美國學界對實證研究的推崇及美國的戰后世界領導地位,近40年來,“科學路徑”始終都占據著現代國際關系理論體系中的主導地位,與此相對應的是,“經典路徑”的地位和效用始終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翱茖W路徑”實踐者稱其對理論的定義反映了科學哲學的要求,并且以此作為評判理論合理性的唯一標準,即任何一種國際關系理論除非滿足了“科學路徑”對理論的定義,否則便不能被稱之為稱為理論。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經典路徑”提倡的那種哲理性思想形態的理論,往往被斥之為一種“理解、哲學和歷史”,而非真正意義上的理論。但問題是,科學哲學研究界實際上一直圍繞“科學”的內涵爭論不休,“科學路徑”實踐者援引的“科學標準”實際上并沒有通常人們想象得那種非常牢固的根基,而這點也就意味著,以某種單一的科學哲學標準作為國際關系理論合法性的依據可能是不夠的。(76)

  確切地說,“科學路徑”對理論的定義反映的是自然科學式的理論觀,是一種特定的實證主義形式理論。然而,當這種形式的理論將類似國際關系的歷史生成和規范演進之類的重要問題排除在外時,這種單一性理論觀的合理性往往也會受到侵蝕。一般來講,對簡約的理論形態的追求不應以犧牲國際關系的豐富內涵為代價,理論的合理性應該由它們在幫助人們認識世界中的實際作用而非是具體形式來決定。布爾曾經對“科學路徑”做過一個簡單的判斷,他說這種路徑將會使研究者越來越偏離對中心問題的探究,轉而越來越傾向于那些邊緣性問題。事實上,這個判斷已經逐漸被當代美國國際關系研究面臨的危機證實:越來越多的研究忽視中心問題而注重研究技術,造成過頭的“假設檢驗”(hypothesis-testing)式研究,這些注重對經驗性細枝末節的研究不僅無法幫助人們提高對國際關系的認識,甚至也遠遠達不到沃爾茲所界定的科學理論的標準。(77)這種情況實際上反映出“科學路徑”實踐者面臨的困境,即“科學路徑”并沒有因為訴諸科學哲學而變得更加堅固有效,相反,科學哲學的要義只是要通過更清晰地揭示研究的思維過程,為研究者在知識生產方面提供幫助。

  對國際關系學科史上“第二次論戰”的再考察表明,現代國際關系理論既非是具有單一且固定內涵的概念,同時也不應以純粹的實證科學標準衡量其合理性?!敖浀渎窂健焙汀翱茖W路徑”代表了理論構建的兩種邏輯,兩者在發展過程中分別汲取了對方的部分特征,兩者就實質而言并沒有高下之分,研究者可以根據研究對象的特征從中選擇合適的理論化路徑。本文無意低估“科學路徑”的價值,尤其就當下的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現狀而言,主要問題并不是科學意識過頭而恰是科學意識不足。本文的目的是希望破除科學主義的迷思,并指出那些按照“經典路徑”和“科學路徑”構建的理論從根本上說具有同等程度的合理性?!敖浀渎窂健弊钔怀鎏卣魇菍浀鋰H關系思想的發掘和利用,而其特殊魅力在于使國際關系理論吸收了經典思想的獨特優勢,這不僅增強了國際關系理論的歷史向度,且擴大了對規范問題的包容度及為跨學科的理論研究提供了堅實平臺。

  首先,“經典路徑”構建的理論不僅吸收了經典國際關系思想中的歷史教益,還有助于研究者發現國際關系的變動性和連貫性,從而賦予其思想難能可貴的歷史意識。國際關系思想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們反映了歷史上親身參與國際實踐的思想家們對國際問題進行思索而留下來的精神遺產,這些思想大部分地反映出前人運用思想智慧分析那些有先例可循的問題的基本路徑,是任何當代理論研究者都無法忽略的寶貴思想財富。確切地說,經典國際關系思想的核心要義在于呈現前人對相似的國際關系中心問題的思考脈絡,從而使當代人不至于認為自己正在面臨人類歷史前所未有的全新問題,這種認識可以幫助祛除那種認為當今世界正面臨獨一無二問題的“自大情緒”和“自憐情結”。(78)在當代國際關系理論中,通過“經典路徑”構建的經典現實主義理論的復興,顯示出思想傳承和歷史教益所具有的歷久彌新的生命力。經典現實主義思想可追溯至修昔底德,經過20世紀中期愛德華·卡爾、漢斯·摩根索、喬治·凱南的發展形成穩固的經典現實主義理論流派。盡管以“科學路徑”構建的結構現實主義理論曾一度壓倒經典現實主義理論,但是,由于結構現實主義理論在發展方面面臨的邏輯困境,以及簡潔的理論形式在解釋現實方面的局限性,使得學者提倡現實主義者應該重新回到經典現實主義的路徑。(79)后者雖然不能產生如結構現實主義那樣“優雅的理論”,但是通過對歷史經驗、國內國際因素、甚至特定情形下偶然性的重視,可以為理解世界政治和治國方略提供一種“有分寸的一般性路徑”。(80)

