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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陷阱”的國內政治邏輯
2021年06月07日 09:10 來源:《世界經濟與政治》2020年第12期   作者:莫盛凱 字號
2021年06月07日 09:10
來源:《世界經濟與政治》2020年第12期   作者:莫盛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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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近年來,伯羅奔尼撒戰爭因“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提出而再度風靡。當前關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討論往往簡化了從和平到戰爭的過程,尤其是缺乏足夠的古典史依據。從和平到戰爭的過程通常是危機發生和發展的過程,危機視角下的過程機制研究是有關“修昔底德陷阱”討論的主要薄弱環節,現有強調“恐懼”和“同盟”的主流解釋機制都存在著一些無法回避的邏輯或史實問題。在危機研究的視角下,對于從希波戰爭后的雅典復興到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之間的“五十年危機”時期,大致可以區分為危機背景性因素形成、偶然性危機、派生性危機、敵意合理化危機和邊緣政策危機五個階段。雅典在希波戰爭中的崛起催生了雅典和斯巴達城邦內部強硬派的先后形成。伊庇丹努事件作為偶然性危機重新激活了被《三十年和約》暫時凍結的兩國國內強硬派與溫和派的角力,以致危機一再升級導致大戰爆發。在危機的各個階段,雅典和斯巴達內部強硬派與溫和派在城邦內外政治互動過程中的勢力消長是影響各個時期兩強關系走向的主要因素。危機下的國內政治動能是“修昔底德陷阱”過程機制研究的理論增長點。

    關鍵詞:“修昔底德陷阱”;伯羅奔尼撒戰爭;國際危機;國內政治動能;“五十年危機”

    作者簡介:莫盛凱,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講師。北京 1001091

  標題注釋: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美國歐亞大陸戰略調整與共建‘一帶一路’面臨的地緣風險挑戰研究”(項目批準號:20CGJ038)的階段性成果。

 

  一、引言

  作為一種分析工具,伯羅奔尼撒戰爭曾在冷戰時期產生較大影響,當下它因“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概念的提出再度風靡。(1)中國快速發展的時代背景和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成功的自我營銷使得“修昔底德陷阱”自2012年以來成為國際關系研究的熱點話題,以至于有人認為所謂“修昔底德陷阱”更確切來說應是“艾利森陷阱”。(2)艾利森緊緊抓住修昔底德所謂“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實力的增長和因此引起的斯巴達的恐慌”(3)這一論斷,發現歷史上16個大國崛起案例有多達12個以戰爭收場,并以此佐證當今中美關系的危局。(4)艾利森無疑提出了一個好的研究方向,有學者承認,“修昔底德陷阱”是一個頗具改進潛力的理論機制。(5)

  值得注意的是,艾利森的研究僅僅是在重復強調一種具有一定共變性的因果效應,卻沒能為之提供可信的因果機制解釋。因果效應只是指出了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從本質上講并沒有解釋現象而只是對現象的抽象和概括,(6)理論并非只是規律的集合,而是對規律的解釋。(7)簡言之,艾利森提出了一個類似“X導致了Y”的說法,卻沒有回答“X如何導致了Y”。因此,對于雅典和斯巴達究竟如何走向戰爭歷史過程的因果機制追問,在方法論上有助于降低因果關系的分析層次,縮短各個環節之間的時滯,挖掘出原因和結果之間的實體和鏈條,從而打開黑箱以增強解釋力;在理論上有助于把對“修昔底德陷阱”的研究從淺層的“統計世界觀(statistical worldview)”導向深層的“機制世界觀(mechanic worldview)”。(8)

  “修昔底德陷阱”的主要缺陷是忽略或者簡化了從和平到戰爭的過程,(9)正如時殷弘所言,目前國內外許多對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討論缺乏足夠的古典史依據。(10)艾利森也被指責枉顧古典學研究,導演了一出“研究伊利亞特卻沒有提及荷馬”的荒誕鬧劇。(11)兵者國之大事,戰爭不會無端輕啟。在大多數情況下,兩個國家不會第一次出現嚴重糾紛就訴諸戰爭,戰爭多是危機甚至是連續性危機的結果。(12)危機是國際關系的獨立變量,也是國際沖突的轉折點。(13)要理解所謂“修昔底德陷阱”的過程機制和回答唐納德·卡根(Donald Kagan)的“時間點命題”,(14)結合史實研究并解釋戰前危機的形成和發展顯然是題中之義。

  理查德·內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對于國際危機的類型學區分也為危機視角研究提供了理論框架。(15)下文將充分借鑒勒博的危機分類理論,在考察既有關于伯羅奔尼撒戰爭的過程機制研究的基礎上,將戰前的“五十年危機”區分為作為連續性危機起始的背景性因素階段(公元前481年—公元前436年)、偶然性危機(公元前436年—公元前435)、派生性危機(公元前435年—公元前433年)、敵意合理化危機(公元前433年—公元前432年)和邊緣政策危機(公元前432年—公元前431年)五個階段。本文從危機轉型和升級的角度考查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歷史過程,探討戰前的危機管理失敗及其中真正起作用的過程機制問題。

  二、“恐懼”抑或“被牽連”:既有解釋及其問題

  修昔底德開創性地將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的原因區分為深層原因(underlying causes)和直接原因(immediate causes),這種做法深刻影響了后世學者,同時也把相關研究的注意力引向了對所謂“真正原因”的片面關注,強化了普遍存在于史學界的一種后見式的宿命論傾向。(16)在某個時間點之前,人是可以發揮能動性的。(17)至少在技術上,直接原因決定戰爭爆發的時機是此時而不是彼時。(18)姑且不論古典學家從翻譯和文獻的視角對這句必然性命題提出的質疑,(19)即便在現代社會科學的視角下,結構現實主義并不能自動為“修昔底德陷阱”這個概念提供理論依據,(20)所謂“深層原因”“真正原因”的表述不過是“持續性變量”的另一種說法,(21)修昔底德本人對直接原因概括的缺失導致后世理解上的分歧。因此,要真正理解“修昔底德陷阱”就必須打開結構黑箱去探討過程機制。

  第一個被討論的過程機制是對“實力—恐懼—戰爭”的政治心理學鏈條的提煉。這一機制緊緊抓住修昔底德有關戰爭根本原因陳述中的兩個關鍵詞,在它們之間建立了簡潔明晰的因果聯系,即雅典的崛起引發了斯巴達的恐懼招致了最后的戰爭。(22)不過,修昔底德的論斷與他對戰爭的描述并不一致,(23)其論斷本身也遭到了熟悉那段歷史的古典學家們近乎一致的反對。雅典的崛起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始于公元前5世紀初的希波戰爭。對此修昔底德用一章篇幅來解釋雅典人在斯巴達公民大會上的發言,并以倒敘方式帶出了“五十年危機”。(24)在“五十年危機”期間的絕大多數時刻,斯巴達對雅典崛起的態度與其說是“恐懼”毋寧說是“默許”,它“非常不現實主義地”選擇按兵不動,幾乎坐等雅典帝國成型。(25)到公元前431年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時,雅典權勢的高峰事實上早就過去,轉而變成了一個滿足現狀的國家,并已執行了十余年保守克制的對外政策。(26)如果一定要說是雅典實力的增長引起斯巴達的恐慌從而導致了戰爭,那么發生在公元前461年到公元前446年的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要比第二次伯羅奔尼撒戰爭更加符合這一解釋。(27)持此論者似乎也注意到這一問題,因此把恐懼定義為能否確保生存的一種不確定性。(28)

  但即便如此,在公元前432年召開的決定雙邊關系命運的斯巴達公民大會上,斯巴達做出戰爭決策的原因也不是對生存的恐懼,而是榮譽、憎恨和必勝自信的混雜。(29)恐懼、榮譽和利得是修昔底德筆下古希臘世界城邦及其公民行為的三大動因。(30)斯巴達強硬派對雅典的力量缺乏恐懼甚至表現出一種不屑一顧,反倒是溫和反戰的阿基達馬斯國王苦口婆心地勸說斯巴達人要對雅典保持必要的敬畏。(31)主張斯巴達應對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負主要責任的研究者也多是從斯巴達政權的好戰本性而非恐懼的角度來論證的。(32)總之,有關實力引起恐懼進而導致戰爭的解釋機制盡管具有極高的簡約性,但與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的具體進程并不相符,因而不被多數研究者接受。

  第二個被頻繁提及和廣為接受的過程機制是同盟機制。作為一種古老的安全機制,結盟在古希臘時代是一種十分普遍的現象。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前的希臘世界已經形成了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同盟(the Peloponnesian league)和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the Delian league)兩大陣營。(33)修昔底德關于“錯綜復雜的結盟關系”的討論構成了其解釋戰爭起源的核心內容。(34)伯羅奔尼撒戰爭并不只是雅典和斯巴達兩個城邦之間的戰爭,而是以這兩個城邦為首的同盟之間的戰爭,因此忽視同盟這個因素就不能對戰爭爆發的原因做出全面準確的回答。(35)

  如同任何時代的結盟一樣,結盟政治的核心難題在于盟友間對于“被拋棄(abandonment)”和“被牽連(entrapment)”的擔憂。(36)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前,斯巴達擔心被盟友科林斯(Corinth)拋棄,進而導致伯羅奔尼撒同盟受到削弱。與此同時,雅典被科西拉所牽連而卷入沖突,最終使原本發生在希臘世界邊陲的伊庇丹努(Epidamnus)民主派與貴族派間的國內政治斗爭演變成了一場席卷整個希臘世界的“世界大戰”。也就是說,盡管雅典和斯巴達之間不存在直接沖突,但因為各自盟友的關系而卷入一場意料之外的大戰。(37)這種解釋與科林斯、科西拉(Corcyra)圍繞伊庇丹努爆發的沖突最后演變成雅典和斯巴達之間大戰的歷史進程幾乎完美契合,也因此被諸多研究者所接受。盡管學界在主要戰爭責任問題上存在分歧,但對科林斯這一伯羅奔尼撒同盟關鍵成員的戰爭作用認定卻是高度一致的,卡根更是形象地比喻說是“科林斯這條尾巴搖動了斯巴達這只狗”。(38)