  其次,由于哲理性思想是理論的載體,“經典路徑”構建的理論往往可以同時容納對經驗性問題和規范性問題的討論,從而彌補“科學路徑”構建的理論缺陷。國際關系研究中的經驗性問題和規范性問題,如同一個硬幣的兩面,前者關注可直接觀察的基本事實,后者則關注事實的規范基礎和價值意義,兩者間難以完全地分割開。20世紀60年代以來,日漸占主導地位的實證主義研究強調事實和價值的分離,集中關注前一領域,而忽視后一領域,規范性研究的重要性與合理性在實證主義標準籠罩下被大大低估。然而,實證主義的做法只是通過默認某種規范前提對這類問題避做處理,這不意味著規范性問題不值得討論。無論是對國際正義與非正義、人權與不干涉規范、國際行為合法性等實際規范類問題所進行的理論化嘗試,還是對國際關系理論的規范性前提(即每一種理論都明示或隱含的“應該怎么做”的內涵)所進行的探討,國際關系理論的規范研究都離不開對觀念譜系演進的梳理,以及對思想辯論的總結。(81)“經典路徑”由于自身的思想性特征,天然適合對這類問題進行討論,從而可以以一種探尋的方式,在“探尋、澄清、再表述和嘗試性回答”的基礎上對這類問題進行理論化。(82)

  最后,國際關系思想的淵源表明,國際關系研究與政治學、歷史學、國際法等同源學科有密切聯系,從這些學科交匯處的國際關系思想入手,可以為跨學科性的理論研究提供更多可能性。以國家間戰爭與和平問題為例,該領域不僅是國際關系研究的中心主題之一,同時也是國際關系與各同源學科交匯、各學科研究可以進行融合的領域。針對這一主題,國際關系理論研究者試圖總結出理解戰爭變革與秩序生成的一般性分析框架,而國際法學研究者有關戰爭法和約束性規范演進的研究,思想史研究者對于歷史上戰爭與和平問題思想流派的梳理,都是國際關系研究者可以吸收借鑒的智識資源。(83)近十余年來,國際法研究的歷史轉向和思想史研究的國際轉向進一步為交叉學科的國際關系研究提供了條件。(84)由于國際關系研究的對象沒有明確邊界,而處于持續變動之中,跨學科研究實際上契合國際關系本身的性質?!敖浀渎窂健钡拇哉卟紶柧驮鞔_指出,國際關系研究從其起源之初就是跨學科性質的(即與歷史學、國際法、政治哲學有密切聯系),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近年來關于國際關系的跨學科屬性的討論并非標志著一項全新的發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經典路徑”的回歸。(85)

  感謝吳征宇教授在本文寫作過程中給予的耐心指導,感謝《國際政治研究》匿名評審專家的意見和建議,文責自負。

 ?。?)對國際關系學科史上幾次重要的理論論戰的討論,參見Ole Waever,"The Rise and Fall of Inter-Paradigm Debate." in Steve Smith,Ken Booth,and Marysia Zalewski,eds.,International Theory:Positivism and Beyo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150-164。

 ?。?)學界對“第二次論戰”的誤解,參見Richard B.Finnegan."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Disputed Search for Method." The Review of Politics,Vol.34,No.1,1972,pp.40-67; Simon Curtis and Koivisto Marjo,"Towards a Second 'Second Debate'? 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4,No.4.2010.pp.433-456。國內學界對“第二次論戰”的代表性觀點,參見倪世雄等:《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90118頁。

 ?。?)tephen George,"The Reconciliation of the 'Classical' and 'Scientific'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Vol.5,No.1,1976,pp.28-40.

 ?。?)布爾對“經典路徑”和沃爾茲對“科學路徑”內涵的集中闡述,參見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World Politics,Vol.18,No.3,1966,pp.361-377; 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Boston: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1979,pp.1-17.

 ?。?)Nicolas Guilhot,ed.,The Inven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Realism,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and the 1954 Conference on Theo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1; Tim Dunne,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School,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1998,pp.89-107.

 ?。?)rend Lijphart,"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Great Debates and Lesser Debate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Vol.26,No.1,1974,p.13; Milja Kurki and Colin Wight,"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ocial Science," in Tim Dunne,et al.,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Discipline and Divers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17-18;時殷弘:《導讀》,載[美]約翰·劉易斯·加迪斯:《遏制戰略:冷戰時期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增訂本)》,時殷弘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vi-viii頁。

 ?。?)美國特有的政治和學術環境對國際關系研究的影響,參見Stanley Hoffmann,"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aedalus,Vol.106,No.3,1977,pp.45-50。

 ?。?)Tim Dunne,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School,pp.163-165;英國相對獨立的國際關系研究傳統,參見Steve Smith,"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till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No.3,2000,pp,396-399。

 ?。?)兩位學者的交鋒,參見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pp.361-377:Morton A.Kaplan,"The New Great Debate:Traditionalism Vs.Scie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Vol.19,No.1,1966,pp.1-20。

 ?。?0)倪世雄等:《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第116-118頁;石賢澤:《“大辯論”與國際關系學科史的自我意象建構》,《世界經濟與政治》2013年第3期,第139頁;胡宗山:《兩方國際關系學界的五次學派爭論及啟示》,《現代國際關系》2004年第9期,第138頁。

  (11)對具體研究方法的討論,參見Patrick Thaddeus Jackson,The Conduct of Inqui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London:Rout ledge,2011,pp.25-26。

  (12)Sandra Halperin and Oliver Heath,Political Research:Methods and Practical Skill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art 3.

  (13)對方法論的討論,參見Richard Littl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Methodological Turn," Political Studies,Vol.39.No.3.1991,p.464。

  (14)個體主義方法論認為,個體是一切行為的最終載體.對社會現象的解釋需要從個體行為處著眼;整體主義方法論認為由個體組成的體系擁有相對于個體的獨立性,對社會現象的解釋不能還原至個體,而需要著眼于整體,參見Sandra Halperin and Oliver Heath,Political Research:Methods and Practical Skills,pp.80-82;對描述性推論和因果性推論的闡述,參見Gary King,et al.,Designing Social Inquiry:Scientific Inference in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15)Simon Curtis and Koivisto Marjo,"Towards a Second 'Second Debate'? 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p.437.

  (16)用“方法論之爭”或“方法之爭”代指理論化路徑爭論的研究,參見Tim Dunne,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School,p.124; Toni Erskine,"Normativ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Tim Dunne,et al.,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Discipline and Diversity,pp.40-41; Stanley Hoffmann,"International Society," pp.16-18。

  (17)國際學界對“第二次論戰”的哲學化理解,參見Emmanuel Navon,"The 'Third Debate' Revisite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7,No.4,2001,pp.614-621。

  (18)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p.361; James L.Richardson,"Academic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D.B.Miller and R.J.Vincent,eds.,Order and Violence,p.159.

  (19)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pp.361,370-373.

  (20)Morton A.Kaplan,"The New Great Debate:Traditionalism Vs.Scie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1-20.卡普蘭在文中將“路徑”和“方法”視為同義詞,他對布爾的理解見第1頁,對“路徑”和“方法”的混用見第12頁。

  (21)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p.1-17;需說明的是,沃爾茲未曾參與“第二次論戰”,也未將自己對國際關系理論性質的闡述看作是對布爾的回應。盡管如此,沃爾茲和布爾所關注的問題和研究邏輯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試圖闡明國際關系理論的性質和構建方式。本文所稱的布爾與沃爾茲的“對話”,便是根據這種邏輯上的相通性從分析的角度加以構建的。感謝匿名專家指出這一點。

  (22)Ole Wver,"Walzz's Theory of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3,No.2,2009,pp.201205,210; Steve Smith,"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egemonic Country,Hegemonic Disciplin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4,No.2,2002,pp.67-85.

  (23)霍夫曼師從阿隆,深受其影響,霍夫曼有關研究路徑和國際關系理論的看法與布爾相似,被稱為“美國的赫德利·布爾”,參見Martin Griffiths,Fifty Key Think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Routledge,2000,p.85; Stanley Hoffman,"Hedley Bull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2,No.2,1986,pp.179-195; Raymond Aron,"What Is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21,No.2,1967,pp.185-206。

  (24)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p.361.