  同盟機制解釋存在一定的問題:科林斯作為盟友的作用固然重要,但做出戰爭決定的卻是斯巴達人自己。在第一種機制的討論中,也可以發現斯巴達人并非因為擔心被拋棄或其他方面的恐懼才加入戰爭。事實上,至少在公元前432年,科林斯脫離聯盟的威脅完全是一句空話,因為如果不能迫使斯巴達人參戰,科林斯人將陷入絕境。(39)例如,在戰前派往雅典的第二個斯巴達使團提出的和平條件里,科林斯的訴求被完全忽略了。戰事開啟十年后,當斯巴達人決意與雅典媾和時,科林斯等盟友的反對也沒有產生太大作用。(40)鑒于以上兩種過程機制解釋存在的明顯缺陷,找尋“修昔底德陷阱”過程機制的“第三條道路”是很有必要的。

  三、危機爆發前的雅典與斯巴達:國內政治動能的形成

  危機是一種緊急而非長期的現象。(41)所謂“五十年危機”的提法既不能在理論上自洽,也不符合歷史事實。從公元前481年到公元前435年這段時期,嚴格意義上并不屬于直接導致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國際危機,而應作為理解危機的重要背景。將危機本身和產生危機的政治軍事背景進行區分是必要的,因為管理危機的技巧固然重要,但再有創造力和影響力的政治領袖也應在一國政治文化制約下決策并行動,這些制約并影響決策的背景因素在危機生成以前就已存在了。(42)這一時期兩大城邦的關系經歷了截然不同的兩個階段,如果說前期不管是雅典還是斯巴達都表現出強烈的戰爭和對抗傾向,那么以公元前446年《三十年和約》簽訂為界,兩國大體都成了“現狀國家(status quo powers)”。以上構成了在伊庇丹努事件這一偶然危機之前希臘世界兩大霸主間關系的起點狀態,也是后來在連鎖危機中一直起作用的國內政治動能生成的重要時期。

  在艾利森的“陷阱”語境下,斯巴達可視為既有強國(established power),雅典則屬于新興的崛起強國(rising power)。盡管這一說法受到不少質疑,(43)但大體是準確的。盡管雅典較斯巴達更富有,但古代有太多國家富庶卻缺乏軍事力量的案例,事實上,直到17世紀財富才開始與國力特別是軍事力量產生密切聯系。(44)斯巴達是希臘世界的陸上軍事強權,在波斯入侵前的一個世紀(至晚于公元前6世紀40年代)就已逐步建立起一個以自身為中心的軸輻式同盟體系。斯巴達在公元前6世紀最后十年里至少四次出兵雅典,推翻了該國親波斯的庇西特拉代(Pisistratus)僭主政權,并企圖阻止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政府與波斯的結盟談判。(45)這時的雅典既沒有組織提洛同盟,也還沒建立起支撐其帝國霸業的龐大海上艦隊,只有零星的成功反抗。在公元前481年波斯入侵時,雅典還一度被迫毀棄家園逃到海島上。與此同時,斯巴達則因其軍事威名被授予了領導希臘世界反抗波斯入侵的軍事指揮權,從而由伯羅奔尼撒同盟的盟主變成了名義上的“希臘同盟(the Hellenic league)”盟主。對于斯巴達人在反抗波斯戰爭中的領導權,雅典盡管有過異議,但也一直是服從的。(46)因此,將斯巴達視為彼時希臘世界的既有強權也無不妥。

  (一)從雅典崛起到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國內強硬派的崛起

  希波戰爭開啟了雅典城邦的偉大復興。在斯巴達失守溫泉關后,雅典海上霸業的締造者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帶領雅典人離開家園逃到薩拉米斯(Salamis)島上背水一戰,最后取得了對波斯艦隊的決定性勝利。(47)連同次年斯巴達率希臘聯軍在普拉提亞(Plataes)取得的陸上大捷,兩次大捷共同奠定了希臘的勝局。隨著希臘本土威脅的解除,以保守著稱的斯巴達的戰斗意志出現了動搖,不愿意將解放事業擴展到愛琴海和亞洲的愛奧尼亞人(Ionian)中去,反而主張海外的希臘人遷居希臘本土,由此導致了雅典和斯巴達的公開分歧。(48)希臘聯軍主帥、斯巴達國王列奧提西達斯(Leotychidas)解散了聯軍,帶領斯巴達和伯羅奔尼撒同盟的軍隊回撤。不愿放棄的愛奧尼亞與赫勒斯滂(Hellespont)的希臘城邦軍隊在雅典的領導下圍攻塞斯托斯(Sestus),攻陷塞斯托斯標志著雅典帝國的肇始,(49)同時也是修昔底德“五十年危機”的敘事起點??梢?,正是斯巴達不愿將自己的影響力和責任擴展到愛琴海及其沿岸導致了雅典崛起。(50)

  雅典人不顧斯巴達反對,故意拖延時間以便重筑城墻,并在城墻竣工之時由地米斯托克利發表了要求與斯巴達地位平等的“獨立宣言”,此事標志著雅典強硬派的正式登場。(51)修昔底德曾表示他的著作旨在揭示一些能夠垂諸永遠的道理,因為他相信只要人之為人,未來必將是過去之重演。(52)無論從人性還是現世類比的角度,都不難想象地米斯托克利的強硬言行會在斯巴達內部觸發反彈。正是地米斯托克利的大膽言論逆轉了斯巴達國內溫和派與強硬派間的力量對比,導致斯巴達攝政王波桑尼阿斯(Pausanias)率軍重返愛琴海,奪回先前放棄的領導地位。此時強硬派在雅典內部還不是主流,不僅沒能抵制斯巴達的盟主歸來,還在本國擁有30艘艦隊的情況下服從了斯巴達20艘艦隊的指揮,參與了斯巴達領導進攻塞浦路斯和拜占庭的軍事行動。(53)然而時隔不久,波桑尼阿斯就因專橫、暴虐、通敵、受賄等指控被召回國內,改由多爾西斯(Dorcis)率一支更小規模的軍隊替代。(54)斯巴達新統帥的領導遭到其他盟邦的抵制,多爾西斯旋即率軍回國,斯巴達對愛奧尼亞解放事業的興趣及其海上霸業也就此而終。(55)卡根相信這一切背后起作用的是斯巴達國內兩股勢力的較量和消長。(56)在斯巴達退出后,雅典在愛奧尼亞盟邦的請求下建立了以自身為中心的提洛同盟,從而使希臘世界正式形成“雙雄并立(dual hegemony)”的局面。

  斯巴達國內對于自身國力的不同理解導致了不同的政策立場。溫和派既擔心希洛人(Helots)反叛和鄰近敵國亞哥斯(Agos)的虎視眈眈,更擔心軍隊和將帥會受到與斯巴達清貧、單調而又紀律嚴明的軍事社會不同的外部世界的誘惑腐蝕,從而傷及斯巴達政治制度的根本,因此對雅典崛起有著更溫和的態度。(57)強硬派則對斯巴達的軍事威名有著更強的信心,也對斯巴達在希臘世界的榮譽和地位有著更敏感的執著。強硬派認為雅典的崛起即便沒有直接威脅斯巴達的利益,也影響了斯巴達作為唯一霸主的榮耀。(58)受制于自身實力和國內、周邊困局的羈絆,強硬派要求與雅典全面爭奪愛琴海解放事業領導權的策略在斯巴達國內不被接受;但若按照溫和派的策略選擇全面棄守,斯巴達國內多數人又心有不甘。于是斯巴達的對外政策在兩派間搖擺,由此產生了“進攻性鎖國”的矛盾現象。(59)公元前475年,斯巴達國內兩派一度達成妥協:在海上,徹底放任雅典力量的增長;在陸上,保持自身在希臘本土的優勢地位,試圖以陸軍力量維系其作為希臘同盟盟主的威望。(60)

  為落實妥協后的政策,斯巴達以色薩利(Thessaly)統治者阿魯德(Aleuadae)家族勾結波斯為借口,由列奧提西達斯率軍討伐并大獲全勝。正當斯巴達有望趁勢收服整個色薩利時,列奧提西達斯因收受阿魯德家族賄賂被召回受審,使得剛由勝利得來的聲望化為烏有。不甘心的斯巴達強硬派又計劃將沒有參加過抗擊波斯戰爭的城邦從希臘重要宗教組織中驅逐以顯示自身權威,但地米斯托克利代表雅典進行的干涉挫敗了斯巴達的計劃,也加劇了斯巴達強硬派對雅典的仇恨。(61)斯巴達開始支持地米斯托克利的政敵塞蒙(Cimon)等雅典溫和派,(62)地米斯托克利于公元前473年遭陶片放逐。隨著塞蒙權力的鞏固,斯巴達與雅典的矛盾得到極大的緩和。(63)

  然而,斯巴達的麻煩并未結束。地米斯托克利在伯羅奔尼撒半島城邦間游走,幫助亞哥斯和伊利斯(Elis)的新生民主政權鞏固和擴張,嚴重打擊了斯巴達在其勢力范圍的威望。(64)泰耶阿(Tegea)和位于阿卡迪亞(Arcadia)的伯羅奔尼撒同盟成員開始造反,斯巴達不得不依靠戰場上的勝利才穩住了局面。事后,斯巴達以希臘同盟盟主的身份要求審判地米斯托克利。雅典的塞蒙政權沒有利用斯巴達四面楚歌的形勢,反而同意交出地米斯托克利,還派出官員與斯巴達人一同前往抓捕,最終迫使地米斯托克利遠遁波斯。雅典的合作態度與斯巴達的軍事勝利使后者得以恢復霸主地位,(65)雙方的關系也因此重歸于好。不難看出,如果地米斯托克利繼續主政,那么斯巴達與雅典的戰爭可能將大大提前。(66)

  公元前464年,斯巴達遭遇空前大地震,人口損失慘重,希洛人借機造反。直到公元前462年斯巴達仍沒有完全剿滅希洛人的叛亂,斯巴達不得不向希臘同盟求援,并希望借助雅典人擅長的包圍戰術。主政的塞蒙說服了不愿施以援手的雅典強硬派后,親自帶領四千重裝步兵馳援。然而,斯巴達人在各路援兵抵達后單獨要求雅典軍隊離開,這種侮辱性的舉動直接導致親斯巴達的塞蒙政權垮臺和對斯巴達強硬勢力的上臺。塞蒙本希望通過雪中送炭的出征促進雅典和斯巴達間的友誼,結果卻被兩國各自的強硬派利用而導致兩個城邦的斷交。(67)實際上,早在大地震發生前,斯巴達的強硬派就已在國內政治中占據上風,還對因反叛提洛同盟而遭雅典圍城的薩索斯(Thasos)做了出兵承諾。大地震的發生似乎給了溫和派翻轉形勢的機會,即通過展示雅典善意來影響斯巴達國內的政治形勢,卻未曾想雅典士兵的到來反而給了斯巴達強硬派反制的口實。

  斯巴達和雅典在關系融洽時盡可如愿處置各自盟邦,盟邦即便不滿也別無出路;而在兩個盟主關系惡化時,心懷怨望的盟邦就可尋求另一同盟的盟主支持。(68)伯羅奔尼撒同盟的科林斯和麥加拉(Megarian)因邊界糾紛爆發戰爭,面臨敗局的麥加拉自知無法匹敵科林斯在同盟中的地位,也難以獲得斯巴達的幫助和公正對待,徑自轉投雅典。之前遭遇斯巴達羞辱的雅典迅速接納了麥加拉,并派兵駐防科林斯灣港口培加(Pegae),在麥加拉和尼薩亞(Nisaea)之間修起了城墻,直接把勢力投射到了科林斯灣,截斷了斯巴達入侵雅典所在的阿提卡(Attica)半島的陸上通道。同時,雅典與斯巴達在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宿敵亞哥斯加強了聯系并取得了據點,還將遭斯巴達驅逐的希洛人接收安置在科林斯灣口新近奪取的要地諾帕克都(Naupactus)。隨著科林斯、厄基那和埃彼道魯斯(Epidaurus)三個盟國相繼與雅典發生沖突,斯巴達如再不應戰,其霸主地位將岌岌可危。(69)于是,斯巴達帶領盟邦攻打麥加拉,雅典隨即出兵協防,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就此爆發。

  (二)休戰:強硬派受挫與兩個現狀國家的形成

  從公元前461年到公元前446年,雅典和斯巴達在希臘中部拉鋸了15年。斯巴達引以為傲的重裝步兵非但沒能在戰場上取得速勝,反而陷入了長達4年的拉鋸,也導致強硬派在國內政局中失勢。在公元前457年代價高昂的塔納格拉(Tanagra)戰役后,斯巴達和雅典一度簽訂了為期四個月的停戰協議,斯巴達寄望于塞蒙回到雅典重建友好的溫和派政府。然而兩個月后,雅典在希臘中部恩諾斐塔(Oenophyta)和?;?Phocis)等地的接連勝利助長了國內強硬派的胃口。雅典不僅轉瞬成了希臘中部的新霸主,其海上力量也開始不斷襲擾斯巴達本土,戰場上的無力使得斯巴達的強硬派愈加尷尬。被勝利沖昏頭腦的雅典則開啟了遠征埃及的海陸兩線作戰,直到公元前454年遠征軍在埃及全軍覆沒,斯巴達才終于等到形勢的反轉。遠征埃及失敗的消息傳來后,提洛同盟盟邦和希臘中部新征服地區接連反叛,甚至雅典的后院糧倉優比亞(Euboea)也動蕩起來。隨著麥加拉重投伯羅奔尼撒同盟,斯巴達軍隊得以再度兵臨阿提卡。殘酷的戰爭現實打掉了斯巴達強硬派自視霸主而無法容納雅典興盛的傲慢,也迫使雅典正式放棄已經失去的希臘中部。兩國締結了《三十年和約》,從而恢復了戰前的陸海二元分治格局。由于在進逼阿提卡后,溫和派國王未充分利用雅典困境就輕易罷戰議和,這使斯巴達強硬派得以利用民眾的惋惜心理迅速再起。(70)

  在觸碰到力量的極限后,雅典的領導人伯里克利(Pericles)從一個對斯巴達的強硬派變成了謹守分際的溫和派。他揚棄了地米斯托克利海洋路線中與斯巴達對抗的政策,而專注于雅典帝國的鞏固。(71)提洛同盟成員主要分布在愛琴海沿岸,位于雅典城的東方和北方。根據《三十年和約》,雅典退出了一度獲得的位于希臘中部的勢力范圍,在西向擴張上采取了高度的自我約束。當然這并不代表雅典沒有過西向的野心,除了陸上毗鄰的希臘本土,雅典甚至對于意大利南部富庶的西西里島也心存覬覦。在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雅典還與西西里的一些城邦簽立過盟約,這些雄心壯志在其后籌劃的西西里遠征中再次得以印證。

  《三十年和約》簽訂后,雅典、斯巴達乃至一再生事的科林斯似乎都開始學會自我克制,兩大同盟之間一度形成良性互動。這種互動始于雅典在意大利南部圖利(Thurii)建城過程中顯示出的高度自制。公元前444年—公元前443年,西西里島上的錫巴里斯(Sybaris)人遣使到斯巴達和雅典請求幫助建圖利城,斯巴達一如既往地不愿在邊遠地區招惹事端而予以拒絕,但雅典卻接受了。不知是因雅典政策慣性導致的國內壓力,還是伯里克利有意釋放信號,雅典既接受了錫巴里斯人的請求,又著意將此事塑造成一項歡迎斯巴達參與的泛希臘事業。在建城兩年后,圖利與鄰近的斯巴達殖民地發生戰爭,雅典始終沒有插手,坐視圖利戰敗。雅典是圖利建城的支持者,后者的戰敗沉重打擊了前者在意大利南部的影響力,并且一直未能恢復。與日后在東部勢力范圍內建立安菲波里(Amphipolis)城的獨斷行為相比,雅典在圖利的克制就更加明顯了。重要的是,斯巴達和科林斯也讀懂了伯里克利的信號。

  雅典人很快收獲了回報。公元前440年,同為提洛同盟成員的薩摩斯(Samos)和米利都(Miletus)因爭奪城鎮爆發了戰爭。與希臘同盟和伯羅奔尼撒同盟不同,提洛同盟禁止成員間相互開戰,兩個盟邦間無視盟約的行為使盟主雅典的威望受到挑戰。薩摩斯是同盟中保有獨立海軍的三個城邦之一,力量較為強大。作為完全自治的城邦,薩摩斯不向雅典納貢。而米利都因在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的兩次反叛,被雅典剝奪了獨立海上力量而淪為納貢城邦,其政權被改造成與雅典一致的民主政體,這與薩摩斯的寡頭政體形成鮮明對比。如果雅典不能捍衛戰敗后前來控訴的米利都人,必將影響同盟里絕大多數自愿或被迫解除了武裝的納貢城邦的信心,進而動搖整個同盟的安定。于是,當薩摩斯拒絕仲裁后,伯里克利迅速擊敗了薩摩斯,變更了當地政權,并在克以罰金、留駐軍隊和扣押人質后撤軍。惱羞成怒的薩摩斯人掀起了更大規模的反抗,并在波斯支援下火速救回了人質,推翻了雅典扶植的民主政府。拜占庭地區多個盟邦聞風反叛,另一個擁有獨立海軍的強大盟邦米蒂利尼(Mytilene)也尋求斯巴達的支持準備起事。只要斯巴達及其同盟公開介入,這將成為30多年后摧毀雅典帝國的三股力量(盟邦叛亂、波斯介入和斯巴達同盟來襲)的提前上演。稍有不慎雅典的海上霸業就將岌岌可危,(72)此時各方都在觀望斯巴達領導的伯羅奔尼撒同盟的抉擇。

  自《三十年和約》締結以來最重大和最具誘惑力的考驗顯然動搖了斯巴達政壇的力量平衡,強硬派為促成出兵決定甚至特意征詢了科林斯的意見。坐擁希臘世界第三大海上力量、在同盟中舉足輕重的科林斯曾因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對雅典產生仇恨,但卻在此次同盟大會上反對破壞和約和發起趁火打劫的戰爭。缺乏內外支持的斯巴達強硬派被迫接受了有利于雅典的決定,使雅典得以放手應對與薩摩斯的戰爭,從而化解最嚴峻的帝國危機。(73)盡管斯巴達的強硬派依然蠢蠢欲動,但事件的發展加深了當事各方和整個希臘世界對和平的信心,而沒有人預料到經歷了考驗和再確認的和平會在后來不堪一擊。