  (25)對傳統主義和現代主義這兩種理論觀的闡述,參見Raymond Aron,"What Is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186。

  (26)懷特對國際關系理論的理解,參見Martin Wight,"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eds.,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Essay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6,p.17; Hedley Bull,"Martin Wight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Gabriele Wight and Brian Porter,eds.,International Theory:The Three Traditions,New York:Holmes & Meier,1992,p.xi;[英]馬丁·懷特:《權力政治》,宋愛群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版,第6-12頁。

  (27)Hedley Bull,"Martin Wight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xxii; Hedley Bull,"New Direction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277.

  (28)Hedley Bull,"New Direction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277.

  (29)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p.375.

  (30)Ibid.,p.369.

  (31)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n Academic Pursuit," in Andrew Hurrell and Kai Alderson,eds.,Hedley Bull on International Society,Hampshire:Macmillan Press,2000,pp.248-249.262.

  (32)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p.369.

  (33)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p.366;時殷弘:《國際安全的基本哲理范式》,《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5期,第177頁。

  (34)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p.361;赫里爾將思想淵源上與國際關系具有緊密聯系的學科稱為“同源學科”,參見Andrew Hurrell,"Keeping History,Law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Firmly within the English Schoo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7,No.3,2001,p.489。

  (35)Martin Wight,"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 pp.17-34; Hedley Bull,"New Direction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277.

  (36)Martin Wight,International Theory:The Three Traditions,pp.5,267-268.

  (37)Hedley Bull,"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1919-1969," p.183.

  (38)David Armitage,Foundations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p.59-89; Hedley Bull,"The Grotian Con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Andrew Hurrell and Kai Alderson,eds.,Hedley Bull on International Society,pp.95-124; Leopold von Ranke,"The Great Powers," in Leopold von Ranke,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London:Routledge,2011,pp.29-53;時殷弘、郝瑩:《利奧波德·馮·蘭克的國際政治觀》,《歐洲》1998年第4期,第4-10頁。

  (39)Ludwig Dehio,The Precarious Balance,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New York:Alfred A.Knopf.1962; George 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Hampshire:The Macmillan Press,1987; Chris Brown,"Political Thought,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An Interpreta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31,No.3,2017,pp.227-240; George Rodrigo Bandeira Galindo,"Martti Koskenniemi and the Historiographical Turn in International Law,"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6,No.3,2005,pp.539-559.

  (40)時殷弘:《克勞塞維茨的基本分析、思想靈魂和“戰略精髓”》,載時殷弘:《對外政策與歷史教益:研判和透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4年版,第231-232頁。

  (41)社會科學學者中的“物理嫉妒”(physics envy)心態,參見John Lewis Gaddis,"History,Science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Ngaire Woods,ed.,Explain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ce 1945,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996,pp.36-37。

  (42)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p.369;克勞塞維茨對理論與判斷力的關系做出過精深的闡述,他的理論觀本質上反映出“經典路徑”的若干特征,參見[德]卡爾·馮·克勞塞維茨:《戰爭論》,時殷弘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184-201頁。

  (43)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p.368.

  (44)Hedley Bull,"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1919-1969," p.203.

  (45)Raymond Aron,"What Is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186.

  (46)Tim Dunne,et al.,"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9,No.3,2013,p.413.

  (47)Adam Quinn,"Kenneth Waltz,Adam Smith and the Limits of Science:Hard Choices for Neoclassical Realism,"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50,No.2,2013,p.159.

  (48)Ole Waever,"The Rise and Fall of Inter-Paradigm Debate," p.162.

  (49)Ole Wever,"Waltz's Theory of Theory," pp.201-205,210.

  (50)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p.1-5.

  (51)Ibid.,pp.3-9.

  (52)Ibid.,p.68; Steve Smith,"Positivism and Beyond," in Steve Smith,et al.,eds.,International Theory:Positivism and Beyond,p.16.

  (53)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8.

  (54)Ibid.,pp.7,79.

  (55)Ibid.,pp.7,69.

  (56)Ibid.,p.7.

  (57)Ibid.,p.69; Kenneth Waltz,"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44,No.1,1990,pp.29-31.

  (58)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6.

  (59)Ibid.

  (60)沃爾茲對理論主要功能的修正,參見Kenneth Waltz,"Evaluating Theori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1,No.4,1997,pp.914-916。

  (61)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10.