  四、危機的來臨與轉型:國內政治動能推動下的對抗升級

  公元前436年的伊庇丹努事件是修昔底德戰爭史敘事的起點,從這一年到公元前431年戰端開啟的五年是處在和平與戰爭之間的“危機地帶”。如果仔細考察雅典和斯巴達互動進程中的國內動力機制,會發現這五年并非單一完整的危機過程。隨著危機本身的升級,危機的性質不斷發生變化,先后經歷了勒博標準下的偶然性危機(公元前436年—公元前435年)→派生性危機(公元前435年—公元前433年)→敵意合理化危機(公元前433年—公元前432年)→邊緣政策危機(公元前432年—公元前431年)四個階段。準確地說,“危機地帶”是一個緊密銜接的連續過程,國內政治動能在這一過程中不斷推動危機加速升級,最終沖破閾值爆發了伯羅奔尼撒戰爭。

  (一)偶然性危機階段(公元前436年—公元前435年)

  在“三十年和平”的前十年,雅典和斯巴達都由溫和派執政,對抗并非兩國主政者的政策目標,也不是各自國內政治的主流。偶然性危機純粹是一個不起眼事件所導致的,其根本特征在于引發危機的挑釁行為既不是雙方核心決策者所歡迎的,也不是他們所批準的。(74)伊庇丹努事件正是一個偶然性危機,正當希臘世界對和平的信心日益提升時,來自遙遠邊緣的伊庇丹努的內部爭吵產生了出乎了所有人意料的蝴蝶效應。

  伊庇丹努是一個由科西拉建立的城邦,位于希臘半島西北部,瀕臨亞得里亞海。伊庇丹努與希臘世界的核心地帶遠隔崇山,普通希臘人對這個邊遠城邦知之甚少??莆骼煽屏炙谷私?,屬于科林斯的殖民地,(75)但科西拉與母邦的關系一直不佳??莆骼c科林斯為爭奪殖民地數次交戰,雙方于公元前664年爆發了希臘歷史上的第一次海戰。因此盡管淵源深厚,但科西拉與科林斯卻是希臘世界里的百年世仇。

  公元前436年,伊庇丹努內部民主派與貴族派發生武裝沖突。政變上位的民主派在向母邦科西拉求援未果后,為求自保徑自轉向科林斯。捕捉到機會的科林斯熱情接受并派出一支軍隊,援軍放棄易被科西拉發現的海路,而經由艱難的陸路前往增援??屏炙沟某鍪质沟每莆骼笋R上終止了作壁上觀。據修昔底德的記述,科西拉使者帶著軍隊向伊庇丹努民主派下通牒,要求驅逐科林斯駐軍和恢復流亡貴族的職位。(76)這樣的通牒不僅當政民主派無法接受,科林斯人也不愿承受如此羞辱。顯而易見,科西拉并無和平解決沖突的意愿,也不認為科林斯有實力在軍事上取勝。在通牒遭拒后,科西拉立即出動軍隊對伊庇丹努完成海陸合圍??屏炙剐Хㄑ诺湓趫D利的做法宣布在伊庇丹努建立新城,號召全希臘人前往定居,還允許無法立即成行的人以50德拉克馬(drachmas)下聘預約??屏炙惯€發動了強大的外交和軍事攻勢,組織聯軍護送移民前往。(77)除了科林斯的殖民地琉卡斯(Leucas)和安布累喜阿(Ambracia)有出兵義務外,其他參與聯軍的國家完全是科林斯外交動員的結果,不少伯羅奔尼撒同盟成員甚至在沒有盟主斯巴達首肯的情形下就站到了科林斯一邊。

  科西拉這才發現自己錯估了形勢,于是向伯羅奔尼撒同盟的盟主斯巴達和科林斯的近鄰西息溫(Sicyon)尋求外交解決的途徑。在阻止科林斯駐軍和移民的行動失敗后,科西拉表示在伊庇丹努歸屬問題上愿意接受伯羅奔尼撒城邦出面仲裁或訴諸德爾菲神廟的神讖。盡管德爾菲神廟的祭司因仇恨雅典支持?;谷硕蛩拱瓦_,伯羅奔尼撒城邦的仲裁人亦傾向科林斯,但科林斯并不打算尋求外交解決,不僅聲稱在科西拉軍隊和船只撤離前不考慮任何建議與談判,而且只字未提科林斯在當地的軍隊和移民??莆骼瓰闋幦≌勁泻椭俨?,表示接受同時撤軍或維持現狀,但科林斯仍然選擇了宣戰。公元前435年,科林斯的75艘戰艦和2000重裝步兵在亞克興(Actium)遭遇了科西拉前來阻截的80艘戰艦??屏炙乖俅尉芙^了科西拉的和平建議,結果卻意外慘敗,損失了15艘戰艦。同日,失去了外援的伊庇丹努向圍城的科西拉投降。

  (二)派生性危機階段(公元前435年—公元前433年)

  派生性危機是指一方在準備或實施一場主要沖突過程中所引發的次生性對抗,即一方在推進自身利益時引發與第三方的對抗,屬非意圖結果。在派生性危機中,沒有一方真正尋求對抗乃至戰爭。(78)在偶然性危機階段,雅典和斯巴達均無利益所在。然而,隨著科林斯與科西拉對抗的升級以及科西拉投靠雅典,雅典和斯巴達的國內政治動能再次被激活,使兩國逐步卷入一場派生性危機。

  在恢復對伊庇丹努的控制后,科西拉與科林斯因偶然性危機強化的矛盾繼續升級,并迅速形成新的危機??莆骼m然獲勝但對科林斯的實力有所忌憚,他們殺光了除科林斯人以外的所有戰俘,將伊庇丹努城內除了科林斯公民以外的所有移民全部販賣為奴,試圖通過善待這些留下的科林斯人保留談判的余地,不過科林斯當局卻只想復仇??莆骼鞂ζ渌麉⑴c了科林斯聯軍的城邦予以打擊報復,以期形成震懾從而盡可能地孤立科林斯。琉卡斯和伊利斯相繼遭到蹂躪,其他科林斯殖民地也不斷遭受侵擾??屏炙谷擞痈械侥樏鏌o光,于是在公元前435年夏天再次派出艦隊保護這些城邦。雙方在留金姆尼(Leucimne)附近隔海駐扎對峙,直到冬天各自撤去。一心雪恥的科林斯斗志昂揚,大規模擴軍備戰。在兩年時間里,科林斯大造戰船,建造了城邦有史以來最大的艦隊,還重金招募經驗豐富的外國水手??屏炙故遣_奔尼撒同盟的二號成員,在希臘世界雙雄并立的格局下,斯巴達斡旋未果使科西拉的恐懼在孤立無援中不斷累積,最后只能求助雅典??莆骼埱笈c雅典結盟,危機由此升級到了派生性危機階段。

  公元前433年夏天,科西拉和科林斯的使者同時來到雅典公民大會上??莆骼拐咦灾緡c雅典素無往來,于是直接訴諸利益和恐懼,挑明兩國結盟將使海上霸主雅典擁有希臘世界的第二大海軍力量;否則,一旦科西拉敗于科林斯,雅典就要面對希臘世界排名第二和第三的海軍合二為一歸人伯羅奔尼撒同盟的局面??莆骼拐哌€提醒雅典,《三十年和約》并不禁止雅典與中立國結盟。由于在爭端中并不占理,科林斯使者則把陳述的重點放在本國與科西拉的世仇上,并著重強調雅典與科西拉結盟將帶來兩大同盟的戰爭風險??屏炙故拐哌€特別提及之前的薩摩斯事件,科林斯在雅典帝國命懸一線的情況下推動伯羅奔尼撒同盟做出了有利于雅典的決定。雅典公民大會為此爭論了兩天,國內針對斯巴達的強硬派與溫和派之爭再次被激活。(79)第一天,雅典公民大會更看重《三十年和約》所帶來的和平,拒絕了科西拉的結盟請求;但到了第二天,經伯利克里的勸說和干預,情況發生了反轉。

  伯里克利對斯巴達素無好感,他對斯巴達的尊重是基于雅典國力和希臘均勢而產生的謹慎克制。作為雅典的執政官,伯里克利無意重開與斯巴達的戰端,但他無法坐視伯羅奔尼撒同盟獲得第二、第三大海上力量,進而打破原有的希臘均勢。(80)于是在伯里克利授意下,雅典與科西拉締結了希臘世界的第一個防御性同盟,即雅典不對科西拉主動挑起的沖突負責,但將對科西拉遭遇的侵略提供幫助。這是一個明顯的防御性舉動,目標是在威懾科林斯的同時,避免直接刺激斯巴達。這也是一個明顯的折中政策,它既沒能取悅城邦內部以梅勒西亞斯(Melesias)家的修昔底德為代表的對斯巴達溫和一派,也沒能滿足以克里昂(Cleon)為代表的對斯巴達強硬一派。(81)

  締約后,雅典向科西拉派出了一支由10艘戰艦組成的艦隊,統領這支艦隊的三位指揮官中有親斯巴達的塞蒙之子拉柯代蒙尼斯(Lacedaemonius)。伯里克利還命令艦隊,除非科林斯艦隊企圖登陸科西拉領土,否則不得參加戰斗。(82)卡根認為此次行動與其說是軍事行動還不如說是外交行為,這種精心設計的外交信號類似于當前國際關系中的“最低威懾”政策,即希望以自身的實力與克制讓對手領會善意并知難而退。(83)不過憤怒的科林斯人無心去解讀雅典的信號,在完成了備戰工作后,科林斯派出了由150艘戰艦組成的聯合艦隊再次攻向科西拉。(84)此次派出戰艦助戰的城邦基本都是科林斯的殖民地,麥加拉是唯一的例外,卡根認為這是斯巴達主政的溫和派為避免沖突升級的外交結果。(85)

  抵達希波塔(Sybota)的10艘雅典戰艦在戰爭伊始并沒有采取擅長的進攻戰術,直到科西拉人敗局已定時才決定出手。雅典在戰斗中又增派了20艘戰艦,最終得以阻止科林斯的攻勢。(86)由于擔心后面還有雅典艦隊趕來增援,科林斯不得不與雅典人談判??屏炙故拐邲]有帶上象征休戰的信使杖,因為這樣將坐實其與雅典之間的戰爭狀態??屏炙箵娜绻悍奖徽J為主動撕毀了《三十年和約》,那么將可能遭到斯巴達同盟的拋棄。雅典指揮官按照伯里克利的指示告知科林斯,只要不攻打科西拉,雅典海軍不會阻止科林斯艦隊的自由??屏炙谷顺冯x前宣布,他們已經認定雅典先違背了《三十年和約》。在撤軍途中,科林斯人順路攻占了位于安布累喜阿灣口以及原先與科西拉共有的阿納克托里姆(Anactorium),隨后將自己的移民安放于此。

  伯里克利在希波塔戰役的勝利是冒著觸發大戰的危險下取得的。(87)面對科林斯的不妥協,他迅速著手準備與科林斯的戰爭。早在希波塔戰役前,伯里克利就終止了他一貫力推的大型公共工程建設,以節省開支以便應對可能的戰爭風險。(88)為了回擊科林斯撤軍過程中的軍事占領和部署,雅典在希臘西部地區的克制也在希波塔戰役后結束。雅典應阿卡納尼亞(Acarnania)人和亞哥斯人的邀請出兵趕走了來自科林斯殖民地的安布累喜阿人,阿卡納尼亞人于是成了雅典人忠實的盟友,雅典由此在希臘西部和科林斯人的勢力范圍內打入了一個可靠的楔子。雅典還派出艦隊再次介入西西里島和意大利南部的希臘城邦間政治,并接受了當地一些城邦的結盟請求,這些意味著圖利事件以來的克制政策開始逆轉。

  如同勒博發現的那樣,派生性危機是最難處理的一種危機。在這一階段的危機里,不論是科林斯還是伯里克利都決心堅定地維護本國利益,也都嘗試通過外交來避免戰爭。但縱使伯里克利做出了如此富有想象力的創舉來彌合分歧,最后仍沒能逃脫危機管理失敗的結局。

  (三)敵意合理化危機階段(公元前433年—公元前432年)

  如果伯里克利止步于此,或許他將科林斯與斯巴達區別對待的政策還有望維系,畢竟多數斯巴達人對于伯羅奔尼撒同盟以外地方的事歷來不大關心。然而,伯里克利頒布的《麥加拉法令》(the Megarian Decree)(89)和“波提迪亞通牒(Potidaea Ultimatum)”使得事態開始溢出預想范圍,危機進入敵意合理化階段。所謂敵意合理化危機是指當真正尋求和解的努力失敗以后,一方或雙方可能制造危機,試圖讓另一方看起來應負有戰爭責任。戰爭在危機出現之前就已經做出決定,此時制造危機的目的不是為了和解,而是為開戰尋找借口。(90)對于伯里克利是否已經下定了與科林斯戰爭的決心以及有意制造敵意合理化危機,古代文獻記述不一,后來的古典學家同樣存有爭議:卡爾·貝洛赫(Karl Beloch)、愛德華·梅耶(Edward Meyer)等認定雅典是戰爭發動者;卡根等人認為雅典與科西拉的結盟是防御性的,《麥加拉法令》并非影響重大,伯里克利的行為也不是求戰。(91)但無論如何,斯巴達國內蟄伏已久的強硬派確實是等到了天賜良機,他們與科林斯人一道借著伯里克利制造的危機完成了對雅典的敵意合理化,從而使斯巴達和整個伯羅奔尼撒同盟走向戰爭。

  波提迪亞是雅典通往赫勒斯滂和拜占庭地區的重要航路。在雅典越來越依賴拜占庭地區的糧食輸入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伯里克利曾多次親征來鞏固雅典在這一地區的據點。波提迪亞的特殊之處在于它既是雅典的納貢同盟者,又是科林斯的殖民地。不同于科西拉,它與母邦科林斯的關系相當融洽,每年的行政官還由科林斯派駐。由于雅典與馬其頓、科林斯已是敵人,波提迪亞若倒戈將會對色雷斯地區的其他盟友產生連帶影響,因此有必要做出先發制人的預防性部署。于是,在波提迪亞并沒有任何挑釁舉動的情況下,雅典勒令它拆毀面向大海的城墻、驅逐來自科林斯的行政官并交出一定數量的人質。站在雅典立場來看,這一舉動仍是克制的,因為如果采取突襲攻下波提迪亞的策略,必將刺激斯巴達。相反,選擇通牒至少在形式上屬于對盟邦的管理,在名義上可以規避《三十年和約》。

  波提迪亞并不愿意接受強制的“選邊站”,仍希望像過去一樣同時與兩邊維持友好。在局勢推動下,斯巴達國內溫和派和強硬派的力量對比正在起變化,強硬派繼公元前440年之后再次進入了監察官行列。波提迪亞一面去雅典游說,一面在科林斯的慫恿下遣使到斯巴達求援以備萬一。公元前432年,斯巴達的監察官擅自允諾會在雅典入侵時以兵相援。監察官的承諾既沒有經過公民大會的批準,也不是掌權的國王阿基達馬斯的態度。雅典認為波提迪亞會像過去抗議提高貢賦一樣,抗議一段時間后就接受了。但當雅典艦隊前來強制執行通牒時卻發現,波提迪亞已經暴動,并且科林斯人以志愿軍名義介入了。雅典不得不手忙腳亂地與馬其頓妥協,以便騰出手來完成對波提迪亞的合圍。兩年后,圍城大軍才攻陷波提迪亞,這場戰斗耗費了雅典大量的財政儲備。

  幾乎在同一時間,雅典還發出禁止麥加拉人使用雅典港口和進入雅典市場的貿易禁令。這一現代世界廣為熟知的經濟制裁在當時希臘世界的非戰爭年代尚不多見。很多學者認為《麥加拉法令》是避免戰爭的威懾行為,甚至其經濟傷害性也有待商榷。(92)麥加拉是唯一一個兩次參加科林斯挑起的戰爭的伯羅奔尼撒同盟成員,卡根認為,伯里克利擔心如不懲罰麥加拉無異于鼓勵更多伯羅奔尼撒同盟成員參加科林斯的戰爭冒險。(93)但如果直接對斯巴達的盟邦麥加拉采取軍事措施,則無疑是對《三十年和約》的公然違反。伯里克利再次采取了中間路線,實施技術上并不違約的貿易禁運和經濟制裁,以期能對麥加拉和其他斯巴達盟邦的未來決策產生影響?!安ㄌ岬蟻喭骸迸c《麥加拉法令》都是對科林斯的挑釁,旨在不讓科林斯獲得盟邦支持,同時避免斯巴達卷入區域沖突?!尔溂永睢肥菍δ切┡c科林斯為伍城邦的警告,而“波提迪亞通牒”則用來警示對雅典懷有二心的盟邦。

  然而,《麥加拉法令》和“波提迪亞通牒”最終將斯巴達強硬派推上了前臺。(94)在斯巴達強硬派眼里,上述行為都成了其向國內展示雅典敵意的絕佳證據。公元前432年7月,強硬派占多數的監察官邀請了對雅典強烈不滿的城邦參加斯巴達公民大會,這是唯一一次外邦受邀在斯巴達公民大會上發言。盡管強硬派在5名監察官中占據了多數,但要徹底改變多頭混合政體下的斯巴達的對外政策,仍需利用議程設置權和借助外力來扭轉形勢??屏炙乖谒锌卦V雅典的外邦中最后一個發言,發言的矛頭直指斯巴達國內的溫和派和廣大搖擺不定的中間派。(95)科林斯的發言首先把雅典長期以來的行為進行選擇性嫁接串聯,從而勾勒了一個蓄意擴展、野心勃勃的雅典形象,全然忽略了自身在近期事件中的強硬和冒險??屏炙篂樗拱瓦_框定了一個因雅典擴張而日益加劇的損失前景,斥責斯巴達行動遲緩、貽誤戰機,打擊斯巴達人的榮譽感并試圖激起其對失去盟友的恐懼。這些言論對于占斯巴達政治多數的中間派尤其是沒有經歷過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年輕人來說是有力的觸動。

  雅典也派出非官方使團來到大會現場,之所以選擇非官方形式是為了防止讓斯巴達公民大會來裁決兩個平等盟主間的糾紛,從而在聲勢上自居其下。雅典人和溫和派領袖阿基達馬斯國王試圖勸說斯巴達公民保持鎮定,先按照《三十年和約》訴諸仲裁和談判而不要急于選擇戰爭。他們都試圖告訴情緒已被煽動起來的斯巴達公民,雅典是一個不一樣的海上力量,傳統戰略和斯巴達陸上力量未必起作用,因此不要被別人的利益牽引,而應給和談一個機會。投票前,監察官斯提尼拉伊達(Sthenelaidas)總結發言,他撇開國王的勸告,宣稱雅典人威脅斯巴達的榮譽和盟友安全,要求就雅典是否是侵略者和是否違反《三十年和約》進行表決。當群情激奮的公民大會以傳統的呼喊方式進行了表決后,斯提尼拉伊達又聲稱自己不能辨明哪一方聲勢更大,要求以更明確的方式再次表決。于是,在激情被點燃的公民大會上,強硬派以明確無誤的優勢獲得了想要的結果。在一個月后的伯羅奔尼撒同盟大會上,科林斯與斯巴達強硬派的合作再次獲勝,敵意合理化危機階段以法理上的宣戰告終。