  (62)Ibid.,pp.9,68.

  (63)Ibid.,p.9.

  (64)吳征宇:《肯尼斯·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研究》,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頁。

  (65)吳征宇:《肯尼斯·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研究》,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56-58、86-87頁。

  (66)Hidemi Suganami,The Domestic Analogy and World Order Proposal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p.5.135-136.

  (67)Hedley Bull,"Hobb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Andrew Hurrell and Kai Alderson,eds.,Hedley Bull on International Society,p.192.

  (68)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p.112-113.

  (69)Robert O.Keohane,"Realism,Neorealism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Robert O.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15.

  (70)Kenneth Waltz,Man,the State,and War:A Theoretical Analysi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 Buzan Barry,"The Level of 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considered." in Ken Booth and Toni Erskine,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5,pp.198-216.

  (71)Suganami Hidemi,"Understanding Man,the State,and Wa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3,No.3,2009,pp.374-375.

  (72)Kenneth Waltz,Man.the State,and War:A Theoretical Analysis,p.2; Martin Wight,International Theory:The Three Traditions,pp.7-24.

  (73)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p.367.

  (74)沃爾茲和布爾關于國際關系理論與科學哲學關系的論述,參見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1; Fred Halliday and Justin Rosenberg,"Interview with Ken Waltz,"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4,No.3,1998,p.384; 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n Academic Pursuit," p.256。

  (75)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p.367.

  (76)“科學路徑”實踐者對“經典路徑”的指責,參見Fred Halliday and Justin Rosenberg,"Interview with Ken Waltz," p.385;科學哲學內部圍繞“科學”含義的爭論,參見Patrick Thaddeus Jackson,The Conduct of Inqui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pp.10-15。

  (77)John J.Mearsheimer and M.Walt Stephen,"Leaving Theory Behind:Why Simplistic Hypothesis Testing Is Bad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9,No.3,2013,pp.427-457;“科學路徑”的追隨者所構建的理論往往沒有達到沃爾茲所界定的理論的標準,參見Kenneth Waltz,"Evaluating Theories." pp.915-916:Ole Wver,"Waltz's Theory of Theory," pp.205214。

  (78)Hedley Bull,"Martin Wight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xix-xx.

  (79)對結構現實主義理論發展困境和解釋局限性的討論,參見Adam Quinn,"Kenneth Waltz,Adam Smith and the Limits of Science:Hard Choices for Neoclassical Realism,"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50,No.2.2013,pp.159-183; John J.Mearsheimer,"Reckless States and Re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3.No.2,2009,p.247。

  (80)對經典現實主義理論路徑的提倡,參見Jonathan Kirshner,"The Tragedy of Offensive Realism: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ise of Chin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8,No.1,p.57。與《國際政治理論》同一時期問世的《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不僅具有經典現實主義的理論內核,還采取了“經典路徑”構建理論的方式,羅伯特·吉爾平重視早期思想家的洞見,認為理論建立在“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基礎上,體現為關于“一系列問題的分析框架”,參見Robert Gilpin,"Introductio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Jonathan Kirshner,"Gilpin Approaches War and Change:a Classical Realist in Structural Drag," in G.John Ikenberry,ed,Power,Order,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p.131-161。

  (81)“英國學派”學者對規范性問題的研究反映了“經典路徑”的一般特征,參見R.J.Vincent,Noninterven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4; R.J.Vincent,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Robert Jackson,The Global Covenant:Human Conduct in a World of Stat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對規范性前提的重視,參見Christian Reus-Smit and Duncan Snidal,"Between Utopia and Reality:The Practical Discours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hristian Reus-Smit and Duncan Snidal,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3-40.

  (82)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p.366.

  (83)Stephen C.Neff,Justice among Nations: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aw,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 Stephen C.Neff,War and the Law of Nations:A General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Michael W.Doyle,Ways of War and Peace:Realism,Liberalism and Socialism,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97.

  (84)國際法研究的歷史轉向,參見Martti Koskenniemi,The Gentle Civilizer of Nations,The Rise and Fall of International Law 1870-196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Bardo Fassbender and Anne Peters,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aw,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思想史研究的國際轉向,參見David Armitage,Foundations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85)有關國際關系學學科屬性的討論,參見Chris Brown and Kirsten Ainley,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 3rd edition,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2005,pp.1-18; Justin Rosenberg,"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Prison of Politic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30,No.2,2016,pp.127-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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