  (四)邊緣政策危機階段(公元前432年—公元前431年)

  公元前432年宣戰后,9-10月原本是作戰的最佳季節,斯巴達軍隊卻并無動靜。相反,從公元前432年8月到公元前431年3月的半年里,斯巴達陸續派出三批外交使團前往雅典。修昔底德認為斯巴達使團的目的在于繼續為戰爭尋找借口,有學者在此基礎上設想遣使和談是伯羅奔尼撒同盟大會的決定。(96)卡根則判斷派遣使團是斯巴達國內溫和派與強硬派爭取后的結果。(97)但無論是誰的決定,斯巴達強硬派的目的都是利用和談失敗逃避主動挑起戰端的指控,同時徹底切斷國內溫和派以及反戰盟邦的和平念想。三批使團在雅典和斯巴達間的互動開啟了最后的邊緣政策危機階段。邊緣政策危機是一方蓄意挑戰并試圖迫使對手放棄曾經做出的重要承諾,其典型特征是希望對手能夠退卻而非應戰。(98)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以前,邊緣政策危機的主體對象一邊是伯里克利,一邊是以阿基達馬斯國王代表的在國內已搖搖欲墜但仍試圖為和平做最后一搏的斯巴達溫和派。隨著斯巴達公民大會和伯羅奔尼撒同盟大會相繼做出裁決,斯巴達溫和派已沒有退路,只有雅典做出適當讓步才能夠幫助其在國內斗爭中立足。如果外交努力失敗,則會進一步證明強硬派政策主張的合理性。

  三批使團帶去的矛盾信息似乎反映了斯巴達國內斗爭的瞬息萬變。第一批使者利用百年前褻瀆神明的宗教事件,試圖將強硬不肯退讓的伯里克利拉下馬。該策略與之前斯巴達驅趕地米斯托克利并支持塞蒙的方式如出一轍,但對于地位穩固的伯利克里來說毫無作用,因此這更像是斯巴達強硬派有意搞砸和談的手法。第二批使者一開始要求解除波提迪亞之圍和尊重厄基那的獨立,隨后很快把訴求化約為“公開取消《麥加拉法令》以避免戰爭”。這一條件相比斯巴達公民大會和伯羅奔尼撒同盟大會的決策已是一個明顯讓步,對于雅典也更具操作性,符合斯巴達溫和派迫切需要對方讓步來穩固國內地位的訴求。第二批使者果斷地拋棄了利用斯巴達及其同盟來謀取私利的科林斯,只要求保護無辜遭殃的盟國麥加拉以挽回盟主顏面,這顯然并不過分。第三批到來的使者卻不再尋求妥協,他們空洞地要求雅典“給希臘人以自由”,這一幾乎要將雅典帝國解散的條件根本沒有談判的誠意。

  雅典人仍在為斯巴達第二批使者提出的條件怦然心動。盡管斯巴達依然拒絕仲裁,但如果撤銷針對麥加拉的制裁就可以避免大戰,在雅典多數公民也無意與斯巴達開戰的情形下,這一讓步已極大地動搖了雅典內部的政治團結。雅典公民大會為此分裂,伯里克利不得不發表演說進行規勸。他花了很大力氣向雅典公民證明《麥加拉法令》是雅典決心的證明,撤銷法令絕非無謂小事,一旦讓步將招來對方更多、更大的要求。(99)伯里克利還呈現了自己的取勝戰略規劃,他指出斯巴達人的資源和國力支撐不起與依托城墻和海軍的雅典進行長期較量,最終會率先妥協。當伯里克利借口雅典法律禁止撤銷已刻在石板上的法令時,第二批斯巴達使者甚至都為他想好了解套的方式——“把石碑倒過來即可”。然而,此時的伯里克利堅持他在這場邊緣政策危機中的訴求,即等待斯巴達強硬派無奈接受第三方仲裁。按照伯里克利的話說:“在試圖以法律形式解決以前,一個平等者以命令的形式向其鄰邦提出的任何要求,不論這些要求是大是小,其意圖都只有一個,那就是要我們接受他們的奴役?!?100)

  諷刺的是,公元前431年3月,正當伯里克利與斯巴達溫和派相互考驗意志和決心時,戰爭以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開始了。數百名底比斯人在一個烏云籠罩的夜晚趁黑偷偷溜進了小城普拉提亞,以這樣不光彩的方式開啟了長達27年、毀滅了古希臘“黃金時代”的大戰。(101)這一公然違背了《三十年和約》的行徑使得仍在為和平做最后努力的斯巴達溫和派意識到留給斯巴達的選項只能是要么派出步兵,要么為其盟邦底比斯的魯莽行動賠禮道歉。(102)在注重榮譽的古希臘社會,緊張的國際和國內壓力使斯巴達仍在臺面上的溫和派主動為盟友行為道歉的政治空間幾乎不存在。在國內壓力和榮譽感等因素的驅使下,阿基達馬斯國王不得不在公元前431年5月領兵進攻阿提卡。

  五、結論

  外交政策始于國內,任何過程研究都必須打開國家的黑箱。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的原因是外交史上的一大難題,脫離(城邦)國家內部歷史的外交研究不可能不造成嚴重的曲解。(103)通過聚焦雅典和斯巴達內部形成的對外政策派系,不難看到,兩強內部各自強硬派總是在客觀上彼此互送彈藥,以便戰勝各自的溫和派;而溫和派的暫時成功往往最終引起失望,從而進一步增強強硬派的勢力,成為戰爭爆發深刻的國內政治動能。(104)修昔底德盡管沒有提出“雙層博弈理論(two-level game theory)”,卻在2400多年前的著作中深入刻畫了這種決策圖景。打開(城邦)國家黑箱有助于補足現有強調恐懼或同盟等過程機制解釋的不足。由于國內決策群體不是理性的單一個體,有些人會感到恐懼,有些人會擔心被盟友拋棄,有些人則不以為意。在確認因果機制時,需要用國內政治動能的視角去確證、揭示究竟是持哪一種政策主張的群體在國內競爭中獲得了決策權。套用修昔底德對于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的區分法,強調恐懼或是同盟的過程機制只是一種表象機制,國內政治動能機制才是根本的過程機制。

  盡管對雅典和斯巴達的戰爭責任認定持有不同立場,但卡根等古典學家都不約而同地根據對外政策立場的強硬與溫和對城邦內部派系進行區分。國內政治解釋是對外決策分析的一個重要層次,這一層次涵蓋了諸如政體、文化、階級和領導人等因素。修昔底德描繪了不少慘烈的城邦內派系斗爭,例如伊庇丹努、科西拉、普拉提亞以及戰爭后期的雅典等。這些斗爭與城邦的對外政策緊密交織,以至于城邦內部的“背面戰場”成為修昔底德戰爭敘事的第二條主線。(105)然而,本文并非追溯到經濟基礎的結構機制,(106)而是特定群體的認知和偏好導致對外政策的因果機制。沿著這條國內政治動能的解釋路徑,還應該追問這些認知和經驗從何而來以及如何塑造了參與決策群體的不同認知和偏好。比如,斯巴達溫和派之所以傾向和平,是因為他們對于雅典的實力特別是海軍實力有著更準確的理解,對于戰爭的代價和毀滅性有著更深的認識:而強硬派相信短期內取得決定性勝利是可能的,其對于雙邊和各自同盟相對實力的理解是錯誤的。(107)這種認知分歧與經驗有關,阿基達馬斯國王和伯里克利的審慎立場明顯受到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影響。(108)顯然,對于決策群體認知和偏好的由來和分化,還需要繼續從政治心理學的角度來深化研究,以建構起一套完整的國內政治動能解釋理論。

  不管是古希臘世界還是今天,任何社會里能夠操控且持續關心對外政策的永遠是少數精英,長期接觸對外政策的精英往往有著較為固定的立場和觀點。居于對外政策立場光譜中間的群體盡管占據多數,但往往因缺乏興趣、信息、知識、時間或平日不太關心對外政策問題。一旦出現外交危機和國際結構壓力收緊,占據多數的中間派將是溫和派與強硬派爭取的對象,國內政治結構上的變化因此成為危機走向的最后決定因素。雅典和科林斯之間的危機既是斯巴達溫和派和多數公民眼中的派生性危機,也是斯巴達強硬派期盼已久的敵意合理化危機。當溫和派和強硬派爭奪激化時,中間派出于理性判斷、個性使然或情緒沖動必然產生分化,而中間派分化后的流向決定了最終勝出的派系。勒博關于危機類型的劃分依然是一種國家黑箱化視角。對于危機研究來說,國際危機某種程度上也是國內危機,有必要聚焦國家內部針對特定問題的強硬/溫和派系的形成及其消長。在走向伯羅奔尼撒戰爭的“五十年危機”時期,可以發現雅典與斯巴達的和平取決于兩國溫和派是否能夠執政。危機則往往導致雙方國內強硬派的抬頭,甚至有時危機就是強硬派蓄意制造的,而當兩國強硬派同時掌握各自國內政局時,戰爭就變得很難避免。

  伯羅奔尼撒戰爭是一場距今將近2500年之遙的歷史事件,遺留下來的史料非常有限。古典學家所做的研究本質上都是在史料允許的范圍內以各自的時代問題重構歷史,如卡根所言,每一代人都需要為自己著史,因為每一代人都帶著不同的時代問題在審視歷史。(109)在有限史料和古典學家研究成果許可的范圍內,本文以國內政治動能的視角重組了那段歷史。如果在現有的條件下把這段歷史發展成建立在可能性猜測基礎上的普遍解釋理論,再回過頭來回答“陷阱論”所指示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成因問題,這只會導致研究方法上的循環論證,反而損害理論的科學性。本文通過國內政治動能框架來完成微觀機制的抽象提煉和理論構建,有助于“修昔底德陷阱”作為一個有古典學依據的理論解釋機制進一步發展和完善。

  注釋:

 ?。?)唐納德·卡根著,陸大鵬譯:《伯羅奔尼撒戰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引言”,第IV頁。

 ?。?)Jonathan Kirshner,"Offensive Realism,Thucydides Traps,and the Tragedy of Unforced Errors: Classical Realism and US-China Relations,"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Vol.1,No.1,2019,pp.52-55; Jonathan Kirshner,"Handle Him with Care:The Implication of Getting Thucydides Right," Security Studies,Vol.28,No.3,2018,pp.18-21;張曉通、郝念東:《“修昔底德陷阱”還是“艾利森陷阱”?——兼論中國的應對之策》,載《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學報》,2020年第1期,第17-19頁;陳村富:《古希臘有過“修昔底德陷阱”嗎?——艾利森教授造假背后之“圈套”》,載《南國學術》,2020年第3期,第356-363頁。

 ?。?)Thuc.I.23.6.根據西方古典學的學術規范和慣例,本文對修昔底德所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引注直接標注原文編碼。比如在“Thuc.I.23.6”中,“Thuc.”為“Thucydides”的縮寫,指其所著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羅馬數字“I”指第一卷,第一個數字“23”指第23自然段,如有第二個數字如“6”指該段的第6句話。章節位置參考的是徐松巖依據克勞利版本所譯的中文版。在文句翻譯上,更多參考的是謝德風根據華爾納英譯本的翻譯?!癉iod.”指代狄奧多羅斯的《歷史叢書》,“Hdt.”指代希羅多德的《歷史》,“Plut.”指代普魯塔克的《名人傳》,后續第一個數字代表卷次,第二個數字代表節次。參見修昔底德著,徐松巖譯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詳注修訂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修昔底德著,謝德風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狄奧多羅斯著,席代岳譯:《希臘史綱》(全五卷),北京:文化發展出版社2019年版;希羅多德著,徐松巖譯注:《歷史:新譯本》,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7年版;普魯塔克著,席代岳譯:《普魯塔克全集》,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7年版。

 ?。?)Graham Allison,Destined for War: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7.

 ?。?)潘蓉、肖河:《尚未觸發的“修昔底德陷阱”與美國對華政策》,載《國際論壇》,2020年第2期,第93頁。

 ?。?)蔣建忠:《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因果機制:內涵、作用與挖掘》,載《前沿》,2016年第7期,第19頁。

 ?。?)肯尼思·華爾茲著,信強譯:《國際政治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頁。

 ?。?)劉驥:《社會科學為什么要找因果機制——一種打開黑箱、強調能動的方法論嘗試》,載《公共行政評論》,2011年第4期,第51頁。

 ?。?)潘蓉、肖河:《尚未觸發的“修昔底德陷阱”與美國對華政策》,載《國際論壇》,2020年第2期,第95頁。

 ?。?0)時殷弘:《巨變與審慎:論對外戰略問題》,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61頁。

  (11)Arthur Waldron,"There Is No Thucydides Trap," http://supchina.com/2017/06/12/no-thucydides-trap/,訪問時間:2020年6月16日。

  (12)Arthur Stein,"Respites or Resolutions? Recurring Crises and the Origins of War," in Richard Rosecrance and Steven Miller,eds.,The Next Great War:The Roots of World War I and the Risk of U.S.-China Conflict,Cambridge:The MIT Press,2014,p.14.

  (13)理查德·內德·勒博著,趙景芳譯:《和平與戰爭之間:國際危機的性質》,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7頁。

  (14)“時間點命題”源自卡根的一段話:“人類社會中某些看似明顯的選擇會因為之前發生的事件而成為不可能,有時又會因此而變得更為可能。因為在戰爭爆發之前,肯定有那么一個時間點,從那個時間開始,時間的進程已經沒有辦法改變,戰爭成為必然。在那個時間以前,人們是可以做出決定改變事件進程的?!眳⒁奃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9,p.4。

  (15)理查德·內德·勒博:《和平與戰爭之間:國際危機的性質》,第25-116頁。

  (16)理查德·內德·勒博:《和平與戰爭之間:國際危機的性質》,第1-4頁;Richard Ned Lebow,"Play It Again Pericles:Agents,Structures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No.2,1996,p.231; Richard Ned Lebow,"Thucydides,Power Transition Theory,and the Causes of War," in Richard Ned Lebow and Barry Strauss,eds.,Hegemonic Rivalry:From Thucydides to the Nuclear Age,Boulder:Westview Press,1991,p.125; 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3,p.345。

  (17)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4;熊文馳:《“五十年危機”:戰爭何時“必然”到來?》,載《外交評論》,2013年第5期,第2頁。

  (18)理查德·內德·勒博:《和平與戰爭之間:國際危機的性質》,第2頁;肯尼思·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第76頁。

  (19)Arthur M.Eckstein,"Thucydides,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and the Foundation of International Systems Theory,"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Vol.25,No.1,2003,pp.757-774; James Lee,"Did Thucydides Believe in Thucydides' Trap?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and Its Relevance to U.S.-China Relations,"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Vol.24,No.1,2019,pp.70-75;歐文著,戴智恒譯:《修昔底德筆下的人性》,北京:華夏出版社2015年版,第42-49頁;陳玉聃:《人性、戰爭與正義:從國際關系思想史角度對修昔底德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2-78頁;陳玉聃:《戰爭始于何處?——修昔底德的闡述與國際關系學界的解讀》,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8年第10期,第78頁;晏紹祥:《雅典的崛起與斯巴達的“恐懼”:論“修昔底德陷阱”》,載《歷史研究》,2017年第6期,第111頁。

  (20)何元國:《“修昔底德陷阱”:一個站不住腳的概念》,載《安徽史學》,2020年第2期,第124頁;任曉:《國際關系學的“去歷史化”和“再歷史化”——兼疑“修昔底德陷阱”》,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8年第7期,第142-154頁。

  (21)Charles Maier,"Thucydides,Alliance Politics and Great Power Conflict," in Richard Rosecrance and Steven Miller,eds.,The Next Great War:The Roots of World War I and the Risk of U.S.-China Conflict,p.95; Arthur M.Eckstein,"Thucydides,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and the Foundation of International Systems Theory," pp.768-774.

  (22)Graham Allison,"The Thucydides Trap," in Richard Rosecrance and Steven Miller,eds.,The Next Great War:The Roots of World War I and the Risk of U.S.-China Conflict,p.77;伯里著,陳思偉譯:《希臘史II》,長春:吉林出版社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5年版,第476頁;潘蓉、肖河:《尚未觸發的“修昔底德陷阱”與美國對華政策》,載《國際論壇》,2020年第2期,第94-97頁;保羅·卡特利奇著,梁建東等譯:《斯巴達人:一部英雄史詩》,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版,第133頁。

  (23)相關研究可參見何元國:《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原因論探微》,載《歷史研究》,2017年第6期,第135-139頁。

  (24)古典學家常用術語“pentekontaetia”,也可譯為“五十年紀”“五十年敘事”,指始于公元前480年波斯第二次入侵到公元前432年斯巴達公民大會之間約半個世紀的時期。

  (25)李雋旸:《恐懼抑或默許——斯巴達戰前海洋戰略再考》,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7年第3期,第108-123頁;熊文馳:《“五十年危機”:戰爭何時“必然”到來?》,載《外交評論》,2013年第5期,第4-13頁。

  (26)Richard Ned Lebow,"Thucydides,Power Transition Theory,and the Causes of War," pp.128-129; 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345-346;喬治·格羅特著,晏紹祥、陳思偉譯:《希臘史:從梭倫時代到公元前403年》(上冊),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774、785-786頁。

  (27)雅典與斯巴達爆發過兩次大戰,第一次發生在公元前461年至公元前446年,第二次爆發于公元前431年,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實際上記錄的是第二次戰爭。因為修昔底德著作聲名遠揚,人們通常以“伯羅奔尼撒戰爭”指代第二次戰爭。

  (28)潘蓉、肖河:《尚未觸發的“修昔底德陷阱”與美國對華政策》,載《國際論壇》,2020年第2期,第97頁。

  (29)喬治·格羅特:《希臘史:從梭倫時代到公元前403年》(上冊),第786頁;理查德·內德·勒博著,陳鍇譯:《國際關系的文化理論》,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142頁。

  (30)Thuc.I.75.2-5;喬治·格羅特:《希臘史:從梭倫時代到公元前403年》(上冊),第773頁。

  (31)Lawrence Freedman,Strategy:A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p.33;理查德·內德·勒博:《國際關系的文化理論》,第142頁。

  (32)G.E.M.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War,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2,pp.89-210;晏紹祥:《雅典的崛起與斯巴達的“恐懼”:論“修昔底德陷阱”》,載《歷史研究》,2017年第6期,第114-12l頁。

  (33)有關兩大同盟各自的形成及其運行機制的介紹參見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9-48; G.E.M.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101-124;N.G.L.哈蒙德著,朱龍華譯:《希臘史:迄至公元前322年》,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253-257、300-303、395-402頁;伯里:《希臘史II》,第394-396、404-410頁;喬治·格羅特:《希臘史:從梭倫時代到公元前403年》(上冊),第593-607、775頁;任軍鋒:《帝國的興衰:修昔底德的政治世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版,第117-121頁;祝宏?。骸豆糯拱瓦_政制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版,第139-145頁。

  (34)Charles Maier,"Thucydides,Alliance Polities and Great Power Conflict," in Richard Rosecrance and Steven Miller,eds.,The Next Great War:The Roots of World War I and the Risk of U.S-China Conflict,pp.95-96.

  (35)祝宏?。骸锻苏闻c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發生》。載《史林》,2019年第5期,第173頁。

  (36)Glenn Snyder,"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Vol.36,No.4,1984,pp.461-495.

  (37)Lawrence Freedman,Strategy:A History,p.32; Richard Ned Lebow,"Thucydides,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Causes of War," p.129.

  (38)Jonathan Kirshner,"Handle Him with Care:The Implication of Getting Thucydides Right," p.17; G.E.M.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67-68,p.70,pp.100-101,p.200; 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26.

  (39)彼時的希臘世界呈現兩極格局,在兩大同盟以外的力量中,斯巴達與宿敵亞哥斯的和約離期滿尚遠,在兩強關系融洽時,亞哥斯也沒有動力主動招惹斯巴達;在伯羅奔尼撒同盟以內,對斯巴達現行的溫和雅典政策不滿的只有實力弱小的厄基那和麥加拉。因此,科林斯無法像公元前421年那樣使其退出斯巴達領導的伯羅奔尼撒同盟的威脅具有切實的可信性。參見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292。

  (40)Thuc.V.17.2.

  (41)理查德·內德·勒博:《和平與戰爭之間:國際危機的性質》,第11頁。

  (42)理查德·內德·勒博:《和平與戰爭之間:國際危機的性質》,第270、392-393頁。

  (43)陳村富:《古希臘有過“修昔底德陷阱”嗎?——艾利森教授造假背后之“圈套”》,載《南國學術》,2020年第3期,第356-363頁;錢乘旦:《撥開“修昔底德陷阱”迷霧》,載張鐵柱、陶德言主編:《強國策: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16年版,第224-225頁。

  (44)羅伯特·吉爾平著,宋新寧等譯:《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0-131頁。

  (45)Hdt.5.63-76; G.E.M.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167;N.G.L.哈蒙德:《希臘史:迄至公元前322年》,第301頁。

  (46)Hdt.8.42-44;伯里:《希臘史II》,第323-325、388頁。

  (47)Plut.Them.4,7-8,10-20;伯里:《希臘史II》,第332-338、396頁。

  (48)Hdt.9.106.

  (49)Hdt.9.114-119;伯里:《希臘史II》,第354-355、394頁。

  (50)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31;伯里:《希臘史II》,第388-389頁。

  (51)G.E.M.de Ste.Croix, 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173-178.

  (52)Thuc.I.22.4; Thuc.III.82.2.

  (53)Thuc.I.94.

  (54)喬治·格羅特:《希臘史:從梭倫時代到公元前403年》(上冊),第561-564頁;伯里:《希臘史II》,第390-392頁。

  (55)Diod.11.46-47.

  (56)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35-38.

  (57)G.E.M.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89-97;N.G.L.哈蒙德:《希臘史:迄至公元前322年》,第405頁。

  (58)G.E.M.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169-170; 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52.

  (59)祝宏?。骸豆糯拱瓦_政制研究》,載《史林》,2019年第5期,第153-159頁。

  (60)Diod.11.50; 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3;李雋旸:《恐懼抑或默許——斯巴達戰前海洋戰略再考》,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7年第3期,第108-115、121頁;N.G.L.哈蒙德:《希臘史:迄至公元前322年》,第407頁。

  (61)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51;伯里:《希臘史II》,第392頁。

  (62)Diod.11.54; Plut.Cim.16; G.E.M.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172-173; 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54.

  (63)G.E.M.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173,p.178;伯里:《希臘史II》,第411-412頁。

  (64)保羅·卡特利奇:《斯巴達人:一部英雄史詩》,第12l頁。

  (65)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52-55.

  (66)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59-61;保羅·卡特利奇:《斯巴達人:一部英雄史詩》,第121頁;祝宏?。骸豆糯拱瓦_政制研究》,載《史林》,2019年第5期,第152頁。

  (67)有關塞蒙帶領的雅典軍隊被單獨驅逐這一事件,修昔底德本人并未提及國內政治原因,古典學家則多強調兩個城邦內因對外政策分歧形成的派系政治因素。Thuc.I.102.1-4; Plut.Cim.16-17; 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71-74; G.E.M.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172,p.179;保羅·卡特利奇:《斯巴達人:一部英雄史詩》,第129頁;N.G.L.哈蒙德:《希臘史:迄至公元前322年》,第457頁;伯里:《希臘史II》,第414、424頁。

  (68)唐納德·卡根:《伯羅奔尼撒戰爭》,第18頁。

  (69)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86.

  (70)從斯巴達事后對主帥的懲罰來看,普魯塔克認為是國王和其顧問收受了伯利克里的賄賂才撤軍。但圣·克魯瓦認為賄賂是否存在并不關鍵,更重要的是對雅典的外交政策立場和國內政治因素。參見Plut.Per.22; G.E.M.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197-200。

  (71)Plut.Per.23; 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83.

  (72)Plut.Per.28.

  (73)G.E.M.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205.

  (74)理查德·內德·勒博:《和平與戰爭之間:國際危機的性質》,第26頁。

  (75)古希臘殖民地與現代國際關系史上由大航海開啟的殖民地并不相同,古希臘殖民者的祖國也并非現代國際關系史上使用的“宗主國”一詞,而被稱為“母邦”。古希臘殖民地雖然是由母邦設立的,但設立的目的是為了殖民者的利益,而不是為了母邦人的利益。殖民者往往沿襲家鄉的政治制度,與母邦進行貿易,在母邦的節日里祭祀與母邦同樣的神靈。在遇到麻煩時,一方可能會向另一方求助,但這并不屬于義務。多數殖民地與母邦關系友好,科林斯與科西拉是個例外。參見唐納德·卡根等著,袁永明等譯:《西方的遺產》(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頁。

  (76)Thuc.I.26.3.

  (77)科林斯出動了30艘戰船和3000重裝步兵。麥加拉出動戰艦8艘、琉卡斯10艘、安布累喜阿8艘、埃彼道魯斯5艘、賽法倫尼亞4艘、特洛森2艘、赫邁俄尼1艘。另有伊利斯、底比斯和弗里阿斯出資襄贊。

  (78)理查德·內德·勒博:《和平與戰爭之間:國際危機的性質》,第48頁。

  (79)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242.

  (80)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241.

  (81)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242.

  (82)伯里克利任命塞蒙之子拉柯代蒙尼斯統帥這支艦隊既有外交信號上的價值,也被認為是對國內溫和派的算計。參見Plut.Per.29; 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243-245。

  (83)唐納德·卡根:《伯羅奔尼撒戰爭》,第40、43頁。

  (84)科林斯派出90艘戰艦、伊利斯10艘、麥加拉12艘、琉卡斯10艘、安布累喜阿27艘、阿納克托里姆1艘。

  (85)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265-266.

  (86)增派這20艘戰艦是雅典內部強硬派與溫和派政治斗爭的結果,但科林斯人不知道后續將沒有新的戰艦趕來增援。參見Plut.Per.29; 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248。

  (87)N.G.L.哈蒙德:《希臘史:迄至公元前322年》,第503頁。

  (88)Donald Kagan,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251-252; Plut.Per.13-14.

  (89)歷史上存在不止一個《麥加拉法令》,與伯里克利相關的就有兩個。圣·克魯瓦考證了全部四個,卡根認為伯里克利可能頒布過兩個時間相隔不遠的《麥加拉法令》,這里只討論與修昔底德著作直接相關的法令。參見G.E.M.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226-227。

  (90)理查德·內德·勒博:《和平與戰爭之間:國際危機的性質》,第27、46頁。

  (91)Diod.12.38; Plut.Per.17,29; 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254-272; G.E.M.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254-261.

  (92)G.E.M.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256-257.

  (93)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265-266.

  (94)Donald Kagan,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269,p.285.

  (95)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286-292.

  (96)Thuc.1.126.1; Giovanni Parmeggiani,"How Sparta and Its Allies Went to War:Votes and Diplomacy in 432-1 B.C.," Historia,Vol.67,No.2,2018,pp.244-255.

  (97)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307.

  (98)理查德·內德·勒博:《和平與戰爭之間:國際危機的性質》,第69頁。

  (99)Thuc.I.140.4-5; Thuc.I.141.1.

  (100)Thuc.I.141.1.

  (101)唐納德·卡根:《伯羅奔尼撒戰爭》,第1、76-77頁。

  (102)維克托·戴維斯·漢森著,時殷弘譯:《獨一無二的戰爭:雅典人和斯巴達人怎樣打伯羅奔尼撒戰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頁。

  (103)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reface," p.viii.

  (104)時殷弘:《兩強關系穩定的條件與穩定終告傾覆的趨勢:三大歷史范例的動能透視》,載《當代美國評論》,2020年第2期,第57頁;時殷弘:《巨變與審慎:論對外戰略問題》,第163頁。

  (105)任軍鋒:《帝國的興衰:修昔底德的政治世界》,第100-106頁。

  (106)張廣生:《伯羅奔尼撒戰爭與“修昔底德陷阱”問題》,載《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第20-25頁。

  (107)Richard Ned Lebow,"Play It Again Pericles:Agents,Structures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 p.252.

  (108)Thuc.I.80-81; Thuc.I.141-142.

  (109)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reface," p.vii

作者簡介

姓名:莫盛凱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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